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真实录像（异国寻找冼星海）

异国寻找冼星海（附珍贵历史照片）

１９９６年１月，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余欢之中，我便在爱妻的陪同下匆匆收拾行囊，独自登上了飞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的班机。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出国对我已是家常便饭。但此次行前的心情似乎显得格外沉重。以往的任务多为短期，很快就回来了。而这次是作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外交官，将要在那片陌生的国度里度过三载春秋。

但是谁能想到，我的三年外交官生涯竟与冼星海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意外的发现

我在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台编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背景材料时，搜集到了一些冼星海的生平资料。尽管在孩提时代的我就会唱《酸枣刺儿》，在学生时代就深深地爱上了《黄河大合唱》这部体现着中华民族之魂的作品，但终归不是学音乐专业的，此刻深感对我国这位妇孺皆知的世纪音乐家知之甚少。在反复阅读所编写的材料时，我突然发现，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对英年早逝的冼星海是一段空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在哪儿，他做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一天，使馆的一位好朋友兴冲冲地给我送来一篇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文章《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作者根据旅俄华人左贞观发表在苏联有关刊物上的文章，报道了１９４１年６月冼星海不得不准备取道乌兰巴托返回祖国，但因边境受阻，１９４２年底辗转到阿拉木图的情况。据报道，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时曾在一个名为“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旅店住过，还在一位叫拜卡达莫娃的妇人家中住过一段时间。这位妇人有一个从事音乐的哥哥（后经了解，实为弟弟），他们和一个叫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的音乐家曾帮助过冼星海。此后，冼星海还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库斯塔奈工作过。这则消息带给我的喜悦真是难以言状，尽管它已是第二手材料。我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把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搞清楚。此刻，离家赴任时的沉重心情已荡然无存，因为我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中国大使馆位于南北横贯阿拉木图市的一条主要大街富尔曼诺夫大街的一侧。一天我在使馆上班，电话铃声响了，听筒里传来文化处“编外工作人员”、我的朋友兴奋的声音：“我打听到了‘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地址，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跑一趟！”。因手头事情太多，我便发展了这位朋友做“编外”。没想到，他的积极性比我还高，下手速度比我还快。开车接上他后就直奔目标。终于耐着性子把车开到了普希金街与塔什干街的交汇处。方圆几里路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也没能找到那个“庄员之家”。这天没有风，干冷。街上的行人很少，也许都被冻回家去了,连找个打听的人都费劲。

“你没把地方搞错吧？！”由于有些失望，我的语气中有些责怪。

“绝对没错！你看，这儿有人家专门给我写的地址呢。”

说话间，我们看到一位老人正拄着拐棍，小心翼翼地边看路面，边朝前方走去。

顾不上路滑，我们立即追了上去。这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老战士。当他弄清我们的意图后，对我们摇了摇头，告诉我们，“集体农庄庄员之家”旅馆早已拆除了。那曾是一幢两层木结构的房子，是一个不能再普通、再廉价的旅馆。房间里没有任何陈设。一个房间有七八张床位。来阿拉木图销售农牧产品的远郊农牧民是旅店的常客。战争期间这里更是什么人都有。旅店和四周环境的混乱与嘈杂是出了名的。

寻找冼星海曾经住过的地方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都默默无语。我在想，我们国家如此盛名的大音乐家在他乡异国居住过的竟是这样简陋和脏乱的地方，他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去从事音乐创作呢？

寻找冼星海居住过的地方，线索中断了；寻找当年冼星海结交的朋友，更似海底捞针。而时间却似流水一般，悄然从身边淌过。

时间已经到了１９９７年的冬天。有一次，我陪同李辉大使参加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协会举办的东干人迁居哈萨克斯坦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会间，我与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东干族教授拜延洪诺夫谈论起中国音乐来。他对我说，他十分认真地听过我在哈国电台所做的介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二胡曲等音乐节目，非常喜欢。１９９０年从莫斯科来过一个中国代表团，那时的哈萨克斯坦还是苏联的一部分，加盟共和国交响乐团还专门演奏了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作品，他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冼星海！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要喊了出来。我急切地问道：

“那您认识拜卡达莫娃吗？”

“当然认识！她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她现在在哪儿？”

