在我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重仕轻商”思想，以至于正史一直没有商人的地位。尽管这种思想长期制约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从早先秦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简单商品经济，到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再到明清事情商帮的出现，显示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源远流长。
商帮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他在商业中起到的作用就是信息交流，资源整合，更好地促进了商业的快速发展。明清时期形成了陕、晋、徽、鲁、闽、粤、宁波、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实力比较雄厚。
前些年，人们通过一些影视剧，对晋商和徽商都比较了解。今天我给大家说说十大商帮中的陕西商帮，曾是十大商帮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也是衰落最早的商帮。
明朝，政府为了巩固国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税”、“布马交易”等政策。利用这些国策，陕商迅速崛起。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曾说“商之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明朝的顾炎武也曾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力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当时陕商给人的形象就是“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明清十大商帮，唯陕西商人是依靠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当时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是：陇、青、川、陕、蒙、藏。
明朝时期，应该是陕西商帮的鼎盛时期，当时涌现出了一批大商巨贾。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文学史上明代“前七子”康海。康海是状元出身，后因朝廷斗争被罢官，一怒之下下扬州经商，后成为巨贾。扬州有名的“康山草堂”就是康海所建。因风景绮丽，装饰豪华，乾隆皇帝几次下扬州曾在这里驻跸。
扬州是许多陕西商人发家致富的起点，扬州的许多著名建筑和名胜古迹都是陕西商人捐资修建的。如扬州大明寺的大雄宝殿、蜀岗等。陕西商人在扬州赚到钱后，受到扬州奢华生活的影响，把赚来的银子用于奢侈消费，挥金如土，狼藉高粱，衣服马车动辄十万，有的以银子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随风扬去，飘荡于沿江草树之间，以此取乐。
扬州对陕西商人来说，是成也萧何败萧何。明代弘治以后，徽商的势力迅速在扬州崛起，压倒了陕商。山西商人开始和陕西商人貌合神离。入清以后，陕西商人在扬州迅速衰落，陕西商人是带着对扬州无限眷恋、无可奈何的心情离开了这个曾经是自己发迹地、醉生梦死、风花雪月的地方，走向四川，寻找新的发展地。
四川文人曼因曾在自己的著作《自流井》一书中记载过几则陕西商人在四川创业的故事。四川自贡的井盐业基本都是陕西商人开发的。嘉庆年间，嘉庆皇帝的一道上谕中说：“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
清代，川中经张献忠战乱，人口稀少，大量陕西人移肯四川，当时川北各地基本都是山西人，连清初的成都也以陕西人居多，现在成都还有一个陕西街，陕西会馆等。在修建陕西会馆时，还有一段故事。当时陕西人把四川的银子都运走了，当地人很不服气，就以防止风水外泄为由，指定陕商只能在一处低洼地方盖会馆，并不许东当地一锨土，以此为难陕商。陕商不为所动，硬是回到自己的故乡陕西同州府（今陕西渭南），背来一口袋一口袋陕西黄土，经千里蜀古道，在当地盖起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陕西商人入川贩盐的过程中，又创造了中国国酒“茅台酒”。当时贵州怀仁县茅台村是陕商贩盐的水陆码头，陕商用船将盐巴运到茅台村，上岸用骡马驮至贵阳，故茅台村秦商汇集，叫做“盐走赤水河，秦商聚茅台”。就在这个茅台村，一家陕西刘姓人开的烧酒作坊出的酒成了后来名震海内外的茅台酒。
入川的陕西商人不仅开盐井，办烧坊，同时在四川南部贩茶，“西南边茶”从明到清500年几乎被陕商垄断。西南边茶，就是把川北雅安、灌县、名山、洪雅的茶运到康定，然后贩运到四川松潘、西藏，换取藏民的马匹和其他产品，历史上叫做“五属边茶”。当年经营“五属边茶”的主要是陕西商人。
在明清两代的500年里，陕西商人大量贩运江南的标布、湖北的土布、河南的颖布到西北各地，明代的西北天气高寒，物产不丰，棉花种植有限，而纺织技术尚未北传，西北市场对布匹的需求量巨大。边防军需要布匹，布马交易需要布，明代的西部地区是中国棉布最广阔的市场。而明代棉布的主要产地在江南苏松嘉杭一带，这些江南的标布就是陕西商人贩运到西北的。进入清代以后，陕西商人一般不再去江南贩运标布，而是转销鄂豫的府布。
在西北市场上垄断皮货贸易的仍然是陕西商人。陕西商人所以被叫做“西商”，就是因为他们穿着老羊皮袄，做皮货生意，一身羊膻气，所以徽商才污蔑山陕商人是：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陕西皮货商们几乎支起了陕西经济的半壁江山，陕西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皮货生意而被冠以“西商”名号的。
清代陕西商人皮货贸易的兴盛，应有陕西回民商人的一份功劳。陕西回民商人精于皮革熟制技术，他们聚居在西安、长安及渭北各县，成为陕西硝制皮货的主要技术力量，并且随着他们四处迁徙经商，还把皮货贸易及其硝制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
当这些陕西商人通过贩盐、贩茶、贩布匹，皮货交易、开当铺、票号发财致富后，遵照陕西人传统观念“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高房大院，使渭北川道在陕甘回民起义前，这种高房大院、深宅巨户到处都有。如今，躺在关中民俗博物院以及散落在渭北农村的深宅大院，其规模布局并不比今日山西的大院逊色。他们如今继续诉说着主人当年的辉煌。
纵观这些曾富甲一方、翻云覆雨弄潮商海的巨室大族的兴衰历程-----因穷经商起家，因商致富，富而不思进取，终而没落。这些陕西商人的内在不良素质，再加上陕甘回民起义的打击，陕西商人不仅大量的资本耗散殆尽，而且还要重建家园。清代后期，陕西兵荒马乱20余载，商人们“新畴已费，日藏旋空，掠搜既颇，避移无所”，民众“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刀兵，半死疫疠”。
陕西商人经战乱洗劫，各商号家园遭遇毁灭性打击。“地既残破，富者执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陷入“既不能招来外商，更无人贩运”的困顿境地，在内藏悬磬、外资耗散的窘境下，错失借优化资本投资去改变衰落命运的良机，反而困守黄土地，沦落为在皇天后土里足踏手耕的农民。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陕西扰乱数十年，清初王辅臣之变，闹成十室九空。康乾两朝的西征，陕西首当其冲的运输军需。咸同年间，回民起义，千里无烟，鸡犬甚少声，异族侵凌，杀人流血的惨剧遍演关中，接着光绪辛丑、庚子第二次大饥荒，饿殍遍野。民国后，战争靡已，陕西的元气，早已剥夺无余。这也是陕西商帮渐渐衰落的社会原因。
是非成败转头空，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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