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参考自图书《下沉年代》）
1979年，杰夫·康诺顿第一次见到乔·拜登。
青年拜登
那时，拜登那年三十六岁，是当时政坛中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参议员。而康诺顿只有十九岁，是亚拉巴马大学的一名商科学生。
他就是我的偶像！康诺顿个头矮小，一头棕发，聪颖勤奋，性格中略带有一点自卑感。
康诺顿之所以略微自卑，不仅是因为他个子不高、长相一般，而且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
他的家庭勉强算是中产阶级。父亲曾在美军服役，但退役后在厂子里上班，收入一般；母亲曾是农民，中过棉花，后来在家当主妇。
康诺顿上大学时就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经常参加各类有关政治和公共事务的集会。
1979年初，康诺顿上大二。那一年，他作为亚拉巴马州的大学生代表，参加了在费城举办的全国学生联会年会。
年会上，当地那些有名望的议员们纷纷上台发言，来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其中，就有30来岁的乔·拜登。
拜登是第二个上场发言的。他一上台，就表现得轻松自如，通过各种玩笑来引人入胜，非常从容地与大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康诺顿就是通过这场演讲，对拜登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诺顿回到学校之后，组建立了所谓的亚拉巴马政治联盟。然后在当年秋天，他邀请了拜
登来做了一场演讲。
9月，拜登如约而至。只见他身穿定制西装、打着红色领带出现在校园里。尽管拜登的脑袋上头发日渐稀疏，但他依旧风度翩翩，微笑时露出一口闪闪发亮的白牙。
当天的晚宴上，拜登迷倒了几乎所有参与晚宴的女学生。
晚宴后，拜登按计划进行了演讲。而康诺顿作为他的临时助手，坐在拜登的身旁。
演讲持续了九十分钟，拜登全程没看一眼笔记。
演讲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康诺顿站起身来，他想要走向拜登表示感谢，却无意间
引发了全场观众跟着起立喝彩。
拜登离开校园回机场时，康诺顿一同随行。在车上，拜登向康诺顿讲述了自己悲惨的往事：
1972年12月，拜登全家遭遇一场车祸。他的妻子和小女儿死了，儿子们受了重伤。经过这一巨大挫折，拜登不但没有被击倒，反而以更加坚定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并在儿子的病床边宣誓就职，成为一名参议员。
拜登和家人
就在那一刻，康诺顿迷上了乔·拜登。
那时的拜登，身上有悲剧，有能量，有雄辩口才。拜登会对遇到的每一个人施展魅力，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直到建立起某种联系，才会继续前行。
这就是一个想当总统的人所需要的特质和动力。
康诺顿目送拜登上飞机的时候，内心暗下决定：他会追随这个人进入白宫。
我成为了他的人！从亚拉巴马毕业之前，康诺顿又两次邀请拜登前来进行有偿演讲，两人也逐渐建立了不温不火的友谊。（拜登只把康诺顿当成自己的一个政治粉丝而已）
大学毕业后，康诺顿拿着拜登本人的推荐信去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进修MBA。
但康诺顿只把MBA当做一个保底的谋生手段。他更看中的还是政治，念念不忘的还是拜登。
进修结束之前，他还满怀热情地给拜登写了几封信，打算直接在拜登那里求一份工作。然而这些信全部石沉大海。因为，拜登本人几乎从来不会看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他的办公室助理们对这类信也毫无兴趣，并直接扔进了废纸篓。
1983年进修结束，康诺顿搬到纽约，在某公司找了一份财务相关的工作，年薪四万八千美元，还不错。
年轻时的拜登