“她已在１９９３年去世了。不过她的女儿和侄女还在。她的侄女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我可以把她的电话给你。”

太棒了！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驱车来到音乐学院。在副院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拜卡达莫娃芭德尔甘女士。

“您要找的拜卡达莫娃是我的大姑姑，她叫达娜什，已经过世了。我的父亲拜卡达莫夫巴赫德让是她的弟弟。当年是他把冼星海带回我们家的，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他也去世多年了。现在他们那辈人只有我的小姑姑还健在。”

芭德尔甘性格开朗，精力充沛，属于那种闲不住的人。显然，在我们还未通电话之前，她就开始为我们的见面做准备了。在她的办公桌上早已摆放着一些有关冼星海的资料和照片，其中有达娜什晚年写的几篇回忆录稿、一本正式出版的纪念她弟弟的回忆录、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１年间发表在《苏联音乐》杂志上的回忆和纪念文章、旅俄华人左贞观撰写的文章、苏联著名音乐评论家施奈尔松在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冼星海》一书，以及１９９０年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来阿拉木图与有关人士的合影照片等。

看着芭德尔甘搜集来的一堆珍贵的材料，我竭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问道：

“我可以借回去看看吗，拜卡达莫娃芭德尔甘女士？”

“当然可以，我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只是看后还要还给我。我们全家都十分珍视这些东西。中苏关系紧张的３０多年里我们都没有销毁它们，因为其中珍藏着我们父辈同中国人的友谊。”也许她看出我称呼哈萨克斯坦人名字有些困难，便说：“以后就称呼我芭拉好了，家里人都这样叫我。”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很想看看您的家。也请您帮我联系一下，我想见见达娜什的女儿。”

“没问题！一切由我安排。”

读完芭拉给我提供的所有材料，有如一把散落在地上的珍珠穿成了串儿。

寻找冼星海的足迹

１９４２年底，冼星海离开蒙古来到阿拉木图，试图通过新疆返回延安。但过境仍很困难。当时在阿拉木图设有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又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在活动，他便以黄训之名取得“政治居留权”留了下来。与哈萨克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的相识纯系偶然，但这一次相遇改变了他一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状况。

那是一次音乐会后，剧场的人早已散尽。冼星海独自坐在接近出口的休息厅里。也许，他还沉浸在刚散场的音乐会里；也许，他在考虑晚饭的着落。巴赫德让从音乐协会的办公室走出来，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晚了还未离去，剧院马上要关门了。显然，他什么也没听懂，只是手持一把小提琴，呆呆地望着对方。因为他不懂俄语。巴赫德让毅然决然地将冼星海带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位于巴依谢依托夫街和舍夫琴科街交汇处的一幢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有两个单元八套住宅。巴赫德让一家就住在一单元二号。儿子的做法使母亲十分为难。在这套不大的居室里，连厨房和过厅都住满了人，因为他们还收留了因战争爆发而从乌克兰疏散来的斯卡鲁依教授一家四口。巴赫德让对母亲说：“如果您的儿子无家可归的时候，您一定会希望有人收留他的。况且他不是一般人，他是个音乐家。先让他住在我的地方，我住姐姐家。”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将冼星海安排到了姐姐达娜什家。从此，冼星海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居所。姐姐达娜什和弟弟巴赫德让帮助他解决食品，他又拿起了创作之笔。

达娜什一家住在津科夫街旁的一所半地下室的二层楼里。她带着女儿和儿子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内。现在这栋房子已经拆除了。冼星海的到来使原本不宽裕的房子更显拥挤。她把房子的一端腾让给冼星海，自己和孩子挤在另一端。姐弟俩与冼星海之间的交流方式多种多样。他认真地学习所需要的每一个俄文单词，把它们记在本子上，尤其是对动词格外下功夫。此外，他还用音乐、绘画以及手势、面部表情和动作来表达或表述要说的话。他请巴赫德让哼唱哈萨克民歌，自己用小提琴伴奏。他还给巴赫德让拉自己创作的曲子，征求他的意见。巴赫德让也十分努力地向冼星海学习作曲。每逢情绪较好的时候，冼星海便会用小提琴给巴赫德让和达娜什演奏他最喜欢的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这也是房间里最欢快、最充满生气的时刻。冼星海会经常兴奋地对姐弟俩欢呼道“苏维埃——中国，中国——苏维埃”和“黄——巴赫德让，巴赫德让——黄”！

