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谁患上抑郁症，谁就会遭人侧目，”在小说《背向世界》出版后，德国作家托马斯·梅勒（Thomas Melle）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到。他本人是一位躁郁症患者，这种精神疾病又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患者时而陷入沉重的抑郁，时而感到强烈的欢欣，大悲大喜交换更替。梅勒在这本自传性作品中形容陷入抑郁的自己“像一堆灰烬那样躺在那里，不知道去哪儿”，而处于躁狂阶段时则感觉时间在奔跑，“像吸食过大麻一样恍恍惚惚地穿越大街小巷，只要我不集中注意力的话，混凝土似乎就在我的脚下塌陷……努力，浪费，疲惫，麻痹——然后爆炸，”在这之后，“又重新充满了恐慌、愤怒和罪责。”
近年来，以抑郁症和躁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疾病往往以非常惨烈的形式进入公众视线，比如2018年5月在香港跑马地跳楼自杀的歌手卢凯彤。她曾患躁郁症并一度隐退，当病情好转时，她成为了精神与情绪健康议题的倡议者，并将自己在患病期间所作的画纹在身上，唱起“将躁郁滋味文上右臂，不掩盖我的传奇”，以此鼓励公众深入了解精神疾病。令人遗憾的是，她最终仍无法逃脱躁郁情绪的困扰而选择自杀。
梅勒曾著有小说《病人》（Sickster）和《肿瘤》（Raumforderung）等作品，他的诸多作品总是贯穿着人格分身、另一个“我”的主题。比如在小说《病人》中，主人公、记者马格努斯就患有躁狂症，《3000欧元》里无家可归、债台高筑的法学院高材生安东也是在一次躁狂发作时跳楼身亡的，但梅勒在书里并没有将之点破，“我想给这个人物保留一些尊严，”他说。但在《背向世界》中，梅勒并没有给自己“保留尊严”，而是和盘托出并详细描写了他深陷躁郁症的三次挣扎。如果是精神疾病是“房间里的大象”的话，那么梅勒面临的就是最凶猛的那只大象——他患的是双相I型躁郁症，抑郁症中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而双相I型是躁郁症中最严重的一种亚型，躁狂期和抑郁期都特别漫长。“我是属于使用年卡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当我滑倒在地或者在高空飞翔，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梅勒说，“发病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都毁掉。”
《背向世界》犹如一部躁郁症编年史、一部个人陈述病历，在2016年曾获德国图书奖。德国文艺评论家大卫·胡根迪克（David Hugendick）在为此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它讲述了人类本有的脆弱，讲述了一个人怎样变成行尸走肉，讲述了稍纵即逝的幸福和经久不息的痛苦。”在这部不可思议的剖白书中，梅勒对他的躁郁状态极尽描摹，“我写的全都是我的真实经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故意渲染疯狂，包括那些在柏林Berghain夜店遇到毕加索、和麦当娜上床的情节。他也承认，虽然这本书是他对于自己病因的一次探究，但“同时我也很清楚不可能彻底搞明白”，关于躁郁症发作，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个人凭空变成疯子，彻彻底底变成疯子，而且要比电影里和书本上显示的更清楚、更真实、更难堪，犹如一个对着市内交通车辆谩骂的独眼流浪汉那样丧失理智，变得愚蠢、痴呆，令人毛骨悚然”。
在今天，中国的精神疾病的罹患率和就诊率都在上升，但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感知仍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认为躁郁症患者是天才，或认为这类疾病只是人的性格过分“内向”和多虑而已，而非某种实质性的病症。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精神疾病患者将社会描述内化，否认自己的情绪疾病，直到身体出现长时间的、未知的疼痛时，才敢“名正言顺”地前去就医。而此时，神经衰弱又成为了医院对于这种表征的最常见诊断，一来因为神经衰弱是社会更容易理解和包容的一种常见疾病，二来是受中国先前精神疾病诊治的历史影响，使得抑郁症等需要具体问题都被含混地扔进了神经衰弱这个万能的筐里，不仅耽误了患者的正常医治，也使得精神疾病的议题被不断遮蔽，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社会对于这类问题的恐慌、误解或污名化。
