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散文是中国传统散文的一个历史发展，它在思想内容上，语言文风上都适应了清代统治者的需要，其雅洁通畅的特色，对矫正明末清初文风，促进散文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影响所及，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
桐城文庙
在桐城派的极盛期，有两位不同于桐城派的散文家，这就是章学诚和袁枚。近代散文指清代道光（1821 · 1850）年间至“五四"前夕的古文。这个时期总的情况仍是桐城派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散文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道光以后，时代危机日趋严重，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经世之文相继出现，古文出现了新趋向。
包世臣（1775、1855）首先起来反对抽象的载道之文，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其散文大多关切时务政事，深切著明。魏源（1794、1857）主张文章要联系社会实际，要切于实用，表现了政治家、实务家的特点。其文章多与时务政事之兴革有关，洞悉事情，叙事清晰，说理透辟，文字洗炼，形成清道隽峭的特色，与桐城派异趋。龚自珍（1792以841）主张文学和政治必须统一起来。他写了许多极富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政论文《明良论》、讽刺寓言小品《病梅馆记》等。其文直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语言风格活泼多样，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排，瑰丽中有古奥，大别于桐城派，开古文之新风气。这些经世文派的文章，打破陈规，为清代散文之一大变化，开近代散文之先河。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冯桂芬、王韬等对桐城派提出尖锐批评，主张文章社会化，否定桐城派的“义法"。把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的是曾国藩。曾国藩（1811 872）推崇姚鼐，宣扬桐城派古文，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中兴"局面。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对桐城派又有所改革，他矫正了桐城派脱离实际、追求闲雅的倾向，使古文较有内容，较有气势，为桐城派古文打开了僵局，曾国藩利用桐城派，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颇受当时统治者的支持。
曾国藩
首先打破桐城派“中兴"局面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1858一 1927）无视古文之传统程式，而又取其所长。其文多政论，直抒己见，证据古今，奔放流畅，无意不达，实开梁启超 “新文体"之先路。谭嗣同（1865、 1898）否定桐城派，寻求新文体。其散文从学习骈体文中来，句法严谨整洁，沉博绝丽，然明显表现出通俗化的倾向。梁启超（1873一1929）提倡“文界革命"，尝试过“语文合一"，大胆突破传统古文的束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其散文平易畅达，时杂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挥洒，不加检束，号为 “新文体"。《谭嗣同传》、《少年中国说》等为代表作。他的新体散文是对传统古文的一次猛烈冲击，为清末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如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多用白话体为文，为促成文体的根本变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梁启超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积极进行文体改革的同时，桐城派及其他传统古文派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林纾和章炳麟严复（1853 · 1921）的散文突破了桐城派的局限，能结合新事物来表达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思想，特别是用先秦诸子和桐城派古文笔调翻译了《天演论》，当时引起颇大反响。但他坚持所谓严谨的古文格调，反对通俗化，最终走向了新文化运动的反面。章炳麟（1869一1936）亦以古奥难懂之文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鼓吹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的古代散文发展到近代，显然已无法适应时代的急剧变化和新的现实生活需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实用、通俗为主要特征的新体散文进一步发展，大量白话文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终于过渡到了“大众化"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兴起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标志着语、文分离的传统古文对文坛长期统治的结束，划出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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