１９４３年深秋，天气显得格外寒冷。战争处在最艰难的阶段。冼星海原来还可以得到的每天６００克面包配给中断了。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达娜什不得不靠变卖衣物换来钱从食堂买回汤，自己和孩子得到的配给面包中分出一部分给冼星海吃。后来，家里连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了。身体孱弱的冼星海先病倒了。不久，达娜什的两个孩子也先后染上了麻疹。饥饿和疾病威胁着他们。坚强的达娜什再也挺不住了。她害怕极了，跑到院子里哭喊着邻居，请他们帮帮她。听到她的哭声，邻居们带来了自己也不多的牛奶和面包。巴赫德让和他的朋友——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位音乐家，冼星海的好友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也闻讯赶到，向她和星海伸出了援助之手。躺在病榻的星海目睹着这一切，心中无比激动、难过、焦虑与不安。他瞒着达娜什独自来到杂乱的市场，变卖自己在法国留学时买的手表和质地很好的风衣。一个当地人谎称愿意帮他变卖，叫他等在原地不要离开。但那个人拿走东西后便再也没有出现。星海很晚才回来。达娜什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一向坚强的她又一次难过地哭了，她狠狠地责怪了冼星海。

星海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哈萨克家庭在他举目无亲、流落异国他乡街头的时候，慷慨地接纳了他。巴赫德让和达娜什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一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在肃反扩大化时被处决，６０年后才平反。达娜什的丈夫也因肃反扩大化在１９３７年被处决。在二战期间，因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巴赫德让连上前线保卫祖国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尽管他们自己处在逆境之中，但仍然向星海伸出了友谊之手。正像哈萨克人常说的，“在饥饿的时候分食最后一块面包”，这是多么高尚的人间情感呀！

星海离开祖国已三年多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恋着祖国，思恋着母亲，思恋着妻子，尤其是自己的女儿。虽经过多方努力，但回国已无指望。旷日持久的战争要打到哪天，谁也不知道。

在达娜什家中居住，他几乎把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女儿全部的爱都转移到了达娜什的女儿——七岁的卡拉姆卡斯身上。卡拉姆卡斯当时已上小学。她天真、活泼，星海很喜欢她。每天放学回家，家里立刻变得生气勃勃。她的歌声、笑声会使星海忘掉一切烦恼。他常常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教她唱歌，或将她搂抱在自己的怀里，轻声哼唱他所熟悉的儿歌。此时此刻，他的心会飘得很远很远，他思念着在延安出生的小妮娜，１９４３年，她该三岁了，她多么需要父爱啊。泪水悄悄地滴在怀中女孩儿的身上。

星海在阿拉木图的另一位好友就是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他是受列宁格勒音乐家协会的委托来阿拉木图组建交响乐团的。战争开始时，他举家搬迁到阿市。因为没有房子，他的一家被安置在别人家的大厨房里。他在巴赫德让的社交圈子里认识了星海。对星海音乐天才的欣赏和对他贫困处境的同情，使他很快成了星海的好朋友，经常把饿着肚子、一脸病态的星海邀请到自己“家”中。一顿热汤、几片面包，或是一碗煮玉米汤，对饥肠辘辘的星海来说，已是如食盛餐。萨科里斯基的妻子总是在饭后让星海在靠火墙的床上睡上一觉，放松一下疲倦的身体。当星海睡着后，她便把星海脱下的脏鞋、包脚布或衣服刷洗干净，放在火墙旁烘烤干。星海与萨科里斯基一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将一支法国钢笔和一本俄罗斯著名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第七交响乐》赠给萨科里斯基。在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下，星海积极参加到当地音乐界的各项活动之中。他经常听各种音乐会，请哈萨克的音乐家演奏哈萨克的民歌民曲。他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无止境地吸收着哈萨克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间歌曲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由电台演奏播出。有时，他还亲自参加演奏。１９４４年初，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库斯塔奈要成立音乐馆，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伊万诺夫萨克里斯基等人极力推荐冼星海去那里工作，避开阿拉木图复杂的社会环境。音乐馆馆长叶谢托夫也十分希望星海去担任音乐指导，因为他本人是新闻记者出身，很需要星海的帮助。