他在纽约工作了一年，期间经常与政府中低级官员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年后，他跳槽去了芝加哥的一家投资公司。可惜这个公司因为涉嫌诈骗，很快衰落。但康诺顿仍然从这期间学到了不少东西。
不久，二十七岁的康诺顿因为聪明勤奋，当上了助理副总裁，年薪超过十万美元。令同龄人羡慕不已。
然而，他内心里并不开心，他对商业投资似乎没有热烈的兴趣。内心里真正渴望的，仍然是从政。
而在1986年底，已经在政坛上混得风生水起的拜登，正打算竞选总统。
康诺顿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找了一个商业伙伴充当牵线人，跟拜登的竞选团队取得了联系。
很快，康诺顿收到了回复：拜登的竞选团队愿意接纳他成为一份子。
我为他付出一切，他却懒得搭理我！1987年，康诺顿本来很有机会混入华尔街中高层商业圈子，但他却偏偏放弃了美好的商业前程，转而在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中担任一个初级职位，年薪两万四千美元。（是他刚开始工作时薪水的一半）
康诺顿觉得无所谓，因为他认为自己正在“为真正的人生理想而拼搏”。
随后，竞选团队交给他的任务是在佐治亚州“筹集竞选资金”。
康诺顿第一次干这种工作，但干得还不错。他顺利地找到了二十个人，并说服他们给拜登掏钱。这让康诺顿越发觉得自己很适合干这个活。
竞选团队也因此让他继续从事筹款。可惜的是，康诺顿没有进入拜登团队的核心圈子，而是被“打发”到各个城镇继续寻找资金。
康诺顿被分配到特德·考夫曼手下工作。考夫曼是拜登的幕僚长，也是心腹之一。
考夫曼和康诺顿相处得不错，两人同样精力充沛，同样热心政治，也同样热衷于筹款工作。康诺顿在考夫曼手下热情地工作,像一个十足的“老黄牛”。
而此期间，拜登也成了总统提名战中强有力的竞争者。
80年代参与总统竞选的拜登
康诺顿为了自己的偶像能够问鼎白宫，整日过着程序员一样“007”的工作节奏。他每天精疲力竭，休息只有4、5个小时。但只要想到能够跟随拜登入主白宫，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一天，拜登终于来到考夫曼团队的办公室，慰问自己的“狗仔们”。他发表了一通中规中矩的激励讲话，然后就离开了。
康诺顿全程都在认真地听拜登发言，但他觉得拜登似乎根本没有把他认出来。
拜登准备离开时，康诺顿本想追上去，告诉他：“我曾三次邀请您来到亚拉巴马大学。上一次，我承诺我会助您当上总统。现在，我来了。”
然而，拜登急匆匆地走了，康诺顿只好转身回到了办公桌前。
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康诺顿的辛勤付出终于使他在竞选团队中步步攀升。
他开始成为拜登众多随行的助理之一，与拜登一同旅行，每当飞机延误，或是拜登抵达后的讲话太长或太短时，康诺顿就会替他挡住捐款人的不满。
然而，尽管康诺顿经常跟拜登工作在一起，但他和拜登却几乎从未交谈。
有一天，在去往休斯敦一场筹款活动的航班上，康诺顿被安排向拜登简单介绍活动内容。
他拿着活动手册，穿过飞机过道，来到拜登和他妻子吉尔所在的头等舱。准备跟拜登好好地进行一番深入的工作交流。
可是，拜登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交代他“把活动手册给我就行了。”
康诺顿明白，拜登的潜台词是“这里没你啥事，我忙着呢，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那一刻，康诺顿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个“失恋的纯情小姑娘”，而那个曾经对他甜言蜜语的“白马王子”，如今几乎都已经把他给忘记了。
在康诺顿的眼中，拜登似乎成为了一个“渣男”。
多年以后，康诺顿才搞清楚：
对于拜登来说，如果你是他的家人，或者长期为他工作的心腹人员，那么他也会对你表现出强烈的亲近感。然而，如果你只是为他鞍前马后忙上几年，他会无视你、恐吓你，有时会羞辱你，对你的进步毫无兴趣，也永远不会记得你的名字。而且，当你的工作让他不满意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地对你使用 “C开头”的侮辱性语言。
他失败了，我也迷茫了！康诺顿所做的是艰难且必不可少的筹款工作，同时也得不到回报。