天才还是内向：我们是如何误会精神疾病的？
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往往容易陷入两个误区，其中之一是认为患躁郁症的人普遍都是天才。冰岛人类遗传学研究与分析公司“解码基因”（deCODE genetics）研究发现，相较于普通人，具有创造力的人携带精神疾病基因的几率要高出25%。另外，在躁狂期时内，躁郁症患者常常表现出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灵感，甚至能够创作出出色的作品。有人曾搬出伍尔芙、梵高、玛丽莲·梦露、丘吉尔等等名人，拿来做躁郁症的荣誉病友，久而久之，这种疾病也被误会成了所谓“天才病”。但梅勒认为，此种说法不过是写作者对躁郁症患者的想象和扭曲，“在文学里人们总是习惯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阐释符号的涵义，用无穷无尽的歧义去填补和予以丰富。”而实际上，作为疾病的亲历者，他说自己“在抑郁期什么也干不了，在躁狂期又神志不清”。
另一个关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误区，似乎更为常见。人们倾向于认为，精神疾病只是源于当事人“想得太多”、“心理脆弱”、“太过矫情”等心理问题，可归因于某些人过于内向或顽固，所以他们只要努力外向和开朗一些，不要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切就会好起来——而这些由于不了解或误会而引起的猜测，正是今天的精神科医生极力建议病患家属避免的表达方式。所有这些臆断和误解对患者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最终将影响他们向医院寻求帮助的意愿，甚至选择压制自己关于精神疾病的表达。
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阿瑟·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阐述了中国人的精神疾病在医学意义上很少获得私人表达和公开讨论的原因。他说，中国人认为社会关系的和谐的价值，要高于潜在的、破坏性的以及自我中心的内在精神体验的表达，而且“对于在家庭范围外公开口头表达个人苦痛持强烈的负评价”，对精神苦痛或疾病的言说会普遍被视作尴尬可耻的行为。
正因如此，无法被表达的抑郁情感不断受到压制与排斥，抑郁的“躯体化”在此过程中便逐渐浮现了出来，反映成为身体器官的种种不适，如神经性头痛、肢体疼痛、背部疼痛和胃肠道不适等。“躯体化”为这些无法表达精神疾病或根本不自知精神状况的患者们指引了另一条路，即借由切实的疼痛求医问药，把精神问题当做具体的器质性疾病看待或治疗。正如凯博文观察到的那样，正是由于躯体化的症状是被广泛认可的、是可以被勇敢表达的，所以，“它既带有文化含义，也具有社会效用……躯体化的抑郁或愤怒就像悲伤或愤怒的感觉一样都是真实的。”
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医疗诊断中出现了大量的神经衰弱病例。这并非一个陌生词汇，但到底什么才是神经衰弱？凯博文在当时以为，中国的医学和精神病学教科书中关于神经衰弱的篇幅非常有限，医学界人士和相关专家在解释其病理学上的意义时，也表现得犹豫不决，这都显示出：神经衰弱作为一种生物医学疾病的地位是不确定的，而且正处于变迁之中。
“神经衰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在西方和日本的精神疾病的治疗中，神经衰弱这个诊断已经是个老古董了。这个常见于19世纪末的诊断，曾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是浪漫诗人和脑力劳动者的特权病种。彼时涂尔干曾以一种略显讽刺的口吻说：“今天的神经衰弱与其说是一种弱点，不如说是一种区隔的标志。在我们这个为知识着迷的优雅社会中，精神紧张的人们几乎成了一种高贵。”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国，神经衰弱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学界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引进了前苏联的医学体系。苏联的诊断系统不同于西方医学体系，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全体公民承诺从摇篮到坟墓享受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苏联的医疗系统以简单廉价的强制体检、强制接种等手段，主导了公民的医治与治疗，以节省医疗开支，而对精神疾病往往无能为力。