一天，星海回来得很晚。他开始慢慢地收拾东西。在将一叠还是在法国时买的乐谱纸放入自己惟一的一只皮箱时，从里面取出一个白颜色的布包。他拿着布包缓缓向正在点炉子烧茶的达娜什走来。他轻轻地将布包放在她的面前，用微微抖动的手将它打开。里面是一面镜子和一把梳子。

“这是送给你的……”他的话音低沉颤抖。

达娜什这才发觉，他在哭，泪水早已淌满了消瘦憔悴的面颊。

“我用不着了……”

她也很难过，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

“是心里有病。”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心口，随后转身取来笔和纸，一面淌着泪水，一面在纸上画了三个女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妇人、一个小女孩儿。他说，这是妈妈、妻子和女儿。随后又在年轻妇人的旁边画了一个身穿黑衣的和尚。“三年多了，法律！”他指指和尚，又指指年轻妇人，显然十分激动地从口中蹦出不连贯的俄文单词。达娜什在已经熟悉的交谈方式中，渐渐地明白了星海的话：他和妻子已经分离三年多了。按照中国法律，夫妇分离３年以上便可自动解除婚约关系。他的妻子现在或者可以出家，或者可以改嫁。

“这些东西是我为她买的，现在不用了，我要走了，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他擦拭着眼泪，又说：

“我很想我的女儿，如果我回不来，请你一定帮我找到她，把这只皮箱交给她……”又是一阵语塞。在这异国他乡的夜晚，星海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他将要去一个离阿拉木图有一千多公里的西北部城市。此一去，离祖国更远了，也许，很难再回来了。孱弱的身体不时在暗示着他。

１９４４年初，冼星海在巴赫德让的陪伴下，跟叶谢托夫来到了库斯塔奈。音乐馆的创建困难很多，更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星海到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选择音乐人才。在乐队组建后，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排练上。３月１９日是音乐馆开幕典礼的日子。一台精彩的音乐会在星海的操办下准备就绪。星海有时担任指挥，有时亲自演奏。音乐会高潮迭起，掌声雷动。要知道，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音乐会！它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鼓舞。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到集体农庄做巡回演出，星海总是以极大的热情演奏他所熟悉的中国乐曲和他改编的哈萨克民曲，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为了创作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他首先细心地熟悉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生平，到山区农村体察哈萨克的生活习俗，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和音乐。在创作过程中，他经常停下来，用小提琴反复演奏已写好的乐章，或请当地音乐家提意见，确定新的思路后再修改。在市剧院举办的纪念阿曼盖尔德音乐晚会上，他亲自演奏了这一作品，成功地用音乐这一形式再塑了哈萨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库斯塔奈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基里巴耶夫激动地走上舞台，紧紧地拥抱和亲吻星海，台上台下一片欢呼，一片掌声。星海难以抑制澎湃的心潮，向听众高声喊道：“我十分高兴，因为你们听懂了我。我们能彼此了解，这是对一个艺术家的最高奖赏……”

在库斯塔奈，星海受到叶谢托夫一家的热心照顾。但体弱多病的星海在繁忙工作之中时常达到忘我的程度，的确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和照料他的生活。在叶谢托夫的帮助和安排下，一位犹太血统的中学英文年轻女教师走进了星海的生活。她的姓氏就连如今还在世的叶谢托夫遗孀卡拉沙什也回忆不起来了。后来了解到，这位一直伴随和陪护冼星海直至他去世的女人叫拉希尔莎耶芙娜布拉依宁。冼星海称呼她“拉依”（Ray-俄语中有“天堂”的意思）。１９５１年，她在《苏联音乐》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冼星海的文章。她认为冼星海是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非常好的人”。据说，她现在还在世，住在莫斯科，至今还保存着星海的那把小提琴。她在文章中回忆道：

“冼星海就像其他一些从事创作的人那样，在工作的时候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我到来时，经常见到他正沉浸在创作之中：他时而坐在桌前，时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而用手打着拍节，时而拿起小提琴将写出的段落拉上一遍，然后又重新挥笔疾书。埋头在工作中的他时常发现不了我是否归来，我便坐下来静静地等候，想看看他什么时候会注意到我。我会难过地看到，为他准备的早餐或是午餐一动未动地放在原处……

