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谈贾母和王熙凤”下篇。
人类潜意识中的母亲崇拜意识，在明清之际民主启蒙思潮的启迪、诱导下得以复苏，逐步升华为近代女性独立主体意识的爆发，这在《红楼梦》贾母和王熙凤的艺术形象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凤姐嫁进荣府之后，便使当家少爷贾琏相形见绌了。“接管家事”，秦可卿称她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她”。
凤姐首先改变了附属男权的弱女子的地位，打破了“夫为妻纲”。如秦可卿大丧，宁府混乱不堪，内里竟无一个人可以料理，贾珍只有犯愁而已。
宝玉向他推荐了凤姐，称：“管保妥当！”贾珍一听，茅塞顿开，道：“果然妥帖！”因为他知道，凤姐“从小玩笑时就能杀伐决断，如今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
凤姐则信心十足，走马上任。宁府总管赖升连忙传齐丫头婆子们警告说：“那是个有名的烈货”，“翻脸不认人的”！
于是，凤姐第一次得以在两府大展才干、能力与智慧，使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服服帖帖的。
贾母也同时打破了“夫死从子”的封建道德伦理规范。贾赦虽为袭爵的长子，只能对母亲敬而远之，且另院居住。他心怀不满，却无以发泄；满腹鬼胎，却不能得逞。
次子贾政是个“酷喜读书”的封建文人，虽然在工部习学任职，但在老太太面前，他也近乎窝囊废。他要管束宝玉，但贾母却管束着他，使他无法对宝玉施加父权的淫威。
当他决心要充当“忠臣孝子”毒打宝玉时，谁也挡不住他，但是贾母一到，他也就只有叩头请罪的份儿了。
贾母不但没有“从子”之意，反而步步进逼，要与贾政分道扬镳。她说：“我们回南京去！”虽属策略性的威胁之词，但除了凤姐，谁敢对男人发出这样的声音？
正如曹公所言：“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
明清之际，随着“男权中心主义”开始衰败，贾府的爷们都已成为“垮掉的一代”，而女子们却风生水起了，行止见识皆出于他们之上。
可以说，——贾母就是年老的凤姐，凤姐就是年轻的贾母。
凤姐的掌权持家和贾母对她的有力支持，均可以视为一种历史前进的意象，象征着女性已具有一种新的历史向度：不依附男人而独立施展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胆略，实现自己相对独立、自由、平等的人生价值。
贾府最终走向毁灭，但主要责任人是谁？是爷们还是凤姐？贾母的态度是很客观明确的：是爷们！她说：“那些事，原是外头闹起来的，与你（即凤姐）什么相干？”
“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即贾珍贾蓉）做些什么勾当！”所以，最后“散余资”时，她仍然照顾凤姐。贾母在思想意识上、实践行为上的倾向性是并不掩饰的。
“红颜祸水”论，“女人是罪恶的根源”论和让女人当替罪羊的传统文化观念，在贾母这里都是受到抵制和反对的。
虽然作为一个老祖母，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可能是感情化的、直觉化的，但也是真实的、可敬的。但是，其总体方向是与时俱进的。
亦如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她本名杨爱，因读宋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
柳如是本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介风尘女子，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与其往来的张溥、陈子龙等均是有铮铮铁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
流寓苏州时，柳如是曾对张溥说：“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戡乱御侮，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靖节亮节高风。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
虽然贾母年事已高，不再关心家国大事，但是她教育和培养出来的黛玉、宝玉、探春、湘云等年轻一辈子孙，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是能够感受到时代气息和革新精神的。