可他的主子拜登，却觉得筹款是一个“让人心烦意乱的头疼工作”。
所以，拜登不仅从来不去掺和筹款的事，而且还对那些为他拼死筹款的中下层员工，没有太多的好感和印象。
康诺顿逐渐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皇帝”嫌弃的“黄脸婆宫女”。但他也知道，拜登是一个目光和理想都高高在上的“上层政治家”，他更关注宏观现实的政治事务，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感兴趣。
康诺顿感到疲倦、失望，甚至有一点愤怒。
1987年9月，康诺顿从透支生命的竞选工作中抽身离开了一阵，给自己放了几天假，来平复“矛盾而失落”的心情。
而这期间，他得知一则重磅新消息：拜登在一次辩论中抄袭了前英国政客的演讲内容。
于是，拜登的对手们、热衷于爆料的媒体记者们纷纷出手，把这件事打造成了一则“丑闻”。
紧接着，以往关于拜登的各种失误、剽窃、不当发言等内容被纷纷扒拉了出来。
尽管拜登费尽心思极力挽回自己的形象，但是，在电视新闻媒体的巨大打击之下，他最终无力回天。
9月23日，拜登将在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康诺顿从电视上看到了新闻。然后，他跑到了洗手间，痛苦地哭了起来。
康诺顿并不是仅仅是为拜登感到惋惜。此时，对他来说，曾经的一切努力看起来仿佛都是那么可笑。
康诺顿失去了奋斗的动力。短短两周里，他的英雄被揭发为伪君子，从总统候选人变成了“国民笑话”。
后来，直接上司考夫曼要求他在威尔明顿多留几个月来协助结束竞选活动，他答应了。
随后，康诺顿面对的是排山倒海一样的“追款电话”。那些曾经的竞选资助人纷纷要求把自己投资的钱要回来。
我对他念念不忘，他却对我视而不见！1987年末，“讲义气”的考夫曼给心灰意冷的康诺顿谋了一个新职务——在司法委员干助理的活。
康诺顿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未来，他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华尔街的机会。而他现在在外人眼里也已经是拜登团队的人了。因此，康诺顿答应了考夫曼。
于是，康诺顿进入了国会山的办公室。
美国国会山
之后，康诺顿继续为拜登而工作，只不过，工作更多地涉及到商业和经济法律方面。
康诺顿的新住处是在国会山第六大道的一个地下室公寓里，他再次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其中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国会山的办公室，除了偶尔去酒吧喝个小酒，鲜有其他休闲娱乐。3年期间，康诺顿再次恢复工作干劲，在他所从事的商业经济法领域为拜登鞍前马后地奋斗，只不过，这时的拜登，已经从总统候选人身份，转变为著名的参议员。
康诺顿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给拜登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让拜登重新收获了良好的正面形象。
经过不懈努力，康诺顿最终获得了拜登办公室外的一张办公桌。成为更加接近老板的亲密助理。
然而，康诺顿却从不敢要求去见他的老板。他知道自己在拜登心目中的真实分量，所以不打算自找没趣。
而且，他也从这三年的工作中，逐渐找准了自己的未来。
到了1991年，康诺顿思虑再三，决定去拿一个法律学位，以便日后在政界获得更好的发展。
他靠自己在华尔街时的积蓄读了三年斯坦福。1994年毕业后，他开始为华盛顿特区法院首席大法官阿伯纳·米克瓦做书记员。
国会大厦内部
米克瓦当时声望颇高，很多人认为他会被任命为克林顿总统的法律顾问。所以康诺顿觉得，自己如果能得到米克瓦的赏识，那么将来就能跟他一起实现“入主白宫”的梦想。
不过，想要得到米瓦克的赏识，靠康诺顿自吹自擂是没有用的。如果此时拜登能够站出来为康诺顿美言几句，米瓦克一定会重视。
于是，康诺顿给以前的老上司考夫曼打了个电话，让后者给拜登传递一下这个意思。
康诺顿以为，他辛辛苦苦为了拜登鞍前马后好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实际上确实有功劳），他的这个请求从各方面来说都不过分。