“１９４５年春天，在一次去山区巡回演出的途中，冼星海染上了肺炎。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战时是十分困难的，尽管进行了各种努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处在生命垂危之中。鉴于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国际无产者组织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冼星海从库斯塔奈转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冼星海始终都在思念中国，他在精神上与中国人民共同承受着为了民族解放而斗争所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他坚信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中国人民一定会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医院探视时，他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会成为一个自由和朝气蓬勃的国家。’

“冼星海的情况时好时坏，然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的创作欲望也没有泯灭。在医院里他还写了交响诗《胜利》。要我把乐谱纸带到医院，说怕把突然产生的旋律忘掉……他极力将中国音乐引向世界艺术的宽阔大路，掌握最复杂的技术，掌握大型交响乐形式。在一次谈到自己的交响乐《民族解放》时，他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交响乐。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午夜１２点，冼星海去了……”

在阅读资料的同时，我多次拜访了达娜什的女儿卡拉姆卡斯。我们相识时她已６２岁，曾是眼科医生，科技副博士，现在退休在家。她也是个热情而且健谈的人。在她的陪伴下，我们来到津科夫街，找到那栋半地下室式房屋的遗址。她站在遗址处指着前面的房屋对我说，这里曾经有个院子，养着奶牛。那时家里钱很少，每次买牛奶只买半升。即使半升奶，也要分着喝。当时由于缺乏食物，人们甚至把从来不吃的旱龟抓来煮汤喝。那时旱龟也多，有的像洗脸盆那么大，她骑在上面旱龟竟能驮着她走。可是冼星海不吃，他吃蛇肉。他说他们家乡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吃蛇肉。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冼星海将她搂抱在膝盖上教她唱歌的情形。在那十分严酷的战争岁月，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都支援前线了。卡拉姆卡斯就读的小学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没有柴禾或煤炭供学生取暖。每天，当她从冰窖一样的教室回到家后，家里同样的寒冷。为了节省十分有限的一点煤炭，每天只有在做晚饭时才会有温暖的感觉。因此，每当她瑟缩着身子回到家时，星海都会帮她脱下冻得绑硬的鞋子和包脚布，一面用双手搓揉那双冻僵的小脚，一面向上面哈气。有时，他干脆解开自己的衣扣，把她的脚丫放到腋下，用体温温暖她的双脚。星海经常一面帮她捂脚，一面教她学唱歌曲。每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当我问起那只冼星海在去库斯塔奈前留在他们家的皮箱时，她遗憾地说，1979年分给他们一套新居，他们满心欢喜地搬完家后全都洗澡去了。回来后一看，都惊呆了：房屋被洗劫一空。那只珍藏的皮箱也再无下落。

拜延洪诺夫是个十分热情的人。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叶谢托夫遗孀卡拉沙什的孙女儿，然后又找到了她本人。她移居阿拉木图已经十多年了。由于年事已高，她讲起话来就像她的记忆那样模糊不清。关于以她丈夫名义于１９５８年出版《叶谢托夫歌曲集》的事，她说不清了。因为在歌曲集的前言里，叶谢托夫并未将冼星海作为合著者，在歌曲集的目录中，２２首哈萨克民歌只有词作者叶谢托夫的名字，而没有曲作者。新闻记者出身的叶谢托夫是不可能作曲的，这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那么这本哈萨克歌曲集的曲作者是不是冼星海呢？这是不是冼星海在自己的《创作杂记》中所说的第１９号作品呢？她说不清。她说只记得冼星海在她丈夫的创作上给予了很大帮助。一件原本可以画上句号的事，重又打上了问号。

在温馨的家庭气氛里，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的女儿—柳德米拉接待了我。她现在在哈萨克音乐厅工作，丈夫从事科技翻译工作。她对我说，虽然她是俄罗斯族，但从父辈开始就来到阿拉木图，她很喜欢这儿。在这里，她有许多哈萨克族朋友。冼星海到她家时她只有四岁，没有更多的记忆。但是她记得，在自己孩提时代有一位爱唱歌的叔叔，每次来她家总要抱抱她，给她唱歌，有时还拉小提琴。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他是中国的一位大音乐家。１９９０年中国文化代表团来阿拉木图时，听说中国要建冼星海纪念馆，她便把一直珍藏的一支钢笔和有冼星海题词的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一书都送给了中国代表团，尽管那是冼星海赠送给她父亲的，她自己也十分珍视。