作为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她的不同流俗的行为，所展现出的新观念、新审美、新气象与即将到来的，清末民初新时代思潮的历史性进步趋向是一致的，不应被低估和忽略。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她达到三百年后近现代的女权意识和行为标准，但她在维护贾府的安定和谐，尤其是对凤姐和一堆孙子、孙女的成长、生活、追求等问题上，她的态度和言行是值得肯定的。
就算她是一个“大家长”，她凭借的不是权力和威严，也不是满腹的心计，更不是自私自利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的死活。恰恰相反，她以慈善、博爱和平等待人的胸怀、气度与智慧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三百年来，对贾母的误读、误解、误判，原因主要在于后四十回，高鹗的续书严重矮化、俗化、丑化了贾母，致使曹雪芹精心打造的老祖母形象在后来变得面目可憎。
最显著的败笔是“掉包计”。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拙劣伎俩，是贾薛两家都难以接受的，对于宝、黛、钗后果都是极严重的。
对此，连袭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并且直说出来了：“……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这一后果是人人皆可料及的，怎么贾母和王熙凤偏不明白，而且还主持、参与了这样一件蠢事？
单就贾母弃黛取钗的情节发展而言，纰漏也是很明显的。
细读前八十回，和我在“上篇”所阐述的，我根本不怀疑贾母对黛玉的疼爱，对宝黛婚姻的基本态度。但在后四十回，贾母对黛玉似乎是从无亲情的，对宝黛之恋似乎是一无所知的。
我们来看看高鹗是怎么续写的，书第八十三回，写探春刚提及黛玉的病，贾母便“心烦”了，并说：“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众人都不敢答言。
第八十四回，写贾母要贾政留心给宝玉看个好女孩儿定亲，似乎她心目中根本不曾有过黛玉，也从未过问过宝玉的婚事。
第九十六回，写宝玉宝钗婚事敲定后，袭人把宝玉深爱黛玉的有关情景一一向王夫人说了，生怕消息传出去宝玉闹出大事。
王夫人回了贾母，贾母竟说：“别的事都好说，林丫头倒没什么，若宝玉真是这样，这可叫人作了难了。”这根本不像贾母说出来的话。
黛玉之后听到了宝玉定亲的消息，急怒吐血迷了本性，只求速死。贾母却道：“不是我咒她，只怕难好。”
问了情况后，竟然又说，“孩子们从小在一块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
袭人又向她汇报了宝黛素日和现在的情景，贾母又说：“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这些言行完全是高鹗的言行，而不是贾母的。贾母与之前判若两人，这就变成了人物反为情节服务，违背了情节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小说写作规律。
凤姐则比贾母走得更远，她对贾母说：“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张罗，倒是姨妈那边的事要紧。”
贾母竟又赞同说：“你说的是！”之后，黛玉的病日重一日，贾母也不关心，其他人也无一个问起。黛玉死了，贾母竟说：“这个丫头也太傻气！”并向薛姨妈说，“我看宝丫头就好！”
贾母、凤姐如此前后矛盾的表现令人吃惊！这个贾母还是黛玉亲爱的外祖母么？
按这样的逻辑倒推的话，贾母是绝对反对宝黛相爱的，甚至她早早的就属意宝钗了，那就无法解释、照应前面书中贾母对宝黛、宝钗的态度和言行。
我在“上篇”已提到这个关键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探讨。
直到第八十四回，贾母还在薛姨妈面前比较钗黛二人：“林丫头那孩子倒罢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结实了，要赌灵性儿，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
黛玉生日那天，凤姐还当着众人和贾母说宝黛：你两个哪像天天在一块儿的？倒像是客，有这些套话，可是人家说的“相敬如宾”了。说得大家都笑了。
她们岂能不知“相敬如宾”是什么意思？且王熙凤在早先给黛玉送茶叶时，就当众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你既吃了我们家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呀？
这难道不是贾母默许的？不是王熙凤已然了解了内情了？不然王熙凤不会轻易开这样的玩笑，她是已经摸透了贾母的心思，才敢这样说的。
对于宝黛恋情，贾府上下人等也是知道的。如第六十六回，兴儿就对尤二姐说：“将来准是林姑娘定的了，再过两三年，老太太便一开口，那是再无不准的了。”
兴儿是贾琏的心腹，他的信息自然来自凤姐、贾琏，其准确性、可靠性不言而喻。
