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八景最早见于金《明昌遗事》中，被称作“燕山八景”，到清乾隆十六年才御定为“燕京八景”，太液秋风、西山晴雪、琼岛春荫、居庸叠翠......成为京城名闻遐迩的胜景。同是金章宗时期修葺的西山八大水院却鲜为人知。对于西山八院的名称和 位置，专家也有着不同看法：比如今天的颐和园原是金水院；仰山的栖隐寺原是灵水院；香山脚下的香山寺原是潭水院等。但西山大觉寺即清水院是共识，因为这是八院中留存下来最完整的一座，是最早的京城敕建庙宇之一，还是一座静雅的皇家别苑。
关于大觉寺的记载始于辽代，根据寺中名为《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的碑刻推断这座古寺已有千年。根据记载，大觉寺为藏经而建，建寺早于咸雍四年（1068年）。辽八代帝王推崇佛教，在全国建寺敬佛。山西华岩寺，河北独乐寺都是辽代所建。辽道宗耶律洪基通梵文善佛法，北京云居寺内保存有咸雍时期刻的石经。《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中记述咸雍四年这里已经是“幽都之盛概”，民间捐资“修缮僧舍，印大藏经”。碑额“奉为太后皇帝皇后万岁大王千秋”的题刻彰显皇家寺院身份。这块石碑成为见证大觉寺历史的镇寺之宝，也是北京现存八座辽代石碑之首。
另一件千年物证在大觉寺后苑的领要亭前，是一只端坐的石狮。虽然历经风雨，面目全非，专家依然根据石狮特征考证出是辽代遗存。
大觉寺无量寿佛殿前两株银杏树亦是辽代所植，每到秋天，参天古木挂满金黄的银杏叶，树影婆娑。乾隆题诗赞道“古柯不计数人围”，历经千年的古木好似“世外沧桑阅如幻”。
金章宗时大觉寺改名灵泉寺，成为八大水院之一，也是皇家行宫。今天大觉寺高处的功德池下还有金代的龙首石雕，泉水自上而下顺水道流至低处的碧韵清池中。这是一整块石料雕出的水池，池水清澈。元代之后的清水院百年间日渐寂寥。
明代从宣德至成化年间三次重建，这里再次成为皇家禅院，并始称大觉寺。碑亭中立有明宣德御制大觉寺碑和正统御制重修大觉寺碑。钟楼中的大铜钟制于明宣德五年（1430）。大雄宝殿和无量寿佛殿中的佛造像都是明代的。大雄宝殿内的明代二十诸天和十地菩萨彩塑造像、无量寿佛殿板墙后的海岛观音泥塑像，造型优美生动，刻画细致入微，和山西寺庙中的造像比起来，毫不逊色。木建筑也保留着明代的特征，历经几百年，没有刻意粉饰，这种修旧如旧的原木色给人强烈的历史感。内部梁枋间也保留着原始色调的彩画。抬头仰望，更有与紫禁城大殿相似的精美蟠龙藻井。
大觉寺明代三世佛在70年代被请到广济寺，但不久智化寺的明代三世佛又被请到大觉寺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内的明代西方三圣造像更是精美绝伦。
清代的大觉寺则以玉兰闻名遐迩。北京曾有法源寺的丁香，崇效寺的牡丹和大觉寺的玉兰驰名天下。大觉寺的玉兰树在四宜堂前，曾与雍正皇帝结缘。雍正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得到大觉寺主持迦陵禅师的倾力辅佐，雍正得位后迦陵却退隐深山，圆寂前将一株玉兰送往京城，植于大觉寺四宜堂。大觉寺中有雍正尚为亲王时所书“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大觉寺已毁坏的南塔院中曾有一座塔，据说是迦陵禅师的舍利塔300年前栽下得玉兰树枝繁叶茂，每逢初春盛放，美不胜收，吸引了纳兰容若、朱自清、季羡林等名流雅士来此赏花作赋。
盛世的乾隆自不必说，1747年重修大觉寺，数次驻跸，还留下诗作制成石刻立于后苑假山间，和领要亭融为一景。松柏环抱的古塔是明代的覆钵式的古塔，华盖处有16个佛字，塔身有20条五爪龙，有莲花、葵花等砖雕装饰，远看像是小了一号的妙应寺白塔。近看白塔倒映在功德池的水面上，和周围的楼阁假山古松古柏相映，安静且肃穆。清代以来，敕建的庙宇不仅是承载佛教的传承，更是帝王修身养性之所。乾隆将园林造景艺术融入到寺庙建筑中。奇石假山，亭台楼阁，青松翠柏，白塔红墙，无处不显现禅意。
大觉寺大雄宝殿上高悬乾隆题书“无去来处”，意在随缘。战乱时一队战败军阀闯入，以为有去无回，竞将匾额字迹抹去。而乾隆题在无量寿佛殿上的“动静等观”，意在对待事物无分别心；反过来念“观等静动”更是充满禅机和趣味。大雄宝殿内悬“妙悟三乘”和“法镜常圆”，匾额上三枚钤印，不用说出自慈禧手笔。有意思的是大悲坛上的“最上法门”是醇亲王的手笔。
从领要亭延假山石间小道走到憩云轩斜廊，下面是幽静的四宜堂。檐下灯笼上印着明慧茶院，透过小窗可见人影朦胧，小院儿格外宁静。乾隆描绘了这里的禅境。
“香台喧鸟语，禅室绕泉鸣。日午松阴转，钟传说偈声。”
大觉寺早已无燃灯点香，但只要走过，就觉得寺中禅意依旧。
放生池前两株苍天古柏，古柏下一对石狮。几只猫一动不动地待在树下，静守着千年古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