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刘关张“桃园结义”，今有毛朱彭“患难之交”。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说得容易，可是真正能够做到者又有几何？
民国战乱纷飞之时，三个异姓兄弟结拜一心，建国之后，各司其职，一为铁匠，二为贫农，三为国家主席。
1891年，朱其升生于大治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的一个贫苦人家。
自幼，朱其升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皆是农民，却没有土地，朱家一大家子都挤在一幢土屋内，靠着一片果树勉强维持生计。
迫于家庭压力，12岁起朱其升就跟着同乡人去到田江当学徒，学习打铁和修雨伞。
眨眼之间3年的时光流逝，15岁的朱其升学成出师，但是却不能另开门户，按照当时的规矩，朱其升必须要留在这里尽3年徒工的义务。
做为徒工的生活比想象中更为艰辛，管饭，却不给工钱，每天还得累死累活的干着重活。
朱其升心里有苦，却从未抱怨过。
毕竟当时那个世道，贫苦人家总是活得要更为艰辛一点的。
1909年，水旱灾害来袭，湖南大部分地区深受其扰，朱其升所在之地也未能幸免，终日劳苦，却没有相应的粮食供应，日子过得愈发贫苦了。
有一天，老板出门在外，干了天活的朱其升自然是饥饿难当，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干脆吊在红炉铁顶罐里面的一点米饭偷着吃掉了。
一开始，朱其升也有些惴惴不安，但是终究还是饥饿占了上风，果不其然，老板回来之后十分生气，对着朱其升破口大骂。
“你就是喂不饱的猪。”老板盛怒之下的言论，着实刺激到了朱其升，于是开口顶撞了几句，若是他安安份份的受着，说不定老板骂完，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但是朱其升的性子倔犟，老板越是恶言相向，他就越是想为自己辩驳几句，朱其升的此番顶撞之语，也让老板的怒气达到了顶峰。
似是感觉骂还不够解气，老板走上前去，站定在朱其升的面前，抬手对着朱其升的脸狠狠地摔打了几下。
清脆的巴掌呼出去，老板的怒气是消减了不少，而朱其升这么个半大的小伙子，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又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呢？
朱其升被打的头偏向一侧，脸上传来热乎乎的温度，双眼登时变红了，他转过头来，恨恨的盯着老板，双拳紧握。
老板不禁后退了半步，又挺胸上前：“我惹不起你这个‘猪脑壳’，趁早给我滚蛋。”
说完就甩手离开了。
朱其升站在原地看着老板离开的身影，转头也去到自己的房间，简单的捆了被盖，外加一些破旧衣服，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老板家。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站在四下无人的街道，朱其升的内心无比的迷茫，诺大的一个城市，自己举目无亲，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亦没有落脚之处。
从这天开始，朱其升过上了一段乞讨的日子，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就以野果子充饥，困了就在山神庙过夜。
那段日子的艰苦，往后很多年回忆起来的时候，朱其升都是十分感慨，而当时，找到一个新出路于朱其升来说是当务之急。
填饱肚子活下去是当时支撑朱其升求人参加新军的唯一信念，也因此，朱其升的军旅生涯揭开了序幕。
有异于朱其升，彭友胜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幼年时期也曾上过私塾，说起来也算是个有文化之人了。
易旱易涝的环境，使得本不富朔的彭家也无法再承担彭友胜的学习经费，短短半年，彭友胜就辍学在家。
1899年，彭友胜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15岁的少年毅然决然的背上行囊，离开了故乡，奔向远方，寻求新的生活。
外面的生活并不如彭友胜所想的那般美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闯荡”之后，流落在长沙街头的彭友胜参加了湖南新军。
彼时，彭友胜是第49标第2营后队的一个兵，由于他的忠厚老实，踏实肯干，几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新兵蛋子成长为兵队的副目。
朱其升和彭友胜相识在前，当时，走投无路的朱其升投身军队时，被选派到一个部队之中，之后被编入一个班，彭友胜就是副目。
多年打铁磨炼的意志，从参军开始，朱其升就吃苦耐劳，专心受训，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总是抢在前面扛枪支等一些重物。
在做学徒工时攒下的经验，在部队时，一些技术活，朱其升都能够胜任，彭友胜对这样的朱其升印象很好，也十分喜欢这个勤劳肯干的新兵。
由于这种种的原因，朱其升在部队里也升的很快，不久就被升为上士，每个月的饷银大概在8元左右。
彼时的毛主席深受革命情怀的影响，早期也有一批学生投军，并在长沙建立起了革命军，但是比起学生军，毛主席却更加倾向于正规革命军。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毛主席来到了军营，并表明了心迹，但是面对毛主席纪念堂坚持，彼时负责招收的长官也十分的无奈。
“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要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
毛主席眉头一皱，仍想再尝试一下：
“我是学生，他们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参加革命军吧。”
“不行，没人担保，我不敢接收。”