袭人是最关注宝玉娶亲的，第八十二回，写她内心很不安，想道：“素来看着贾母光景及凤姐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
连薛家来潇湘馆送荔枝的婆子也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这么天仙似的姑娘，除了宝玉谁擎受得起呢？”直到第九十回，还写侍书对雪雁说：“……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就在咱们园子里。”
此时，宝钗早已搬出大观园，她们说的自然是黛玉；侍书又交代得很清楚，她是听凤姐和平儿说的。这些无不表明：贾母、王熙凤都是宝黛婚姻的知情者和支持者。
但高鹗续书完全背离了贾母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与贾母的态度发展逻辑亦完全相悖的，更是与曹雪芹创造的老祖母形象的美学理想，乃至赞美与启发中国女性之独立觉醒的深度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
也就是说，这是续写者不理解乃至根本误解、曲解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而强加给《红楼梦》的。尤其是黛玉死后，贾母那些公开贬斥黛玉的话，是十分令人惊诧的。
外孙女尸骨未寒，如果是一个有起码的亲情和人性的外祖母，是不可能说出那些中伤性的话来的。
她也没有任何理由“狠毒冷淡”（紫鹃语）到如此地步。退一万步说，即使贾母内心有这些想法，她也不至于向外人道，这样做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嘴。
贾母不但丧失了博大的母爱情怀，丧失了那种大家风范、人生修养和通达的情怀，而且变成了一个俗里俗气的老太婆，倒真有些“狼外婆”的气味了。
我在《谈薛宝钗和林黛玉》一文中也曾提及，对林黛玉的结局，高鹗的续书写的精彩却也庸常。贾母从未厌弃过黛玉，王熙凤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弄个精明的“宝二奶奶”来威胁自己管家的地位。
似乎高鹗只是为了极力渲染黛玉的孤绝惨死，与宝、钗那厢的鲜花着锦形成鲜明的戏剧冲突，赚足读者的眼球。只写了个惨剧，而非悲剧。
小说即是一个民族的野史。纵观中国历史，也许总有人习惯于把一些大关节、大文章、大革变归咎于一些个人的力挽狂澜或毁于一旦，这是文化的问题，价值观念的问题。
承载于小说中，成为小说家言亦如此，但这绝非曹雪芹的本意和笔意。我认为，这只是高鹗作为一个封建落第文人，借对贾母形象的刻意反转来宣泄他自己阴暗龌龊的心理世界。
我说过，贾府就是一个封建政治社会的浓缩版，那么贾母毫无疑问是塔尖人物，王熙凤就相当于她的左右手。
高鹗让她们搞什么“调包计”，弃黛娶钗，干出这样没智商也不符合逻辑的事来，完全就是续作者一厢情愿的杜撰，其唯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借此发泄对皇帝乃至朝廷当权派的不满。
历来封建文人写诗写文讽喻朝政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逞口舌之利罢了。高鹗也不例外，他不顾贾母形象的发展和写作小说本身的双重逻辑，直接将贾母和王熙凤“黑化”了。
最后，又弄出个什么贾母“散余资”，贾府“兰桂齐芳”来，更是完全颠覆了整个《红楼梦》的写作基调和曹雪芹写作这本书的核心原旨、根本价值观和思想深度。
反过来，薛宝钗反倒成了被迫嫁给宝玉的，是去“冲喜”的。无形中拔高了宝钗的形象，让人不禁同情、怜悯起她来，仿佛她倒成了一个比林妹妹还要悲惨的牺牲品。
在前八十回，她和薛姨妈，这对商人母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根本不用我再去赘述了。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处境的不断变化，贾母晚年对宝黛婚事的态度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但她是一个有权威、有才智和卓越能力的老人，她要改变初衷是必须有其充分严密的逻辑依据与逆转过程的。
在前八十回书里，贾母是注意到薛家的争婚意向的，包括贾元春的态度。她意识到这场家族内部的争斗是非同小可的，但其尖锐性被掩盖着，长期处于内紧外松的状态。
贾母是必须审慎筹划的。她反复强调她的择媳标准，尤其是关于不论女家贫富的声明，不是无所指的；同时，她又采取了各种拖延的策略，似乎是为了给自己留下运筹的余地。
有时又故意透露一点消息，比如她在向薛姨妈夸说宝钗时，是把宝钗排在“我们家四个女孩”之外的（黛玉则成了“我们家四个女孩”之一），用心可谓良苦。可后来又说，黛玉毕竟是“外人”，很明显前后矛盾。
当然，由于王夫人暗中联合薛姨妈，薛家日益占据上风，“金玉良缘”逐步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此时，王家正如日中天，王夫人的靠山不只是娘家还有贾元春。但贾府却已日趋衰落，贾母自己年事已高，凤姐亦随家运衰落和身体状况不佳而渐渐失势。