在之后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又制定了精神卫生工作的“五年计划”，制定了“积极防治，就地管理，重点收容，开放治疗”的工作原则，提倡一种非常快速有效的诊断和解决方式。其结果就是，许多完全不同的精神病患都被贴上了神经衰弱的标签。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西方精神疾病定义，神经衰弱会外化为躯体的不适，比较易于量化解决。医院试图通过体力劳动、谈话治疗以及“大众政治技术”来治疗这一病症，使其变得可控、可“消灭”。据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曾思琳、郭毅在《神经衰弱的昨天、今天及明天》一文中的统计数据，整个上世纪50-60年代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占神经精神科门诊总数的60%左右，占内科患者的20%左右。
凯博文在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精神科门诊中发现，神经衰弱是这里最常见的诊断，其中湘雅第二附属医院的精神科门诊接待了361名病人，有三分之一被诊断为神经衰弱。他将100例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中国病例根据DSM-III标准进行重新诊断，其中有87例可诊断为抑郁症，有69例可诊断为焦虑症，而被诊断为躯体障碍的有25例。
他认为，如果把神经衰弱转化为一种躯体疾病，就不会产生令人尴尬的有关道德过错和社会污名的问题，“华人文化圈中对神经衰弱的使用，是把它当作一个幌子来遮蔽精神疾病、心理以及社会问题……身体问题具有社会标记，而心理问题没有。”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钟友彬把神经衰弱称为一个“垃圾筐似的诊断”，几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精神疾病治疗的一个缩影：隐晦、躯体化、在现代医疗全面介入前长期存在。在中国，中医对于神经衰弱诊断率居高不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统中医把神经衰弱看作是由有害因素导致的“气”的衰减，导致五脏系统的功能发生变化，深究下去就可能发现肝肾阴虚、心肾不调、心脾虚弱、肝气郁积等问题。
随着精神疾病的分类日益精细，原本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许多病例都被重新定义为焦虑症、抑郁症或躁郁症等，在获得了名字的同时也有更大几率获得正确的看待和治疗。我们正迎来现代医学的专业化和细分化。梅勒在《背向世界》中谈到了自己患病和十几次入院治疗的经历，相比于“双相”这个词，他更喜欢用“躁郁”形容自己的问题，因为前者是“排斥其他概念的那些概念中的一个”，这是为了摆脱“歧视性”的元素而命名的，像是“被伪装起来的委婉语，他们运用重新命名的方式拔掉了它们对象上的硬刺”，甚至将会“抑制这种概念的真正的灾难性含义”，把这种不幸乔装打扮为对于消费者友好的“专业术语”。
对精神疾病的分类和正视，无疑是医学专业化的尝试中的重要一笔，凯博文认为，如何在中国的场景下修正专业化，以使这里提出的问题得到有效的关照才是最重要的，而“在多数社会中（包括美国和中国），只有通过医学化才能对问题进行有效的干预。”他写到，“否则，对这些问题进行社会性表述的话，就会对政治系统产生威胁，从而导致这些问题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有效应对精神疾病，正确的诊断应该是它的起点，而完成这样的专业诊断，需要的是患者对自己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坦白表达，这样的表达也反过来促成了一个足够包容与理解的社会环境——精神疾病是一种以行为和心理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疾病，需要专业的医疗介入和治疗应对，更需要一个长时间培养的对精神疾病的高度共识，给精神疾病患者更大的伸展度，以此给予他们重新进入正常生活的可能。虽然梅勒在书中写到，“个人几乎不可能想象自己过一种比躁郁症的生活更被羞耻占据的生活，”，但在生活出现转机之时，他也表述了自己重新面对这个世界的决心——“虽然出了点事，但我并不把它视为是一件可能会重复发生的大事。毕竟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现在可以布置共同的居所，继续自己的学业，盼望着一个或许很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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