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弘
徐中玉先生的名字和《大学语文》紧紧联系在一起。过去30年的大学生，即使没有学过、读过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但绝不会对此一无所知。由他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三千多万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盗印的数量。而在《大学语文》之外，徐中玉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沉浮于文化界，历经各种事件和运动，并见证了中国文艺界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
徐中玉 1915年出生，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历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名誉系主任。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主要作品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
被蒋介石接见的请愿学生
徐中玉的两个姐姐因为家里穷，读完初小就没有再上学。因为他是男孩，所以学业没有中断，到邻镇上了三年初中后，徐中玉考入了无锡省立中学高中师范科。这个师范科是专门培养教师的，学生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花钱，上这个科的学生家庭都像徐中玉一样比较困难。而普通科是专门培养学生上大学的，学生的家庭一般比较富裕。当时，荣毅仁就在普通科，跟徐中玉同一年级。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大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抗日。火车经过无锡，徐中玉就随着学校的二三百人一起去了南京。他们刚到那里，就被国民党的车子拉到中央军官学校住下，第二天早上，中央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出来讲话，说我们是要抗日的，但是力量太差了，所以暂时要吃点亏，攘外必须安内。你们太小了，现在要安心读书，国家的事，交给政府来管。这是徐中玉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蒋介石。
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徐中玉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上都发表过文章。在《独立评论》上，他还发表过一篇《从江阴到青岛》。此外，徐中玉还在当时声誉很高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两万多字，谈普希金的文章。并在山东大学组织了文学会，“洪深、老舍先生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大学不停地搬迁，从青岛到安庆、南京、武汉，最后到了四川万县。本来，山大学生很多，到万县后，学生越来越少。在此过程中。徐中玉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个组织在各地都有，后来国共合作，就没有公开活动。
被解聘的进步教授
后来，徐中玉到四川大学借读。两个月之后，教育部下令，山大暂时合并到中央大学，他就到了重庆。此时中央大学的校长是罗家伦，校风较为开明。徐中玉先后请了老舍、胡风、陈纪滢、郭沫若来校演讲，在办这些活动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4名演讲者中，老舍是徐中玉的老师；胡风主编《七月》，徐中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认为他是鲁迅的继承者之一，胡风的讲题都是鼓励、重视文学工作为抗战服务。陈纪滢是《大公报》文艺版的主编，他去过新疆，对那里复杂的情况很清楚，徐中玉是请他来作介绍的；陈纪滢后来到了台湾，这些事日后也成了批判徐中玉的材料。最后，徐中玉由一位地下党员代为联系好了郭沫若。郭沫若来中央大学时很轰动，附近重庆大学等同学都赶了过来，场地内外全挤满了人。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复校。徐中玉因为很喜欢青岛，就到那里教大学语文，还办了《文学周刊》，此外，他还主编了济南的《每周文学》，两刊经常发表马思聪、王统照、骆宾基、许幸之、钟敬文等人的文章。国共内战时期，徐中玉一度受到牵连，遭到学校的解聘。
1947年，徐中玉回到了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就撰稿以谋生计，不久又在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期间，他在当时最畅销的政论刊物，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四五篇文章，在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上也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第二年，徐中玉受聘到教会办的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和施蛰存、朱维之等人成了同事。
沪江大学商科比较有名，课程比较多，待遇也比别的大学好得多，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徐中玉到这里教四门课。由于物价不稳，学生交学费和当天的米价挂钩。徐中玉记得，“我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旧制式的156斤米。”
在这里，他一直任教到1952年院系调整，和施蛰存一起分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而他的同事朱东润、余上沅去了复旦，朱维之去了南开，章靳以到了上海作家协会。而助教与尚未毕业的学生都转到了复旦。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了。为此，学校还召开了会议动员大家出来给党提意见。《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都来约徐中玉写稿，约稿人说，党的成绩摆在那里，跑不了，现在要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
当时，学校里有一些南下干部，人很好，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给校长当助手的苏联专家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苏联师范学院的教授，徐中玉觉得，毕竟他们经验不多，也不好交流，就写文章建议华东师大成立教授会，应该学术至上。“后来，这些意见被认为反对政治挂帅。”徐中玉说。
“反右”开始后，徐中玉并未意识到一场风暴的来临。对于别人的批判，他很吃惊，说大学不搞科研怎么行？作协第一次批判徐中玉，巴金出席主持，但是，巴金一开口就称徐中玉为“教授”，明显“缺乏敌情观念”。徐中玉对此十分感慨。
其后，作协又开了几次会，每个批评他的人说完之后，徐中玉都发言反驳。这一点后来也成为罪状之一，被认为“态度恶劣”。
1958年3月，徐中玉和许杰、施蛰存一起被定为右派。施蛰存留在资料室，徐中玉和许杰先生分配到图书馆整理卡片。此时，他被赶出了中文系，三级教授被降为七级，工资从254元降低到133元。后由统战部出面，把市一级右派组织到乡下学习两个月，接着又到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后来，舒新城主持修订《辞海》，由于缺乏人手，有人就说可以让当了“右派”的人去编嘛，徐中玉就被借调去编了两年的《辞海》。两年之后，又重新回去学习。
徐中玉。新京报 吕祝君 摄
因《大学语文》“一炮而红”
1978年，徐中玉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此时的高校院系在经历了1952年的调整后，学习前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不再有人重视文理要交叉，大学语文课程也已经中断了30年。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约徐中玉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继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大学语文。当时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师，徐中玉就组织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编教材。两年时间里，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
