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烟泡”吞没了我的耳朵作者：王荣秋 (浙江乐清老知青)
“大烟泡”，东北一标志性的特别天象。
严寒中的东北，最可怕莫过于刮“大烟泡"了。就是东北当地人也惧怕它三分，遇上这样的天气，谁也不敢外出。在荒郊野外能把人活活地给冻死，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可我，为了工作，差点在这“大烟泡”中丢了性命。
那是1975年的寒冬，兵团改制后我们连队已实行按劳计酬、按出工计分的农场管理办法。一年忙到头，秋后算账人均分红300元，比改制前翻了一番。职工们既为增产增收高兴，也为分红能不能兑现而担心。为了赶上兵团第一批决算，身为会计的我忙了几个昼夜才把决算方案搞好，并不顾疲劳准备赶到营部送批。可一打听，当日没有到营部的马车或拖拉机。
我是属于“可教育好子女”行列中的人，不能有娇气，也不敢对连队有什么奢求，心想没车借辆自行车去就行了。连队统计员李义祥看了看天说：“不行，要刮‘大烟泡’了，去时能骑车，回来怕走路都困难，哪能骑车，要去就走着去吧！”我边说边戴帽子穿衣服，说：“好吧，那我就走着去。”李义祥一脸严肃地说：“小王，这样的天气，靠你发来的棉衣是抵御不了严寒的。”不一会儿，李义祥拿了一顶狐狸皮帽和一件羊皮大棉衣，一双新的棉手套，并再三嘱咐，这种天气是不好惹的，到营部后一定来个电话，办完事后，出发前再来个电话。
就这样，我一个人踏上了去营部的路。
前排右二为作者王荣秋
营部离连队也就六里多路。去时顺风，40来分钟就到了。正好团部审核人员也刚到，我是送方案的第一个人。看营部、团部的审核人员联合对我们连队1975年度的决算进行审核时的神态，我猜大概能通过。我立马给李义祥挂个电话，告诉审核正在进行，估计会通过。
这时，窗外刮起了风，屋顶上的雪像飞剑似的嗖嗖乱射。我想，老李的天象预测还真行，可能真的要刮“大烟泡 "了。这时营部主管会计龚清廉告诉我，决算方案已通过，分红的钱由营部银行直接打到我们连队，他要我去银行联系一下。我一听说批准了，高兴得说好好好，连一声谢谢和告别的话都忘了说，就冲出营部。
一出大门，一股寒风迎面袭来，我打了一个冷噤，但还没有意识到天气已骤变，只顾向银行走去。在银行办完事后，我心情激动，别提有多高兴。我为连队、为职工办了这么一件大事能不高兴吗？我大步迈出银行就直接往连队跑去，把老李再三嘱咐回连队时要打一个电话的话也忘了。
一上路，只见狂风呼啸，地上的积雪被大风刮起来，和空中的碎雪搅成一团，转着圈狂舞。天地间一片混沌，路上早无行人，我意识到这是刮“大烟泡”了。路过营部商店时，我买了一个大口罩，系紧帽带，只露出两只眼睛，急匆匆地往连队奔去。
从营部到我们连队，中间要经过46连，这一段路是公路，地势较高，有房子和防风林，还算好走。我认为差不多一半的路已走完，剩下从46连到我们连队那一半路程，虽然是土路，无非多花一点时间，问题总不会很大。再加上回连队报喜讯心切，也就不顾越来越大的风雪，继续走着。可是过了46连的老屯子，就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无遮无拦。风一下子大得不可想象，凛冽的寒风，声嘶力竭，令人惧怕，好像是世界末日到来似的。弥漫的大雪，横冲直撞，夷平了沟堑，遮掩了土路，土路旁半人多高的杂草和小树枝被大雪压得只露出梢头。顶着这么大的风行走要把身体前倾15度，弯腰才能迈开步。而寒风刺骨，开始穿上觉得有点笨重的羊皮大衣，这时的感觉，好像只是穿上一件衬衣似的。凛冽的寒风一阵阵扑来，使人睁不开眼，透不过气，好像有谁挥着鞭子，抽得我浑身生痛。
我双手在胸前紧抱着背包，包里有我们全连600多职工和家属的年终分红方案的批文，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再说把它抱在胸前也可以挡一下寒风。其实，一个背包怎能挡得住刺骨寒风，才走了几百米，前胸已被吹得发痛，甚至连呼吸也开始困难起来。我不得已转过身倒退走，可不停的大风顶着我的后背，就像有人从背后狠命推我。我咬着牙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后退，不料脚底一滑，跌了个四脚朝天，摔得眼冒金星。这时新的棉手套已被风穿透，冷风从袖口直入腋窝，那是一种彻骨的冷，使人无法忍受。此时，我环顾四周，混沌沌、昏暗无光的荒凉大地里，除了风雪狂舞，只有我孤单一人，真是叫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我开始害怕，开始后悔，为什么忘了打电话？为什么不去46连歇脚求援？