就在二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听到争吵声的朱其升也从屋内出来了，见到两人相争的模样，少不得要去规劝一二。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毛主席不禁开口都囊了两句。
朱其升闻声，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少年模样的学生：“这位兄弟，你同他争么事，有话对我说，行吗？”
毛主席见朱其升终于不是满口拒绝，言语之中恭敬有礼，遂将自己的参军想法，身世等详细告知。
“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这不行吗？”
一句话触动到了朱其升，再上下打量了一下站在自己面前这个知识渊博，满口为革命的少年，心中十分欣喜。
于是，朱其升便带着毛主席来到了彭友胜所在之地，“彭班长，这位兄弟愿意参加革命，无人担保，我为他担保，行吗？”
彭友胜先是点了点头，接着看向毛主席，问到：“你叫什么，哪里人，父亲叫什么，干什么的……”
毛主席从容不迫地挨个回答彭友胜所提出的问题，彭友胜越听越满意，没读过多少书一直以来都是彭友胜认为非常遗憾的事情。
素来，彭友胜十分欣赏读书人，眼前的少年身为读书人，却一心向革命，甚至不惜放弃学业选择当兵，单就这一点，彭友胜就无法做到将其推之门外。
朱其升站在一旁，观察彭友胜的神色：
“我看他是个好人，又有知识，我们部队正缺有文化的人，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是不行的，班长，你就给上司说一声，收下他吧。”
短暂的思考之后，彭友胜决定跟朱其升一起当这个担保人，并由彭友胜出面向上级求情，毛主席因此得偿所愿，编入军中。
新军介绍结束之后，彭友胜就拉着毛主席到了住的地方，“正好我的上铺空着，以后你睡上铺，我睡下铺。”
朱其升则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尤为照料这个心向革命的年轻人，刚入军营的那段日子，毛主席可谓是捉襟见肘。
朱其升见毛主席无新衣新被，于是就拿出自己的给他，碰上部队打牙祭的日子，朱其升就偷偷地将自己的那一份红烧肉给他。
训练上，小到稍息立正等基本步法，大到枪支的瞄准射击，朱其升都毫不藏私的全部教给毛主席。
很多年后，当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回忆到这段日子的时候，总是津津乐道：“辛亥革命的时候，我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可以。”
平日里，毛主席酷爱读书看报，几乎把自己的月俸全部花在这些上面去了，每一次看完之后，总是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看到的讲给部队的其他人听。
为此，彭友胜特地告诫部队的其他士兵，不准打扰毛主席看报。
日子一天天过去，毛主席，朱其升，彭友胜三人的感情愈发深厚，在一次的聊天中，朱其升提出了结拜的想法，毛主席稍微想了一下，也就同意了。
秋风落叶，好景正当时，三人坐在向阳坡上，风景正好，一时兴起，毛主席就同朱其升二人讲起了有关“桃园三结义”的故事。
一言既罢，毛主席：“三国时期，刘备，关云长，张翼德在桃园中结拜为异性兄弟，盟誓：‘扶危救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有异心，天人共戮’我们这里不是桃园，但有红枫，我们叫做‘红枫坡前三拜把’。”
“结为至交，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上报黎民，下安社会，共同奋斗，为革命尽心尽力。”
其后，在朱其升的提议之下，三人以枝为香，撮土为炉，面向天地，三个异姓儿郎结为兄弟。
之后的日子里，三人常会聚在一处，毛主席给他们讲书里的故事，有时整个部队也会聚在一处，有毛主席带着大家学习。
朱其升文化水平不高，毛主席就手把手教他，更甚于会替其写家书，以慰老家年迈的父母。
虽然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1912年，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了和议，战争取消了，南京政府解散了，一切似乎都走向了正轨，当时，毛主席也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他找到彭友胜说道：“我决定离开军队。”
彭友胜自然十分惊讶，在其看来，以毛主席的学识，留在军队一定会有一番作为，如今，这般就要放弃，彭友胜少不得要挽留一二。
只是毛主席心意已决，彭友胜无奈只好同意，并于次日准备宴席为其送行，宴席上毛主席所钟爱的红烧肉，还是全体战士们一起凑出来的。
酒足饭饱，众人推杯换盏，离别终是来到，彭友胜让战士们先回去，自己独自一人默默地为毛主席送行。
一程又一程，毛主席转头看向彭友胜，叹口气：
“益山，古人曰‘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别送了吧。”
彭友胜说道：“润之，以后相处的日子少了，今天我无别的事，再送一程吧。”
于是二人就这么又走了一程，最后，彭友胜掏出自己仅有的两块大洋，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上，毛主席自是不肯接的，两相推托，无法，毛主席只能收下。
“彭副目，你真好，望多加保重，后会有期。”
三人迎来分别，之后，部队遣散，朱其升回到了老家，过上了种田打铁的生活，而彭友胜则也返回了故乡，有关三人的故事也被深埋在心底，从不向人提起。
1950年的一天，朱其升正如往常一般准备去铁匠铺上工，途中路过一座茅棚，透过门洞，看见屋内正中悬挂的毛主席的肖像。
被肖像吸引，朱其升不禁上前端详一二，突然眼前一亮：“这长相好面熟啊！”
说着，朱其升上前仔细端详，越看越像，心里也没底，就这么朱其升心事重重地干完了一天的活，回到了家里。
“我好像看到我润之兄弟了……”朱其升将自己白日的发现详尽地告诉自己的妻子郭兰英。
郭兰英听完朱其升的话，情不自禁地埋怨道：
“你不要胡思乱想吗！这么大的官，你敢与他称兄道弟？”