为了配合教学，也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1982年5月，徐中玉又组织编写了补充教材，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和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出版后也很受欢迎。根据读者反馈，1983年，徐中玉组织召开编写会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又增加了少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为满足不同需要，第二版《大学语文》分出两个版本。一个只有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个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1985年5月，《大学语文》又修订了第三版。让徐中玉特别感动的，是当时80岁的巴金对其工作的支持。《大学语文》曾经收入过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名篇《门槛》，但是，后来专家们又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原作，这个版本比巴老当时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更好一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徐中玉把新版本寄给巴老看，“没过两天，巴金就把作品寄了回来，并根据新找到的版本进行了修订。”
到现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大学语文》已经出到了第九版，有一段时间，有5种《大学语文》教材要求徐中玉有所侧重地编，后来很多学校也盗印这些教材。而不算盗印，这些教材到现在至少已经印了3000万册。以致徐中玉去买飞机票或者到银行取存款时，都会有人对他说，看过他编的大学教材。
在徐中玉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1978年-1984年），他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在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冬》1979年出版，徐中玉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此时，华东师大中文系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作家包括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等多人，评论家包括南帆、王晓明、吴炫、陈伯海、许子东等人。此外，徐中玉还先后发起、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并得到了周扬、张光年、陈荒煤等人的支持。“我还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并一直负责至今。”徐中玉说。
《大学语文》1981年初版本。
与施蛰存患难相交
1939年，徐中玉从重庆去迁在云南澄江县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时，知道施蛰存正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就特地去拜会了他。两人由此相交数十年，直到施蛰存过世。徐中玉说，“施老比我大十岁，我一向视他为师辈。”
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中玉和施蛰存一起分配到华东师大。在“反右”、“劳改”、“文革”后的监改中，两人一直在一起。鲁迅移墓那天，徐中玉去参加了，他注意到，施蛰存也在场，但他是一个人去的。大家一块拍照时，施蛰存已经不见了。徐中玉感叹说，从中可见其为人。
在钱谷融先生的记忆中，施蛰存先生在一次会议上遭受粗暴对待和批判，徐中玉挺身而出为其辩解，结果也遭到了批判。而历次运动涉及施蛰存，现成的根据就是鲁迅骂过他为“洋场恶少”。这4个字让施蛰存半生都生活在压力和阴影下，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还心有余悸。徐中玉记得，当年要恢复同“国际笔会”的关系时，上面决定要成立“上海笔会”。华东师大指名参加的人有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还有兼职的王元化，但许杰向施蛰存询问时，施蛰存一口拒绝，许杰要徐中玉再告知施蛰存，这是上面提出的，但是，施蛰存还是不愿意，他说，国际笔会的参加者当然都是资产阶级作家，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批判起来，谁说得清楚。徐中玉觉得，施蛰存一向达观，但是，他被“洋场恶少”4字压抑得太久了。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施蛰存和徐中玉合做百岁和九十岁生日，并约请“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先生给两位先生写旧体贺诗。王辛笛先生与他俩比较熟悉，欣然命笔，很快交卷。一首是《奉祝蛰存先生期颐健康长寿》：“上元灯照北山诗，译海词章寓蛰思。初度期颐春未老，人间共仰谪仙姿。”另一首是《祝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从来学术贵坦诚，何意因循左独鸣。所幸教坛容众论，真知灼见育群英。”
施蛰存最后一次住院，那时他已99岁。徐中玉去医院看他时，施蛰存想回家，但他不能坐起来说话，说“我明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施蛰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此时的施蛰存已经睁不开眼。“但从我们的声音，知道是我们来了；用手向我们招了一下，讲不出一句话。我们只有在他床前坐了个把小时。”徐中玉说。次日早上，施蛰存离开了人世。等徐中玉赶去时，已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了。回想施蛰存的一生，徐中玉坚信，“他的各种贡献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留给后世。”
记者手记
在采访之前，虽然知道徐中玉先生坚持散步，身体较好，但是，我仍担心这次专访的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在当天晚上足足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年过九旬的徐中玉先生一直精神矍铄，谈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在他的一生里，1950年以前是他个性张扬的阶段，1950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是他历经坎坷的阶段，而1978年之后则是他的收获期和成熟期，他今天被看重的学术成就都是从这时开始的。作为学者的徐中玉，也正是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并得到学界尊重。
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徐中玉，仍然被关注不够。从他在山东大学求学开始，邀请胡风、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到学校演讲，到在“鸣放”时发表多篇文章等等，都是徐中玉作为知识分子表达公共关怀的具体表现。尽管这一面的徐中玉在相当长的时间被压制，但是我想，老人回想起早年的这些经历时，一定是五味杂陈。正好家里有《观察》杂志的影印本，我翻开第3卷第15期，找到了徐中玉先生发表的文章《论勇敢的表现》。文章最后，时年32岁的徐中玉如是写道，“发真的声音，说真心的话，忘掉了个人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五十年前的霭理斯这些论英国文学的话，也能应在我们的文学身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文学将成为‘世界的势力’，岂止干干净净去了陈言而已！”而时隔三十多年后，徐中玉所敬佩的巴金先生发出了“说真话”的声音。以此观之，历史的发展有时的确吊诡，意思相近的一句话，要让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在不同时期奋力鼓呼。
作者
：张弘
编辑
：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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