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桓公七年，《左传》记载，“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
这段记载与《左传》鲁隐公十一年、鲁成公十一年的记载放在一起，就会深感疑点很多，需要我们一一分析，还原事实：
一、盟、向二地本非郑地，郑国可能曾经出兵盟、向，故如今“求成”，向郑国臣服。如果不是郑国威逼，就一定是受到了其它势力的威胁，求成于郑以期自保。不过时过境迁，盟、向二邑又后悔前期归服于郑。
二、鲁隐公十一年，周桓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含有盟、向二地，但时过七年，并未属郑。周桓王所与，的确非己所有，“与郑”不过是浮词虚言，郑国实际上并未实际得到以上疆域。
三、所谓苏忿生之田温、原、丝希、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照着盟、向二地所为，应该相互比较独立。这些城邑，原属于王畿之地，周王室衰微，目前各自为政，这样解释可能更通。苏忿生的后代有可能乘乱把代管变为领地，但当地居民并不承认。
四、所谓苏忿生之田，或者有苏忿生之田，或者是苏忿生曾经为周所管辖之地，但非其领地。按照温、原、丝希、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这十二地之范围，涵盖范围包括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北焦作市大部，济源市一部分，甚至有可能包含山西沁水等地。如果算上孟津，其范围就包括了黄河以南地区。如此大的范围，即使姬姓公、侯，也没有这样的待遇。
五、苏忿生其人，虽然官职是司寇，也没有证据苏忿生就是大司寇，应该事实爵位不高。在其后《左传》多处，称其后代为温子或苏子，如此看来，苏忿生封地在温，爵位有可能仅仅是子爵。温地即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一带。《左传》称苏忿生，未明其官爵，亦不知其名其字。《左传》鲁成公十一年记载：“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由此可见，苏忿生有可能是据温地以为司寇，从地理位置上看，有向东防范殷商后裔、向北防御戎狄的战略价值。尤其与“檀伯达封于河”之句，让我们看到，苏忿生封于河，同时封于河的还有檀伯达，可知二人互为犄角。檀伯达，估计封国名为檀，字伯达。相反，苏忿生不知其国名为何，也不知其名为何。
苏忿生
由此估计，其名源于狄族，故无华族名号。同上，《左传》记载：“苏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卫”。说明其后世子孙，在国家灭亡后，归于狄，狄不能相容，又逃亡到了卫国。
六、鲁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功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丝希、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现在来看，有可能是周桓王的谋略，其目的在于策动郑国侵犯黄河以北这些地方，从而让这些城邑摆脱苏国的管辖，同时消耗郑国的力量。
七、王取邬、刘、功蒍、邘之田于郑，但这年及其以后，未见郑国任何反应。尤其反常的是，之后鲁桓公五年，周桓王进而剥夺了郑庄公的执政地位，并组织诸侯讨伐，只不过被郑庄公打败了而已。周、郑交恶到了如此地步，郑庄公没有任何表示，说明这四处地点的实际占领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邬、刘二邑在今河南缑氏县，离新郑很近，但功蒍、邘二邑按照后世说法，似乎远在黄河以北沁阳县。如果不是后世搞错了地点，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后来背井离乡，以其新居之地为原来之地。这四地或者在新郑附近，或者在黄河之北，周桓王如何取？取后又如何守？估计存在地理位置考证上的错谬。
七、盟、向先服后叛，郑庄公动用齐国、卫国之师讨伐，出乎意料。从出兵规模看，盟、向二邑也不是茅草房，一脚就能踹翻。另一种可能，卫国、齐国负责攻打黄河以北的向邑，向邑在河南省济源市附近；郑国负责攻打黄河以南的盟邑，即孟津。联军出兵，有可能是一种分肥行为，也有可能是对周桓王的警告和威胁！
八、盟、向受到郑、齐、卫三国联军的打击后，“王迁盟、向之民于郏”。郏在洛阳，说明盟、向之民向往周桓王，不然何以叛郑归周。不过盟、向之民，失去故乡，来到洛阳，成了难民，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是周桓王的操作，多少还是让人无法理解。
九、盟，如果是孟津地区，在洛阳附近，黄河之南；向，如果是河南省济源市东南十二里轵城镇一带，在黄河之北。二地相隔黄河，实属二邑，这次求成于郑，后又“成”而复叛，是同属一体，还是采取了共进退的策略？这种情况说明，盟、向二邑是在周桓王的策划下统一行动，行动失败，只好收留这些地方的贵族来到洛阳。估计当地百姓是不会跟随的。
孟津
十、苏忿生所在苏国，或温国，近在王畿，但不见《左传》和《春秋》对其国君的任何行为记载，至少说明不是大国，故缺少影响力，与所谓十二邑明不相称。此其一。二书不传其君，不书其言，不见其使，可以判断与华夏文字、语言、风俗不同。此其二。《尚书·立政》中所谓司寇苏公，如指苏忿生，也不能证明就是《周礼》中的大司寇，《周礼》成文应该在《尚书》之后，且司寇官职不能代表封爵大小。苏国，子爵小国。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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