到这个节骨眼上，只有赶快走，早一分钟到连队就少一分危险。我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就想用跑步来增加体温，可是跑了不到20米，就精疲力竭，背朝大风直喘气。把冻僵了的手从棉手套里抽出来摸一下脸，啊，口罩硬邦邦的，眉毛怎么有沙粒，顺手一捏，是冰棱。我愈加紧张，怎么办？
天更混沌，雪更大，寒风更疾。只有不远处的电线杆还有点模模糊糊的影子，时隐时现。我突然意识到不能迷失方向，迷失方向就意味着死亡。我定了定神，清醒地决定沿着电线杆往前走。但又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万一一脚踩进被大雪夷平了的沟堑就完了。并且我不得不频频改变体位，一下子正面，一下子侧面或背面，向连部方向慢慢挪动。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坚持走，不能停，停下就会冻死。此时感到右耳朵像针扎一样钻心疼，我认为被冻得太厉害了才有痛感，其实这是右耳朵已经冻僵坏死的最后信号。
到这时，我已经在这绝望恐怖的环境中整整搏斗了两个小时。
连部用红砖砌筑的食堂已隐隐约约出现，精疲力尽快要倒下的我，心里一阵惊喜和兴奋，别倒下，千万不能倒，一定要坚持住，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这时，我已经不感到冷了，整个人的感觉是麻木了，迟钝了，挪动双脚已十分困难。
到了！到了！我浑身无力，拖着沉重的脚步，挪到食堂的墙边，在这避风处，呼吸舒畅多了。可是整个连队一片寂静，因刮“大烟泡”，大家都猫在室内。知青宿舍、办公室已无人外出，哪有人知道已冻得快不行了的我，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从食堂到办公室或知青宿舍才20来米，我的自我感觉都没有了，只知道是扶着墙，高一脚，低一脚，一点点挪动那不听使唤的脚走进办公室的。
李义祥一看见我，简直不敢相信，吃惊地说：“怎么不打电话？外面在刮‘大烟泡'，你是怎么回来的？快！快！把衣服脱掉，暖和暖和。”我呆呆站在那里，舌头和嘴巴都麻木了，不能说话，神志不清的我只能用眼睛傻傻地望着办公室所有的人。李义祥马上反应过来：“小叶，快为王会计脱衣卸帽。”帽子左边已卸下，可是右边帽沿的毛沾在耳朵上却卸不下来。
李义祥一看说坏了，耳朵冻住了。又急着说，出去，快出去，不能呆在屋里面。李义祥和叶成友两人急得连帽子都没戴，一个拽一个推把我搞到门外，连拉带拖架着我在雪地里乱跑。跑了一会儿，我终于开口了，口齿不清地说：“别跑了，我跑不动了。”李义祥不容置疑地说：“跑，一定要跑！只有跑才能解决问题。”跑了五六分钟后，我乞求地说，我实在跑不动了，跑起来耳朵很疼。“疼了，已经有疼了，好，有疼了更要跑。”李义祥询问后又坚决地说。他们两人没戴帽子，这时已冻得够呛。李义祥一边吩咐叶成友去办公室拿帽子和棉手套，一边从雪地里抓起一把雪直往我右脸塞去，莫名其妙的我已力不从心，任他摆布。雪化了，冰冷的雪水流进脖子里面，他又接二连三不断地用雪捂在我右耳朵上。
帽子终于摘下来了，李义祥吩咐我暂时不要进屋，站在走廊里，要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轮流用雪给我捂耳朵。战友蔡老六、周巨声、李建国他们闻讯全都跑过来了，用雪给我耳朵捂着、揉着。慢慢地我这只已冻得僵硬发白的耳朵开始转红，并起了水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感，用镜子一照，耳朵已不是耳朵，是一个大水泡。
那时我真想哭喊一声：北大荒，大烟泡，你吞没了我的耳朵！
心有余悸的同时，我又暗暗庆幸：我这条命是靠我的毅力捡回来的。我的耳朵只是被严重冻伤而没有掉下来。这是好报应。值得庆幸的还有，我出于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回到连队后第一脚迈进的是连队办公室，那里正好有几位富有东北生活经验的人，而不是近在咫尺的我们知青宿舍。
右耳的伤痕永远留在了我的身上，而北大荒那场经历则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记不忘的还有北大荒那些淳朴的老乡和战友们的真挚友情。(作者原为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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