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五篇）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终于迎来了开机典礼。
1986年6月的一天，北京晴空万里。《末代皇帝》摄制组召开盛大开机典礼和记者招待会，地点设在北影仿清建筑群中所搭建的醇亲王府院落的实景中。贝尔托鲁奇带领全体主创人员坐在搭建的三层阶梯式座椅上亮相，其中还包括了《我的前半生》作者之一李文达和溥仪的亲弟弟溥杰。他们的对面是100多位中外记者。
在《末代皇帝》开拍仪式后，溥仪的演员尊龙与溥仪的弟弟溥杰交谈
首先制片方向记者们介绍了所有主创人员和来宾，包括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的负责人。然后贝尔多鲁奇向媒体做了简短的发言，然后针对记者的提问，做了详细的解答。
由于时间较长，坐在正中间位置的溥杰可能由于年岁太高的缘故，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睡着了。
我由于机器里只有可怜的一点点胶片头，无法拍摄大段导演的演讲，在拍摄完几个重要人物的亮相镜头后，我把机器收起来撤到了场景后部的过道区。
这时，只见北京饭店厨房来了几位服务员，他们搬来了几箱香槟酒，准备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供给大家举杯庆贺。
然而，不幸的是，拍摄场地设施非常简陋，没有正规桌子。他们就找了两条临时钉的长条简易板凳，把一个招待所的床板架在上面，然后铺上一层雪白的桌布，再把上百个玻璃高脚杯码放在上边，打开香槟酒瓶儿，把每个杯子都倒满了金色的酒水。
北京饭店的男服务生们正在忙碌着准备香槟酒
正当他们刚折腾完毕，我推着放有七八个摄影箱子的手推车进了这个空间不大的过道。由于要过一道门槛儿。我使劲一推，小推车倒是过去了，没想到直冲那摆满酒杯的临时桌子撞了过去。由于小车上装了100多公斤重的设备，惯性很强，我一把没拉住，只听哐当一声，车轮撞到了那个临时钉的板凳腿上，一下子就把满桌酒杯全都翻到了地上。
只见那几位身着晚礼服，领口扎着黑蝴蝶结正排成一排等待上酒的服务员的表情，从一脸的轻松的笑容立马转成目瞪口呆的满脸惊叹号！
我一看也立马傻了眼，这可是马上要送到前面去庆贺的香槟酒啊。没想到全都让我撂到了地上，只见满地的金色液体横流和破碎的酒杯，真把我吓得不轻。
我的脑海里下意识地闪现出某一个主管会闪现出来暴跳如雷地开骂，我得不住地说：“SORRY 和对不起!”然而,令我意外的是，那些彬彬有礼的服务员们二话没说，马上蹲下来收拾一地的碎玻璃杯子。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北京饭店服务员，遇事不慌，接着又端出来预备的新杯子，很快就把残局收拾好了。不知以前是否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好像他们早有应对方案。
我所预感的尴尬局面并没有出现，开始我还有点奇怪，后来仔细一琢磨，北影院里那是我的地盘。无论是洋人，还是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的，还是各路记者，他们都是外来的,我才是真正的主人。再说他们码放酒桌的地方也不对，狭窄的过道并非牢靠之地。再有，来客都是文化人，都有着起码的客套礼仪。其实无论吵和骂是没有用的，最关键的是把仪式赶紧圆满结束。
不知道是运气还是巧合，在盛大的开机典礼上，玩出一地的碎玻璃杯，反倒印证了中国一句谐音语“碎碎平安”寓意“岁岁平安”。一年后《末代皇帝》虽然历尽坎坷，（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谈到）但是最终还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的拍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否与那一地的碎玻璃碴子有关？
香槟酒杯碎了一地是否预示着《末代皇帝》碎碎平安？
此时我又想起了国外每当新的巨轮下水，都要用绳子拴上一大瓶香槟酒，然后磕向巨轮船体，使酒瓶的碎玻璃和酒水散落四处，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愿当时在场的洋人和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否则，我至今想起当时的尴尬场景，仍然会感到内心不安。
开机典礼结束后的几天，我所拍的镜头也经过洗印车间冲洗生成了底片并印出了样片。制片人托马斯召集摄制组外方负责影片宣传的几位洋人，一同到标准放映室观看效果。然而，不幸的是，当他们看到，每当贝尔托鲁奇开嘴要说话时，我的镜头就掐掉了，室内发出一片遗憾声。他们是看惯了新闻报道的现场采访，却不知道我的囊中羞涩，拍不了他们所希望的镜头。我用的不是录像机，而是35毫米摄影机，并且里边装的全都是片头，每个镜头一般只能拍10秒，最多不超过20秒。
放映结束后，在场的洋人们都很失望，一个个摇着头走出了放映室。这时托马斯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跟他说，我手里没有胶片，只有收罗的小片头，这样的镜头是我唯一能拍的。即便是这种短镜头，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因为凭借我“巨大的能量”，手头也不过仅能凑出拍摄不到10分钟的片头，按照通常纪录片的片比，剪辑完了顶多能出一分多钟的结果。
《末代皇帝》英国制片人托马斯是位脾气和善的电影人