从１９４２年底到１９４５年６月，冼星海在广袤的哈萨克斯坦大地上度过了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时光。在短短的两年半里，他以满腔激情，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有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组曲《中国狂想曲》、《满江红》、《后方》、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此外，还创作和改编了许多哈萨克舞曲和民歌曲。绝大多数国人都未曾聆听过这些作品。置身在他乡异国，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顽强的毅力与饥饿、寒冷和疾病作斗争，用手中的笔和提琴作武器，激励和鼓舞世界人民与罪恶的法西斯势力战斗。他坚信“自由的太阳，胜利与欢乐的太阳终将放射光芒”。历史将他的命运与哈萨克斯坦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用音乐和年轻的生命在中、哈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与文化交流的桥梁。

为了友谊的永存

在查阅历史档案材料时，在与星海生前好友亲属的交谈中，有多少次，我被一件件鲜为人知的史实所深深打动。在一个个不眠之夜，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于１９９１年独立以来，便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邻邦，与我国有着绵延１７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在中苏关系紧张的３０多年里，这里曾是反华前哨，而我国的西北地区则曾是反修前哨。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化昔日干戈为玉帛，建立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冼星海与哈萨克人民所结下的友谊，不正是这一愿望的最好体现和楷模吗！冷战给人们心目中留下的阴影需要驱散。在今天更需要有千千万万个冼星海、巴赫德让和达娜什。冼星海是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他开创的事业应发扬光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外交官的使命。为了今天与将来，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

当我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汇报给李辉大使和陈义初参赞时，得到了他们积极的支持。我们把整理好的材料报回了北京，之后，又分别送到了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文教部和阿拉木图市政府。哈方有关方面立即做出热情的反应：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用一版半的篇幅全文刊登了我与巴赫德让的女儿芭拉以及哈国历史学教授、著名的汉学家克拉拉联合署名的纪念文章《友谊与睦邻友好的大合唱——纪念冼星海到阿拉木图５５周年》；

哈国文教部文化委员会致函我使馆，支持我馆举办纪念冼星海音乐会，届时将由哈萨克斯坦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冼星海的作品；

阿拉木图市政府同意我馆在冼星海当年居住过的巴依谢依托夫街２４号安放纪念碑；

哈国外交部建议将冼星海故居纪念碑揭幕活动列入江泽民主席对哈萨克斯坦工作访问的活动日程。

国内反应相当迅速：

文化部外联局寄来了举办音乐会所需要的乐谱总谱；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王开文于６月９日来到阿拉木图，对故居做实地考察；带回的有关材料和报告很快报到了中南海，江泽民主席决定参加揭幕仪式，并接见冼星海在哈生前好友的亲属；

6月19日，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孙淑贤带领先遣组来到阿拉木图，具体与哈方商定江主席访哈日程。

友谊大合唱的主旋律

在江泽民主席访哈的两天日程中，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为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并在故居接见冼星海在哈好友的亲属，是一项重要活动。孙淑贤副司长率先遣组来到阿拉木图的第二天，便与哈国负责礼宾的有关领导一同来到故居，商定活动程序和参加人员。

“程序可以这样安排，”哈方负责人说，“活动分两部分进行，先在楼外举行揭幕仪式，由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致辞并共同揭幕，然后中国代表团自行参观故居。我们总统就不进去了。”

在场的中国人全都愕然，不约而同地问道：“为什么？”

“我们的总统从来没有进民宅的先例。”

“建议是贵国外交部礼宾司提出的，我们也同意了，现在再改变也不合适。”

“这栋房子是1945年后日本战俘盖的，冼星海那时已经去世，他怎么会认识巴赫德让，又怎么会在这儿住过呢？这一切都是你们杜撰出来的！”

我突然变成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杜撰者”。

我看得出，孙淑贤副司长极力克制着自己，说道：“那就请现在核实一下。”

拨通了市政府电话。市政府答复说，楼房是1937年盖的。

哈方负责人仍然嘟囔了一句：“反正我们总统是不会进去的。”