朱其升最终未再多作言语，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朱其升与毛主席有过交情的事情越传越烈。
一开始，无论别人怎么嬉笑，朱其升全然当作没有听见，一笑也就过去了，可是如此听之任之带来的就是别人的变本加厉。
朱其升犁田之时，习惯性的将布鞋绑在腰上，同辈中有人看到，挖苦取笑道：
“‘猪脑壳’，毛主席怎么没有把你请到北京去做大官，还在家里打赤脚犁田？你将鞋背在腰上是准备随时出发上京吗？”
村内有位教书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就劝朱其升写封信去北京，看看有无音信，朱其升思前想后，还是请村内的老先生帮忙写了封信寄到了北京。
只是，这封信自从寄出，就宛若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消息，周围的奚落声更甚，但是朱其升打从心眼里相信，自己的这个兄弟一定会认自己。
简单的邮寄到不了如他那般的大人物手中，朱其升就各方打听，寻找可以帮忙寄信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真让他给等到了。
在孟淑纯的帮助之下，朱其升的信件随着公文一起送到了北京毛主席的手中，收到信的毛主席很快便回了过去。
“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聊佐小茂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老实巴交的铁匠朱其升瞬时泪水溢满了眼眶，激动不已：
“我的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历朝历代的帝王是不能够做得到的。”
随着毛主席的信件的宣读，围绕在朱其升身边的嬉笑挖苦也就不复存在，1952年10月中旬，从未去过北京的朱其升带着毛主席寄来的钱登上了列车。
日夜兼程之后，朱其升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原先一路上的忐忑不安，在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终于化为乌有。
二人相谈甚欢，朱其升在北京游玩了一场，之后带着毛主席的期盼和钱财回到了家中，将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拢在一块成立工厂，生活也走上了正轨。
他们的另一位兄弟彭友胜在1947年回乡务农，当他得知毛主席的下落之后，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常常会和家人聊起过去的那段岁月。
秋收过后，彭友胜想着去北京见一见这个分别多年的兄弟，但是贸然前去，又不太好，于是彭友胜则先给毛主席去了封信，探一探风声。
“广州分别之后，自家被划分为了贫农，分田分地之后自是十分喜悦，梦寐以求想要见一见主席。”
最后，彭友胜委婉地表达了请求给安排个“吃皇粮”的差事的想法。
信一经寄出，20天的时间，彭友胜左等右等也没有等来回信，心中焦急不已，整天垂头丧气，这番模样落在彭友胜的妻子眼中十分无语。
“毛主席要管全国那么多的大事，哪有空闲搭理你一个泥脚杆子，六七十的人了，还异想天开‘吃皇粮’，这不是为难毛主席吗？”
这一番话让原本就心绪不佳的彭友胜更为不安，但是好在，毛主席的回信很快就寄到了彭友胜的手中。
“友胜先生：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
“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的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遇找到适宜的工作位置。”
“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
“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
“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此复，顺治敬意，毛泽东，三月卅一日。”
接到信的彭友胜十分激动，将家里的农活交代清楚以后，彭友胜就坐火车直奔长沙，寻找信中所绘的程星龄先生。
就这样，彭友胜成功地见到了程星龄并在招待所中住了一段日子，尽管日子过的顺风顺水，彭友胜却难掩内心的焦急。
找工作无果之后，彭友胜返回家乡继续务农，但是在程星龄的帮助之下，他按照规定可享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
彭友胜在房前屋后，栽种着一大片茶树，自1951年6月起，享受着省委统战部按月寄来的30元生活费。
彭友胜知道，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幸福，全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者们抛头颅洒热血创造出来的。
他没什么好报答的，但内心充满了感激与感谢。
所以，每年彭友胜都会精制几斤上等茶叶送给毛主席，每年都有，从未例外。
毛主席收到后，面对这色、香、味、形皆备的茶叶，赞叹不已，除了自己品尝以外，还转赠给了其他的中央首长。
1969年，85岁的彭友胜不慎落水，告别了人间，从此以后，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再未收到每年的精致茶叶了。
三个异性儿郎，一拍即合，结为兄弟，辗转多载，情谊仍存。
纵然建国前后，三人的身份处境各有不同，但他们心中，对彼此的情谊，从未忘怀过。
此番，也可见毛主席的人格是如此之高尚。
《列兵毛泽东与副目彭友胜》，《湖南档案》2002年第5期
毛泽东与铁匠朱其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黄石文史资料 第16辑[M].
毛泽东的第一次从军生活；吴小龙；2018年12月20日08:12；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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