不就是说句话的事吗，拜登应该会看在自己努力为他工作的份上，在米瓦克那里替自己没说好话的。
然而，事与愿违。
几天后，考夫曼给康诺顿回了电话：“拜登不想打电话给米克瓦。因为他不喜欢米瓦克。”
康诺顿愣了一阵，终于没能忍住，在电话里彻底爆发：“谁关心他喜不喜欢米克瓦！这是我的事！”
考夫曼耐心地开导康诺顿，但康诺顿已经气到绝望了。他现在才弄清楚：
在拜登眼里，他康诺顿就相当于一个活该干苦力的“奴隶”。而一个奴隶，为主子工作是理所应当的、天经地义的，但主子没有义务去回报奴隶的付出。
现实就是这么明了且残酷。
康诺顿后来从未原谅拜登。
但让康诺顿感到欣慰的是，米克瓦最终还是带着康诺顿进了白宫。这是因为康诺顿一直以来工作踏实出色，获得了米瓦克的赏识，成为了得力的副手。
米克瓦指派康诺顿为法律顾问特别助理，年薪三万两千美元。
并不诱人的年薪背后，是一扇通往高层政治圈的通道。
康诺顿在1994年10月1日第一次踏入白宫西翼，在二楼的法律顾问的办公室里被安顿下来。
白宫西翼
康诺顿终于攀上高峰，却无聊得要命，因为米克瓦从来没有清晰定义过他的职位。
他和米克瓦办公室里的高级别会议仅有一墙之隔，但在华盛顿，这堵墙决定了一切。
那阵子，克林顿丑闻缠身，白宫内两党斗争激烈，总统跟幕僚们每天都是打鸡血的忙碌状态。
可是，康诺顿接到的却都是“零活”，每天只用花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他十分担心自己会被认为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以至于最终被打发走。
与为乔·拜登工作相比，这是一种不同的羞辱。
然后，失望的康诺顿打电话给老友兼老上司考夫曼，说他正考虑离开白宫。
考夫曼劝他要耐心。
后来有一天，康诺顿与米克瓦因为公事的需要，去跟拜登见了一次面。
拜登见到康诺顿，立刻表现出一副老友相见的亲切表情，说话又亲密，又好听。
完事之后，米克瓦轻声问康诺顿：“今天之前，乔知道你在我这儿吗？”
“噢，是的，他知道。”
“我一直以为他会给我打电话。”
康诺顿只是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拜登不喜欢你”这句话是不能告诉米瓦克的。
这句话可能会断送康诺顿的政治生涯。
渐渐地，康诺顿在白宫法律顾问的幕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帮米克瓦写讲话稿。越来越获得了米瓦克的信任。他开始理解权力在白宫如何运作，也知道该与哪些人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1995年，康诺顿迎来了他在白宫任职以来的最高光时刻。
那一年，围绕共和党起草的《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政坛高层展开了激烈斗争。
康诺顿看到了从中博得名利的机会。他借助跟米瓦克一起参加会议的契机，主动向克林顿提出意见建议，引起了克林顿的关注。
克林顿总统
最终，在关于《改革法案》的斗争中，克林顿听取了康诺顿的建议，决心反对它。
那一阵，康诺顿与克林顿一同度过了很多个焦虑的不眠之夜。有时，康诺顿甚至被克林顿当成了知心战友。这让康诺顿一辈子都感激不已。
可惜，总统在这场斗争中败下阵来。他否决了法案，但国会推翻了他的否决。
年底，米克瓦辞职，康诺顿也离开了白宫。
放下了他，才发现他也就那样。在政界度过近十年后，三十六岁的他开起来仍然一文不名。
不久之后，康诺顿在科文顿与柏灵律师事务所担任初级律师职位。那是华盛顿的顶尖律师事务所。如果能当上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将成为百万富翁。
但康诺顿痛恨这个工作。他已经品尝过顶层政治生活的百般美味了。现在回过头去啃那些商业铜臭味的快餐，他内心里接受不了。
幸运的是，这种落差偏大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米克瓦的继任者杰克·奎恩需要一个能写稿子的助手。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名幕僚推荐了康诺顿。