王夫人越来越有恃无恐，不但从黛玉进贾府之日起，她的态度就是冷淡的；宝黛在潇湘馆大吵摔玉剪穗子，王夫人就已经对林黛玉不满了；“绣春囊事件”发生后，她曾毫无顾忌的把黛玉与重点怀疑对象晴雯相并列，想把宝玉挪出园外。对此王熙凤是不以为然的，只是没有明显的抗争而已。
且在贾母过八十大寿那一天，面对邢夫人的无理刁难，又当众不给凤姐面子，贾母通过和鸳鸯的对话表达了对邢、王的不满。这些表现，无疑是王夫人即将决定卸磨杀驴，走向前台主宰家事和无情干预宝黛婚姻的重要信号之一。
王夫人也早就和薛姨妈密谋取宝钗为媳，而且薛姨妈“早应了”；她对王熙凤的利益捆绑远大于亲情关系，与贾母和王熙凤之间的真情实感有本质区别。
大房那边也开始蠢蠢欲动。邢夫人又和贾赦串通一气，企图纳鸳鸯为妾达到人财两得的目的。
因为，邢夫人也知道鸳鸯在贾母的默许之下，将“金银家伙”运出来一箱子给凤姐应付已“入不敷出”的家事管理状况。她自然不服，且一直就因为贾母“不作兴”她而暗暗不满，随时伺机报复和也为自己“捞一笔”。
诚如探春所说：外人不知道贾府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不知他们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有）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厉）害！”
直至王夫人“抄检大观园”，这一事件可谓贾府运势的转折点，探春的话更加振聋发聩：“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贾母正处于“烦难”的中心。这位已历经了八十余年人生风雨的老人，是不能不审时度势的。所以，在后来王夫人和贾元春的软硬兼施之下，客观的讲，她是有可能做出违背初心的事来的。
遗憾的是，高鹗不但没有写出贾母思想变化的历程，和有可能改变初衷时她内心的极度矛盾与痛苦，只是硬性的编造了一些极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更不符合小说艺术创作规律的故事情节，严重损害了贾母形象的完整性、一贯性、启发性，从而严重干扰与误导了后世读者对贾母及王熙凤形象的鉴赏与研究。
在我看来，曹雪芹的原笔原意绝不可能让贾母和王熙凤来玩什么“调包计”，悲剧也不是这么写的。这完全是编故事，不是悲剧的写法。
我认为：贾母肯定还会坚持一贯的态度，与王夫人、薛姨妈虚以委蛇，继续采取拖延战术。
直至贾元春薨，薛姨妈也因薛蟠再次入狱，夏金桂无事生非，搞得家破人亡之后，王夫人失去了靠山和臂膀，无法再继续逼迫贾母和往前推进“金玉良缘”。
但是，恰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贾府突然事发，被皇帝下旨抄家，贾母因此一病而死，也根本来不及安排身后事。最重要的，是无法最终促成宝黛婚姻。这时候凤姐的“下红之症”也日趋严重，也根本不能参与理事了。
王夫人则“因祸得福”，趁势收回管家大权，明目张胆的逼迫宝玉娶宝钗为妻，黛玉才因此彻底绝望，病重而死，也可能是自杀身亡，这也符合了“玉带林中挂”的判词寓意。
若情节如此发展，才符合王夫人的人设，也符合艺术创作“一波三折”的规律，进而充分揭露出王夫人、薛姨妈及贾元春才是真正的“封建大家长”，“幕后黑手”，“封建专制的代言人”，是最后毁灭宝黛爱情的真正的刽子手！
连高鹗自己好像也觉得这么写，确实不大能说得过去，于是，他又设计出贾母种种后悔和懊丧的情节，如去潇湘馆说，“是我弄坏了你了！”又嘱咐贾琏一定要将黛玉的灵柩送回南去，等等。
贾母“散余资”这场大戏，同样是高鹗回过神来，刻意逢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奴性心态的具体表现，以及作为他这样一个封建文人自身的本质体现罢了，并非是出于完善贾母艺术形象的考虑。
王熙凤的结局也是被曲解和篡改的，凤姐只是绝望至死，平儿被扶正，也非曹雪芹的本意。
王熙凤“扫雪拾玉”的情节被删去了，抄家之后，在狱神庙和贾宝玉同被关押，受尽屈辱和磨折的故事也没了。高鹗仅仅出于“因果报应”的写作逻辑，写死了凤姐，仍不过是肤浅的解读罢了。
对于王熙凤这一《红楼梦》经典艺术形象，我们也不应该仅从“毒设相思局”整死贾瑞，逼死尤二姐这些故事中，得出一个脸谱化的结论，就把她也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她的所作所为也都有其时代特征、客观环境和背景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她的手段虽毒辣，但皆有其外在的原因，她也是为了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和女性的尊严。
高鹗的“调包计”更加使凤姐背上了历史性的黑锅，这都是不应该的。曹雪芹浓墨重彩的创作出凤姐这样一个当家少奶奶的典型人物，在她的身上也是赋予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艺术价值的。