托马斯毕竟是行家，他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然后他把我领到了洋人的摄影组，指示管理胶片的二助理，把《末代皇帝》拍摄剩下的所有片头都转交给我。我一听乐坏了，因为洋人的片头可比我们的大多了，不仅片头大，数量还多。因为他们是三机拍摄，主机、副机还有斯坦尼康，并且没有片比限制，甚至有拍过一个镜头超百遍的记录，所以说，以后会源源不断地收到片头，我真是像挖到金矿了。
“活菩萨”托马斯又一次救了我，使我像一条吸盘鱼，嘬在鲨鱼的腹底，享用“大鱼”的残羹剩饭，完成了难得的史料记录。
后来很多人看了我拍的纪录片，都觉得是北影厂下的正规生产命令，甚至有人说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要什么给什么，胶片敞开了用，殊不知几乎所有胶片完全是我向洋人讨来的。在那个年代，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彩色负片，更别说没钱。
厂里很多人说我走运，比起之前不受意大利人待见的《马可波罗》纪录片组，我不仅没有受到洋人的阻拦和刁难，反倒得到他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到底是凭什么？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沟通。前面拍摄《马可波罗》纪录片的两位摄影师吃得最大的亏是不会说外语，这就造成了无法交流，误解丛生，当然就会困难重重。
《末代皇帝》英国投资人托马斯是位能力极强的运作高手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找对了人。大老板托马斯是英国人，可能思维模式与意大利人不一样，再加上老板脑子中有一个大局，他非常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自己的作品，这与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然而要说运气，当然是有，但是如果你没有勇气去争取，运气也会像你身边一条河中的水，不伸手捞也会永远不属于你。
正式开拍的一天来到了，阳光普照在北影院里搭建的曾用于拍摄《骆驼祥子》的民国初年街景上，上午8点，气温逐渐升高。第一个镜头是大全景，升降移动镜头，满街的各种行人热闹非凡。
我没有马上架摄影机，准备先到现场熟悉环境。只见摄制组的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在做着现场布置。场工铺着轨道，组装着五米高的升降机；照明人员拉着电线，推着几台两万瓦的碳晶灯就位，同时组装起几个三乘三米的反光布框架……
录音组是从英国来的，他们在架设麦克风挑竿和调试着各种设备。
一帮道具组的中方雇员在洋人的带领下，摆放着各种摊位和店铺陈列品；美工组的人贴标语，拉横幅，给街面上布置各种花里胡哨的装饰物……
我由于行业的缘故，最关注的是摄影组，特别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导演斯多拉罗。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只读过文字上的介绍。当时的现场有几十位洋人在忙碌着，我真分不出谁是谁。
电影《末代皇帝》摄影掌机人是位比斯多拉罗年岁长的大胡子
当升降机组装好后，摄影机械员把一台BL-III型机器装到云台上，只见一位留着大胡子的洋人坐到了机器后边。我看着那块头，那风度和操机的熟练程度，觉得八九不离十，那位就是斯托拉罗先生。
我赶紧走上前毕恭毕敬的向他问道:“ Are you Storaro?”，只见大胡子扭过头，向我微笑了一下说：“ I'm not， He is over there”他用手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去的方向一看，有点不敢相信，被指的那位完全像一位年轻人。斯多拉罗看上去30多岁，梳着整齐的偏分头，戴着一副时髦墨镜，身着的服装掐身合体，有点像作战的军服。他手拿一只很小的塞科尼卡测光表，正在指挥照明人员布光。
《末代皇帝》的摄影指导斯多拉罗凭借高超的用光表意荣获第三次奥斯卡摄影奖
让我意外的是斯多拉罗的年轻相貌。他当时岁数39，就已经得过两次奥斯卡摄影大奖（末代皇帝是他的第3个奥斯卡奖）。还有，他的一身装束和做派，完全像一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帅哥，而不是通常摄影人员的粗犷模样。
当我正在感叹时，陈凯歌迎面走来。他也是在第一时间过来看热闹的，毕竟大家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洋人大片组拍戏。那年陈凯歌34岁，刚拍完《黄土地》不久。
我看陈凯歌打了个哈气，就问他：“你好像昨晚上没睡好？”他答道:“老贝昨天请我到他那里喝酒……”我赶紧问:“哪个老贝?”“贝尔托鲁奇啊。”他赶忙回答道。我一听这口气，就赶忙问道:“你们怎么这么熟？”，陈凯歌得意地说:“他请我演军机大臣，我们俩昨天晚上在一起搓了一晚上脊孃……”我愣了一下，没明白什么意思，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弄懂了。他说:“贝尔多鲁齐说，《黄土地》是中国最棒的影片……我赶紧跟着吹他，你是欧洲最伟大的导演……就这么着我们俩乐了一晚上，所以今儿个有点缺觉。明晚上就拍我的戏，我今个儿还得回去背台词儿，咱们明天晚上见。”
陈凯歌被导演贝托鲁奇邀请在电影《末代皇帝》中饰演皇家卫队长
（待续）
撰稿：林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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