康诺顿立即抓住了这次机会，点灯熬夜完成了一份很不错的稿子。奎恩很满意。
1996年底，奎恩离开白宫，在阿诺德与波特律师事务所重启他的说客生涯。这家事务所位
于华盛顿，与民主党有着珍贵的纽带。
奎恩找到了康诺顿，让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因此，三十七岁时，康诺顿加入了阿诺德与波特律师事务所，开展新的事业——作为一名政治说客。
说客是美国商界与政界的纽带，那年月，将近一半的国会议员在离职以后都会去担任说客，借助自己在政商两界的人脉，促成法案、规定和重要事项的达成，并从中谋取丰厚的“佣金”或“提成”。
美国的政治说客
康诺顿是幸运的，他协助奎恩在最好的时机，进入了最有前途的行业，并混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他在奎恩合伙开设的游说公司里担任了副董事，成为核心股东之一，年收入超过50万美金）
康诺顿喜欢这份新的工作，也着实给他带来了许多成就感，他与公司高层的合作也一直非常愉快。
他们名义上为“草根群体”争取发声的机会，实际上通过此种名义“收买民意”和讨好财阀。因此，因此既收获了名望，又赚到了金钱。
康诺顿赚了钱，买了豪宅和游艇，存款每时每刻都在往上涨，自我满足感持续提升。
人生幸事，不过如此。
然而，康诺顿没有趁机找一个美娇妻，或者谋划一场政治联姻。
如果他结了婚，他的游说生意可能会指数级增长。权力夫妻可以在政府和私有领域之间交换，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爬上政府梯级，互相分享一路上得到的情报。
在美国上层的官场上，枕边风可能价值千金。
康诺顿把精力都用在了跟政客财阀们打交道上面。但是，他并不是喜欢热闹，热衷社交的人。
他当然会准时参加各类社交活动，但他不流连其中，只是迅速地跟需要认识的人打招呼，简洁而务实地交换各自所需的信息情报，然后建立关系。
仅此而已，但简单有效。
2001年，拜登当上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诺顿和公司的合伙人为拜登组织了一次筹款活动，资助拜登竞选下一任参议员。
康诺顿他们为拜登组织了筹款活动，争取到了不少竞选资金，但拜登却从来没有当面感谢过康诺顿。
只是在两周后，拜登给他寄了张便条，上面说：“杰夫，你一直在我身边。我希望你知道，我也一直在你身边。”
对此，康诺顿没有感激，也没有责备。反正都是生意。
那几年，拜登仍然渴望有一天能当上总统（2008年跟奥巴马竞争，但输了）。但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没人觉得他还能当上总统。
不过，拜登当时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这是个有权有势的职位。
而在大家的眼中，康诺顿仍然算是拜登的人。尽管康诺顿心里门清：他跟拜登谁也没把谁真正放在心里。
2007年的下半年，拜登已经在筹划参加第二年的总统竞选了。而那时，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的康诺顿，为了公司利益，也再次加入了拜登的竞选团队。
康诺顿发现，虽然过了近二十年，但拜登好像“没有长进”。
他曾见到拜登对团队里的一个年轻助理爆粗口大骂。原因是这位助理希望拜登给那些竞选资助人亲自打电话筹款。
拜登依然厌恶筹款工作，他觉得只要自己的演讲铿锵有力，只要自己保持优越的个人魅力，就能收买选民。
可是，大家都清楚：只要没有钱，你说的再好听、长得再英俊，也甭想当上美国总统。
实际上，同为民主党的拜登和奥巴马，都积极争取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但拜登在奥巴马面前输得一塌糊涂（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什么“肤色正确”）。
在2007年的竞选活动中，康诺顿开始偶尔与拜登会面。
有一次，在筹款活动之前，他们难得地单独相处了一会。
康诺顿露出平日的微笑，礼貌性地向拜登打了招呼，并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告诉拜登一会儿将要面对哪些团体。
