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尘4x/图）
有一种反对同性恋的观点认为，同性结合不能产生后代，因而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如果允许大家都搞同性恋，人类就要灭绝。现实是，同性性行为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但人类仍繁衍不息。这个从生育的角度来分析同性恋社会影响的反对观点，虽然没能很好地解释人类社会同性性行为的影响，但却牵涉出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经典悖论。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大自然的残酷竞争中，经由遗传和变异等过程，具有遗传优势的物种和特征通过自然选择被保留下来，不能适应环境的则被淘汰。像长颈鹿的长脖子，使其拥有了吃高处树叶的独特能力，而作为反例，地球亿万年历史中出现过的物种，很多都已经灭绝了。那么问题是，同性性行为既然不能产生后代，这一遗传特征为什么在长期的进化中仍没有被淘汰？
要知道，同性间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并不少见。虽然在很多社会里，法律和宗教等禁忌都会对这类行为予以限制和排斥，但调查数据显示，在有些社会里，高达10%的人都报告自己曾有过同性性行为。1948年，性学研究先驱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C.Kinsey）对美国男性性行为的调查显示，与同性有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甚至高达37%，对于到35岁还没结婚的人来说，有同性性行为的比例接近一半。而且同性性行为并非人类社会拥有思想观念的产物，在大自然中，仅有记录的数据就显示，超过1500种动物中存在同性性行为。
面对这样一个进化结果，如何看待同性性行为明明不能导致生育却在进化中被长期保留这一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呢？科学家一直试图去解释这一悖论中未被揭示的内在逻辑。最近，一项由多国科学家联合开展的研究利用大量基因数据尝试支持一种解释：在只有异性性行为的人中，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遗传基因同时能让人有更多的异性性伴侣。也就是说，同性性行为虽然不能导致生育，但作为补偿，与此相关的基因可能同时让人有更多的异性性伴侣，由此产生了遗传优势，使同性性行为这一遗传特征得以保留至今。这一研究2021年8月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HumanBehaviour）。
关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之所以能得以保留，其实有大量相关的解释，比如，因为它们能增加女性亲属的生育力等等。而最新研究的主要作者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心理和进化中心科学家布伦丹·齐奇（BrendanP.Zietsch）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于人类中为什么保留有同性性行为其实有大量其他解释，但要么在理论上讲不通，要么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而我们的数据要比以往的研究远远更强。”
早在2008年，布伦丹·齐奇等人就曾利用近五千个双胞胎的数据发现过类似的现象。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关于双胞胎们同性性行为和相关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心理上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和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很可能不是异性恋者，但如果他/她们是异性恋的话，通常会有更多的异性伴侣。同样，数据还显示双胞胎中存在一个倾向，如果一个异性恋者有一个非异性恋的同胞，就更可能会比那些有异性恋同胞的人有更多异性性伴侣。这一双胞胎证据也为最新研究所给出的解释提供了一个佐证。
而最新研究所依据的数据量更大，且是全基因组的信息，还包括了近35万人的异性性伴侣数量、是否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等数据，这些数据来自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一个样本量接近50万的大型研究项目，这些人招募于2006年至2010年间，出生年龄跨越1930年代至1970年代。
在用数据模拟人类进化，发现同性性行为相关基因与异性性行为中的交配优势这两者的关系后，最新研究的科学家们还进一步尝试探索了这背后可能的支撑因素，发现冒险的倾向和开放性这两个人格特征可能部分地解释了同性性行为相关基因的交配优势。作为一种人格特征，高度的开放性是指一个人更具想象力、好奇心，愿意尝试新事物。这可能意味着，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可能同时赋予一个人具有开放性和冒险的倾向，这使得有相关遗传基因的人在寻找异性伴侣上更有优势。
而且，数据中有一部分人还有外界对其外表吸引力的评价，外表具有吸引力的人和有同性性行为基因的人，这两类群体有一定重合，显示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可能同时还赋予人外表好看这一优势，帮助其在寻找异性性伴侣时获得优势。当然，外在吸引力与同性性行为基因之间的这种关联主要在男性中比较显著。
布伦丹·齐奇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解释仍然是相当试验性的。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确定人类中同性性行为的进化基础。为此，我们还需要足够大的基因样本数据，能去测量一些潜在的诸如性冲动、吸引力、魅力、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相关特征。这些数据中有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的，但要完全获取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最新研究虽然相比以往众多理论，其数据具有一定优势，但一些固有局限也十分明显。也因此，在研究发布后就收到了一些批评。比如用发生过一次同性性行为的问题就给人分类。而实际上，很多异性恋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发生偶然的同性性行为，但并不会经常对同性产生性冲动，也不会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这样一来，对所谓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的研究就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2019年，《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的一项关于性取向的大规模基因数据研究同样用是否发生过同性性行为的数据来寻找“同性恋基因”，也招致批评。当时结论认为同性性行为虽然确实会受到遗传影响，但不存在单一的所谓“同性恋基因”，影响同性性行为的基因也不是一个或几个，而是很多个。
而在研究性行为和性取向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等的干扰难以避免。比如，英国生物银行中的样本参与者出生年份跨越1930年代,1970年代，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一个人即便内心很渴望发生同性性行为，但其是否真的敢做，又是否敢在调查中承认，都存在明显的疑问，进而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再者，对进化来说，透过现代人类的行为和观念来研究进化历程存在几个明显的困难。不同于大自然中，物种的存亡和种群的规模等可以相对清晰地透视繁衍进化的轨迹。现代人类有控制生育的理念和客观因素，因而用后代的数量难以衡量进化优势。现代人类还有生殖辅助技术，性行为和生育潜力并非直接画等号，因而性伴侣数量其实也不太能反映进化是否具有优势。这与人类的祖先都有明显的差别。也因此，有科学家质疑这些局限不解决，很难得出真正的结论。
与寻找同性恋基因的困难类似，研究同性性行为基因的进化，也异常艰难。2021年初，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生物系的科学家曾给出同性性行为没有被进化淘汰的另一种解释，认为对同性或异性不加区分的性行为，在纷繁复杂的自然场景中，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最优的交配策略，因而可能正是性行为起源时的状态。
现代人类所形成的关于性行为的观念，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相比以亿年为尺度的生命进化历程，短到可以忽略。同性性行为耗费精力却不能产生后代，但在大自然长期进化中仍没有被淘汰，从进化论的视角，确实难以理解，这一悖论有待更多的研究去揭开其答案。而不论最终的逻辑是什么，同性性行为在自然历史中长期而广泛的存在本身至少证明了其构成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而这是探究得以展开的基础。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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