在商定参加揭幕仪式的人员时，又是一场争执。我们很希望冼星海生前好友的亲属都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一隆重场面，何况他们人数也不多。

“不行！”，又是他那粗暴的声音，“让他们都在屋子里等着接见就行了。”

“这样做恐怕不妥，还是应该请他们参加。”

“那就让芭拉作代表，一个人参加仪式，然后由她把江泽民主席请进房间。”

后来，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到他坚持不同意让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进房间的真实原因。这幢1937年盖的房子墙体很厚，内部结构复杂，哈国有关方面使用仪器检查遇到困难，无法确保安全。

情况立即报回北京。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尊重哈方安排，江主席参加揭幕仪式和接见有关人员的活动内容不变。

冼星海故居所在的整幢小楼被粉刷一新。楼前坑凹不平的小路也新铺上了沥青，拓宽成一块长方形场地，一直延伸到舍夫琴科大街旁。一块红绸蒙罩在纪念碑上。举行仪式用的场地由一条缎带与草坪和树木隔开。

这是１９９８年７月３日阿拉木图时间下午５点。草坪上早已聚满了人。广播车的扬声器响了起来，钢琴协奏曲《黄河》那铿镪有力的旋律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来了。江主席把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也带来了。他把她介绍给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其他在场的哈萨克朋友们。他们一同走到麦克风前，仪式开始了。

我作为今天这项活动的负责人，被安排在江主席的身旁。我细细地观察着：江主席正神态凝重地注视着身旁的这幢小楼，似乎在追忆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想象着星海在艰难岁月与命运的抗争。此刻，我看到他正在用微微颤抖的手拿出一份预先准备好的讲稿。显然，他在抑制内心的起伏：

“今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出席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故居的揭牌仪式。

“……站在冼星海曾经住过的这间小屋的前面，我们深深地为他与哈萨克朋友们结下的患难友谊所感动。他积极投身哈萨克音乐界的各项活动，经常到集体农庄为农牧民演奏中哈两国民间乐曲，是一位热心的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用音乐在中哈两国人民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现在，与冼星海共患难、同战斗的老一代人已经故去，他们的后代继续发扬哈萨克人民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我们感谢她们这些年来为纪念冼星海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哈萨克斯坦政府安排今天的揭牌仪式。祝愿中哈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合作下去。”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也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命运之神曾将中哈两国人民友谊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伟大作曲家冼星海带到哈萨克斯坦，今天我们为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安放的纪念牌揭幕。在我们十分艰难的卫国战争年代，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些人，不畏困难，向这位中国作曲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哈萨克斯坦杰出作曲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一家收留了他，使他在这个家庭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目前，这一纪念之角已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圣地。希望冼星海的音乐仍将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奏响，仍将为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因为对真诚的友谊来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接着，由两国领导人揭幕。红绸布徐徐飘落下来，一块由汉白玉和黑花岗石组成的纪念碑展现在人们眼前。汉白玉石呈直角边梯形，似一架钢琴的琴身；镶嵌在上面的两块黑色花岗石板呈长方形，似两块琴键。黑石板上分别用哈语和俄语书写着：“１９４３年，中国杰出的作曲家冼星海曾在这幢房子里居住过”。碑的右上角用仿宋体刻着“冼星海”三个字。在这块不大的纪念牌上，凝聚了我多少心血和感情呀。今天，它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

两国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随后，江主席便准备进冼星海故居，他用俄语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说：

“听说总统阁下工作很忙，我们就在这儿道别吧。”

“谁这样讲的？！我们一同进去！”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显然有些激动，挎起江主席的左臂一同进了故居。

女主人拿出一个红色的留言簿，江主席欣然挥毫，在上面写到：

“忆星海，黄河涛声萦回于耳；

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

从房间里传出了江主席弹奏《黄水谣》的钢琴声。随后是与哈国总统的合唱。整个房间里的中国人和哈萨克人都参加到了这个大合唱之中。这一友好大合唱通过广播，通过电视传遍哈萨克斯坦，传遍中国。这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它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大合唱在继续

在江泽民主席对哈萨克斯坦的工作访问圆满结束后，我便开始了“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的准备工作。