只不过，后四十回真实的故事情节，其中涉及凤姐有无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心理及行为的改变，我们看不到了。高鹗不过是将凤姐自私贪婪、热衷权力、卖弄才干等这些消极的一面继续“发扬光大”，一黑到底。
这不仅不是一个成熟睿智的作家会这么来写人物，更非曹雪芹耗费了大量笔墨和心血，结果难道就是要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与思想表达？
解读历史也好，文学创作也罢，某些人物、事件可以定性，因为是非自有公论。但是，像王熙凤这样的代表着近现代历史进步性的，女性价值观之独立与觉醒的典型艺术形象，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凤姐死了，高鹗还把平儿扶正，就如平儿这样的，只知对主子忠心耿耿，八面玲珑的奴才，曹公会让她心满意足的和贾琏过上小日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尤二姐就应该从坟里跳出来了！
对于高鹗这个人，我觉得他要么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妻管严”的老婆，要么就如写《水浒传》的施耐庵一样，极度仇视既长得漂亮又有才干的女子，必欲毁之而后快。也唯有像薛宝钗这样的“贤妻良母”，平、袭这样顺从听话的小老婆们，才符合他们这些封建文人的龌龊口味罢！
俞平伯先生曾指出：“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
又评曰：“由盛而衰，由富而贫，由绮腻而凄凉，由娇贵而潦倒，即是梦，即是幻，即是此书本旨……”
亦正因此贾母也好，王熙凤也罢，乃至于宝、黛、湘、探她们亦不能彻底的打破与颠覆贾府乃至封建社会的根本桎梏。
但是，曹雪芹结合了曹家家史，自身的成长与蜕变，深刻的把握到了人生的底蕴和世道的真相，最清醒的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制度对人性的压迫、改造，终于获得了全面认知与解构中国人及其生存规律的契机和视角。
他写红楼发生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一次“盛世”，——雍乾年间，这是清帝国的最盛期，也是开始没落的时期。
中国的封建文化与制度，从东周开始，经历了近三千年的流传，到这时候，一面仍放射出刺眼的光芒，一面呈现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景。《红楼梦》就诞生在这一中国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前夕的时代。
尽管曹雪芹没有摆脱宿命观，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于人生无常的一种幻灭感，诸如“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事有前定，无可奈何”等等这些无奈与悲伤的基调。
但正是通过塑造出了贾母与王熙凤这样的不同于以往的女性艺术形象，着重描绘了一个贵族之家的无力挽回的衰败与毁灭，也极力探求着在封建礼教之外，中国人还可能有一种什么样的更合乎人性与情感的生活方式。
曹公充分表达了对人间真情的依恋，对知识女性的迷恋，对美的追求，对男权礼教文化的否定，对人情社会的否定，对中国人现实生存方式的暴露与批判。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他不再相信任何盛世可以永久持续下去，不再相信个体的人生只能是国家与社会划定的那个“三纲五常”，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曹雪芹在这部“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长篇巨著里，既宏大深刻又细致入微的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端腐朽与必然崩溃性，尤其是在揭示其文化与制度的深层本质内核上，亦通过在书中塑造出的一系列敢于尝试与旧制度、旧文化、旧习俗相抗争的女性人物形象，呐喊出了人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与呼唤根本性变革的超前意识。
撇开高鹗的伪续，这方是《红楼梦》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其文学性与思想性“双峰并矗”的伟大成就之深层价值与意义。
张锋 辛丑初冬写于大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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