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本名为《楚辞解译》的研究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是陈抡，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去世。该书序言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提到了陈抡治学的事迹：几十年辛勤工作积累了两大麻袋卡片，想编一部源于传世典籍的古代方言词典，但终于未能完成夙愿。
很难从主流学术谱系来评定陈抡。他的人生大半时间都在湖南老家，任教于各个中学。兴趣使然，他投身古汉语研究长达60年，生前只出版一部学术专著，却留下250册分类资料，约300多万字。
陈抡的女儿陈桂芬是个医生，此前对父亲的研究并无具体的概念。为了整理出版父亲的遗作，她付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苦。二十年来，她努力自学、东奔西走，只是为了让父亲的著述能够被更多人看到，媒体曾将此举称为两代人的“长征”。
目前，陈抡生前积累的卡片资料即将被出版。语言文字学家王宁评价称，她相信这批材料实为“有心、有为之作”；至于对这批材料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的应用价值，“只有以待来年和后人了”。
英语专业毕业，醉心古汉语1905年，陈抡出生于湖南溆浦县。1927年，他考入上海大夏大学英语系，因家境困难，一年后辍学。1934年继续去大夏大学学习，1937年毕业。此后，他的生活足迹基本没有出过湖南。陈抡当过溆浦乡师和县立初中的校长，在湖南省立九中、工专任过教，还担任过克强学院的图书馆馆长。
1948年起的三十个年头，他一直在溆浦一中做老师。80年代，他搬到岳阳，住在女儿的家，1992年去世。
晚年陈抡照片，南都记者翻拍。
“抡，择也”。陈抡在大学学习的是外国语言，翻译过国外的文学作品，编写过《英汉字典》。但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最终选择致力于古汉语研究，投入了一生的精力。
从青年时代大量阅读古代经典，自学音韵、方言等方面的知识，系统钻研，留心收集材料，探索出以“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法”来研究古汉语语音语法演变的路径。
他生前所留下的唯一一本相关研究著作，名字即为《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出版时间已是1987年。出版时，他提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从古代的文学作品里，将失传的方言俗语和古特殊语法结构探索出来，将其语言的本来面目和作者的思想揭示出来。
在此之前的岁月里，他用上述方法苦心解读《诗经》《老子》《天问》《离骚》。陈抡解译的特点，按照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归青的总结，就是“用方音来训释古书中的词义”。
“他伏在桌子上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这是父亲给我留下最深的画面。”陈桂芬小时候就觉得父亲常常沉浸在自我探索的世界里。对于父女之间的互动，她记得有那么一次。父亲背着手、踱着步，念起古诗，她也跟着学。父亲大为高兴，连连赞叹这个4岁左右的娃娃“精怪”（调皮、聪明）。
陈抡的几个孩子经过勤奋努力，成为那个年代稀缺的大学生。更多的时候，陈抡忙于学术上的钻研，孩子们都是靠自己上进，用陈桂芬的话说：“全家都是傻傻地读书”。
生活和环境总在变化之中。陈抡吃过不少苦，有一段时间生存成了首要问题。但他从没有放弃读书、写作，“仍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继续研究”。几十年如一日，桐油灯换成煤油灯，煤油灯又变成电灯、台灯，陈抡也老了。
陈抡在晚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受访者供图
晚年的陈抡视力极差。据陈桂芬称，父亲患上白内障，需要拿着放大镜认字、抄写，双眼发红流泪，速度很慢；夏天没有风扇要忍受蚊子叮咬，冬天双脚放在纸盒（内放旧棉衣和装有热水的瓶子）内取暖。“我有新发现，我有新发现了！”80多岁的陈抡，一旦有什么新想法，还是极度兴奋，忍不住和女儿分享。
为了一个“新发现”，陈抡连吃饭都能忘记。即使是靠输氧维持生命的阶段，他仍然惦记着最珍视的古语研究。陈桂芬曾经写道，父亲临终前对她说：“我满脑壳东西，拿不出来了！”
就这样，陈抡留下了250册分类资料，300多万字。
父亲的卡片，女儿的自学父亲晚年的时候，陈桂芬曾经利用空闲帮助抄写过手稿，誊录到格子本上；也曾和家人一起帮陈抡购书，去各地图书馆查阅、借阅资料。那时，由于专业的隔膜，陈桂芬并不懂父亲所写的到底是什么。
陈抡做学问的方法和传统学者一样，收集材料都是以卡片记录分类，最终积攒了数量超多的卡片，装满了两大麻袋。由于他当时经济拮据，这些卡片很多是利用各种废纸写成。后来，陈桂芬整理出几个箱子的资料和书稿。它们包括《诗经》《天论》《越人歌》《山鬼》《九章》等研究手稿；还有《天问》中的方言词语表、《离骚》中的方言词语表，以及《劝学》《乐府诗》等相关资料笔记等。
学术研究之卡片。南都记者拍摄
陈桂芬学医，20世纪60年代毕业，70年代调到湖南岳阳工作，90年代从医院退休。“父亲生前一直想编写一本《古汉语方言字典》，非常遗憾没能完成”，有感于此，她发下志愿，希望将父亲的遗作整理出版。
对于父亲的研究领域一窍不通，整理出版谈何容易？退休之后，陈桂芬想去大学系统学习古文，但没能成功。凭着一股劲，她开始自学。陈桂芬抄写中国历代纪年简表，了解什么是甲骨文、钟鼎文、巫史文化、河图洛书；她读起《论语》《诗经》，搜寻《尚书》《楚辞》的研究著作。从常识到精深，步步艰难，她只是试图去理解父亲著述的思路与成果。
陈桂芬退休后整理父亲的著作。受访者供图
几代人接力的古汉语“长征”她什么地方都跑过。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找过无数的高校、学术机构、媒体和出版社。她吃过闭门羹，被人拒绝、被人赶走过，直到2015年迎来转折。线装书局答应出版《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对旧版进行了增订。陈桂芬表示，此书出版过程中，北师大的王宁教授帮了很大忙，还写了序。
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抡的《楚辞解译》，其中包含了对《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的解译以及对《越人歌》的研究。接下来，她和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商量，计划将陈抡积累的资料卡片影印出版，取名为《古汉语方言词语考释资料集成》，编成12册。近些年，为了陈抡遗作的问世，陈桂芬一家人都没有懈怠。实际上，它不仅仅是父女的古汉语“长征”，更是这个大家庭几代人的“长征”。陈桂芬的弟弟、丈夫、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人都长期参与，无论是抄写、整理，还是扫描、校对。
陈抡留下的卡片资料数量巨大。受访者供图
“把父亲的书出版，最大的目的达到了”，陈桂芬认为。对于父亲的作品，她看到过不同的意见。曾经有学者发文指向陈抡的《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称其“奇书”“不可思议”，陈桂芬对此言论进行过反驳。出版父亲的书籍时，她也常常坚持把父亲的治学成就和别人对其治学方法的称许写上去。
整理父亲著作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解父亲的过程。为了梳理父亲的人生轨迹，陈桂芬从父亲的自述和他工作过的学校校史中拼凑人生轨迹，从高校的档案馆找到父亲读书时的珍贵印证。回首父亲几十年的时光，她如此感慨：“搞学问是很苦的，我爸爸很傻，也很了不起。”
采写：南都记者马辉 实习生黄紫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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