拜登突然盯着康诺顿，目光中带着疑惑，仿佛在问：“你说话不像以前那么亲切（崇拜我）了？我们不是朋友吗？”
康诺顿没有回答拜登。他觉得，这个曾经的偶像，如今跟那些华盛顿的云云政客们一样，没啥大不了的。
2008年元旦过后，拜登就认怂了。民主党内没有多少人支持他，大家都在为奥巴马投票。
拜登宣布退出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康诺顿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一阵解脱。
然而，不久之后。康诺顿的又为自己的投资理财事项犯愁了。
去年，手头充裕的康诺顿把自己的钱砸在了房产上面，买了不少房产股票，还在哥斯达黎加买了一大块地皮和房子。
虽然康诺顿也意识到当时的房产市场有些过火。但他和其他人一样，还是被贪婪迷住了双眼。
9月，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一片凄惨的哀嚎。很快，康诺顿的股票投资组合和他在哥斯达黎加的房产就损失了近一半的价值。
不过，他依然是个有钱人。
11月4日，拜登当选为美国副总统。年底，康诺顿重返政府。
康诺顿之所以选择回到白宫，很大程度上是好友兼前上司考夫曼提供给他的一份诱人的职位。
考夫曼担任拜登副总统的联合主席，他希望康诺顿来做自己的幕僚长。
康诺顿再三思虑，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为吃穿住用而发愁了（他不缺钱），他希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再次为自己的从政梦想“搏一把”。
然后，康诺顿告诉杰克·奎恩，他要离开公司了，后者没有阻拦。
于是，年届五十的康诺顿接受了工资的大幅削减，回到了参议院。
康诺顿跟随考夫曼再次来到白宫上班。
他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化解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上面。核心任务是跟越来越贪婪的华尔街资本家们作对，防止他们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力扩大。
康诺顿看到（其实他以前也知道），金融危机让数百万平民陷入破产的境地，美国引以为傲的中产阶级元气大伤。
但是，华尔街的资本大鳄们却从危机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们不会顾及普通人的死活，他们会继续赚钱。
康诺顿在考夫曼的支持下，确实抓住了几个关键性的金融诈骗案，打算以此为突破点，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
然而，他们的工作始终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国会、法院、白宫….这些部门和团体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自己的责任。
于是，在2009年和2010年的每一个早晨，康诺顿都是带着一肚子火气去上班的。
他在心中不停地咒骂华尔街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也咒骂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储备机构管理局（OTS）、货币监理署（OCC）。
他为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悲哀。因为那些年，“得益于”金融危机，这些中产阶级辛辛苦苦奋斗一生所获得的养老金，都已经不知去向了。
但2009年过去，2010年到来，什么都没发生。
3月，考夫曼决定在参议院的议事厅做一次演讲，康诺顿协助他完成了讲稿。他们希望引起辩论，得到社会的关注。
演讲的核心主旨是抑制华尔街和银行的贪婪无度。
然而，考夫曼发表演讲的当天，康诺顿看到的是空荡荡的议事厅。
台下空无一人，议长在主席的座位上看报纸、扣手机。讲台后面甚至会有下一个演讲者时不时地上来研究自己的演说内容。