这将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

哈萨克斯坦文化委员会同中国大使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收到中国使馆请求协助举办音乐会的函后，便立即安排本国最优秀的音乐团体——国家交响乐团来承担演奏任务。该团将要演奏在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基础上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冼星海在库斯塔奈时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和中国名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演出地点定在条件最好的中央音乐厅。

由于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较多，大部分大使基金都被我花了，组织音乐会的经费一时间成了问题。商务参赞赵华主动承担了酬款的任务。听说举办中国音乐会经费有困难，驻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新疆民航和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等中资企业纷纷慷慨解囊，经费有了着落。

为了使冼星海当年创作的双钢琴演奏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适合交响乐团演奏，获得更好的效果，音乐教授拜延洪诺夫承担了改编和配器工作；

芭拉发动音乐学院的学生将总谱誊抄成分谱；

哈国文化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负责人，我最亲密的朋友依普拉基莫娃亲自陪我与交响乐团的领导乌杰奥夫和哈国最负盛名的指挥家阿布德拉舍夫一同落实音乐会的有关事宜；

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阿比利汉诺夫将担任《梁祝》的小提琴独奏。深受哈国人们喜爱的年轻钢琴家阿依卡尔卡耶娃担任《黄河》的钢琴独奏。年逾七旬，乐坛资深的功勋演员科里别尔格担任音乐会的主持。

说心里话，虽然我曾多次听过该乐团举办的音乐会，深知它的实力雄厚，但是我始终有着担心，因为乐团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中国音乐。文化历史背景相差实在太大，演奏好中国作品有把握吗？

我首先把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编译成俄语，提供给乐团，使他们尽量多地了解作品的内涵。我还多次参加了独奏演员的练曲与乐团的每一次合练。

在练习《梁祝》时，由于不大熟悉作品每一章、每一段所表达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情绪，阿比利汉诺夫把祝英台哭坟一段拉得十分轻松，十分抒情。我便请他停下来，将这一段要表达的内容和应掌握的感情讲述一遍。他对我非常感谢，总希望我还能讲得更多些，更细些。他已经被这个爱情悲剧和美妙的旋律深深感动。

演奏《黄河》的阿依卡尔卡耶娃也十分投入。为了更好地表现这部作品，她把整个乐谱都背了下来，手指甲因练琴劈裂了，帖上胶布继续练。她请我把乐谱上的中文注释都译成俄语，以便更好地把握作品。

由于耳熟能详的缘故，我几次在她飞快的弹奏中挑出错误。这使她感到惊讶：“你学过音乐？”

“我很喜欢这部作品，听得多了，也就记住了。”

“我也很喜欢，尤其是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是最具中国风格的。”我接过她的话，对她说：“前半部分浪漫、抒情，后半部分悲怆、沉重。这是中国的历史，它表现了二战期间我们美好的祖国河山沦落日本侵略者铁蹄，倍遭蹂躏。一个年轻妇人全家惨遭杀害，她被禽兽奸淫。在将要跳入黄河自尽前，她在向世人哭诉……”。

她的眼睛湿润了，把我说的话飞快地记在乐谱的空边上，打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阿布德拉舍夫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他指挥着庞大的乐队，就象一位久经沙场的三军统帅，那样镇定自若，那样胸有成竹。整个乐团训练有素，整齐划一。每个人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音乐会的准备之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演奏每一首乐曲。看来我原先的担心是有些多余了。

１０月７日晚上，中央音乐厅里座无虚席。洁白的底幕上，“中国音乐会”五个红字格外醒目。李辉大使和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中资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哈国文化委员会主席卡谢依诺夫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各大学的师生代表和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哈国各界朋友和华人华侨参加了音乐会。

听众中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欣赏中国音乐会。人们一会儿被委婉，悠扬的小提琴带入梦幻般的世界，一会儿被节奏明快的打击器乐带到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一会儿又被铿镪有力的钢琴带到波涛滚滚的黄河岸边。人们的心潮在涌动。乐曲声、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音乐会达到了高潮。冼星海那永远不朽的乐曲，生机勃勃的旋律，把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冼星海就在我们中间。

原载于1999年《北京青年报》及《新华文摘》,有删改。此文为作者原稿。(作者：丁海嘉文化部外联局原驻外参赞)

冼星海真实录像（异国寻找冼星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