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乾隆始，官场贪腐之风日炽，出现了以和绅为代表的贪官集体。这些官员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个个肥的流油，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搜刮来的钱，一部分买房置地，置办固定资产，一部分酒山肉海绫罗绸缎纵情挥霍，更大的一部分则用于向上官进贡，以保住头顶的乌纱，或是谋求更大的官帽。于是，“县送州，州送院，最后送到太和殿”，以致官场无人不收，无人不送。这其中，送礼也逐步形成潜规则，成为独特的官场“文化”。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张集馨是29岁中进士，历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他为官的三十多年间，先后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对清朝的腐败现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写了一本《道咸宦海见闻录》，详细记述了几十年官场生活的所见所闻，把当年充斥官场的腐恶现象作了逼真描述。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四十五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总管军事后勤工作，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这可是一门学问，送礼也得有规矩，里面弯弯绕多着呢。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任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此类名目类似于“防暑费”、“防寒费”。“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大举借债，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没有路费了。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三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臬司（主管公检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帮助他办折子的，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都察院长官），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不光是京官需要应酬，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大门值班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保安们，要不进门都得费点事儿）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小编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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