摄像机也是事先设置好的，没有人操作。
至于转播出去会不会有人看，鬼才知道。
考夫曼几乎是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大声疾呼“要加强金融监管”。
后来，有部分报纸杂志开始引用考夫曼的演讲内容，他的演讲被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时代》杂志还为考夫曼做了专访。
但这没有用。白宫和国会的大多数人仍然站在考夫曼的对立面，甚至奥巴马总统也是。
白宫没有关注加强金融监管的事情，而是关注伊拉克、经济复苏、中产阶级问题。
其实都是转移主要矛盾的一贯做法。
康诺顿越发感觉自己所谓的“从政梦想”进入了死胡同，当前的政治与他理想中的那种政治背道而驰。
康诺顿想为国家和人民（美国的中产阶级）做点什么，顺便让自己青史留名。但结果显而易见：华盛顿已经被金钱的力量俘获。他也被俘获了。
金钱把一切崇高的理想和原则都腐化了。
2010年5月6日，是康诺顿在政府的第二次生命开始终结的那一天。
下午的早些时候，股市在八分钟内突然暴跌七百点，然后逆转翻盘。
片刻之间，近一万亿美元灰飞烟灭。又有无数股民和公司沦为炮灰。
考夫曼的演讲中，早就提到过会有这么一天。
于是，有一部分议员和官员开始站在考夫曼这边，开始支持对金融业严加监管。
一时间，“良知”和“理智”似乎回归了。可惜这只是短暂的表象。
很快，上千名说客聚集国会山，游说白宫官员和议员们，不要对银行施加太严苛的监管。
除了磨嘴皮子之外，这些说客当然也在暗地里给那些游说目标们提供大把大把的钞票。
两个月后。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
名义上是“改革”、是“保护消费者”，实际上，是对金融业和银行业的再次妥协。
考夫曼一度认为这个法案太弱，不想支持它，但最终，他还是跟随他的政党投了赞成票。
康诺顿累了，他肯定可以回到奎恩的游说公司，但他不想变成自己可能讨厌的样子。
相反，与考夫曼共度的岁月虽然艰难且充满挫折，但却让他感到骄傲。
康诺顿快五十一岁，已经厌倦做其他人的二号人物。
他说：“拜登当副总统时，我厌倦了当一个骗子。我不在乎这意味着多少钱，不在乎有多少人想给我买杯酒喝，我偏偏不想这么做。这就像是照镜子一样。”
他想得越多，就越明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华盛顿。
11月1日早上，康诺顿坐火车去了纽约。参加了一个主题是“金融危机和金融犯罪”的研讨会。与会的都是华尔街高管、监管人员、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
会上，他没有“按台词发言”，而是揭露了华尔街与白宫的丑陋内幕。
他讲得尽量礼貌，但却道出了可憎的现实和可怕的内幕。
与会的人其实都明白。
研讨会结束后，康诺顿走出门，他知道：自己刚刚在美国金融的核心地带自爆了。他将再也无法成为这个圈子的一员。
康诺顿的参议院工作于11月15日结束。他飞往哥斯达黎加，去自己的地产那里，并立即来了一场八个小时的徒步锻炼。
回到酒店房间，他打开淋浴，没有脱衣服就走了进去。他站在水流下，让它浸润身体，直到他觉得自己干净了。
你近距离长期接触他们之后，才知道这些人的虚伪远远盖过了善良康诺顿最后去了美国南部的萨凡纳，买了一栋19世纪的三层房子。
他与邻居们相处融洽，每月在一起聚一次餐。
康诺顿每周在当地法律服务办公室提供一次志愿服务。
他收养了一只疾病缠身的流浪犬，给它治病。它后来成了康诺顿身旁的稳定伴侣。
萨凡纳
康诺顿不在关注华尔街的金融新闻，也对白宫的政治新闻不感兴趣。
除了他以前在华盛顿最亲密的朋友偶尔来探望他之外，他几乎从其他人眼里失踪了。
他享受远离尘世的生活，享受年轻时积累的财富，不必理会美国正步入长期衰退的事实。
时不时会有人向他发来试探：白宫有一个空缺，或是一份不错的非营利工作。
每一次他都拒绝了。
在康诺顿的眼里，华尔街、白宫，都跟当年那个拜登一样：你远离他们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是一群充满英雄魅力的偶像；你近距离长期接触他们之后，才知道这些人的虚伪远远盖过了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