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燃影视季#电影《色戒》的男主角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是一个汉奸，女主角汤唯扮演的王佳芝是一个爱国青年。这两种身份的人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是非常类型化、标签化、符号化的人物，一说汉奸、一说爱国青年，人们就可以想象出他们的样子，通常人们也不会想象他们还会有别的什么样子。李安导演作品《色戒》就是着眼于打破现代社会对人的标签化、类型化、符号化的思维定势。也可以说《色戒》借描写抗日时代和人们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精神，这就是：要求张扬人性，反对把人符号化。
王佳芝和易先生都是符号化的角色
选择张爱玲《色戒》的故事来表达这样的理念，李安无疑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的。张爱玲作为备受争议的作家，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曾经“亲自”爱过一个汉奸，而《色戒》所影射、投射的是正是她的这一“丑恶历史”。《色戒》刻意让“爱国志士”和“汉奸”零距离接触，从而展现政治生活之下的私人空间，表明在李安看来，不把问题的尖锐性提升到极端的程度，就不足以引发人们的深刻反思。
《色戒》选择“色”作为激活“爱国志士”和“汉奸”符号下的人性的管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最尖锐、最具有刺激性的。李安显然懂得中国文化的精要所在。
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与人欲作斗争，而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在相当多数的中国人中间，“色”仍然是一个最容易激发人们反应的话题。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女人的贞操事关家族血统的纯洁，而保持血统的纯洁则是孝道的核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至孝的中国人必须以嫡传的子孙为先人供奉绵绵不绝的“香烟”，而绝不能“不娶无子、绝先祖祀”。李安让女爱国志士为了汉奸而牺牲贞操，这就触动了大多数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或许假定李安写的是男爱国志士色诱女汉奸，会因为满足了我们的道德快感而得到谅解，争论的热烈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
而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汉奸”这个名称正是一个最排斥人性的符号。在我们看来，一个人当了汉奸，不仅国人皆曰可杀，而且就不是“人”了。日本侵略者是“鬼子”，当然不是“人”，而背叛自己的民族，去帮助日本鬼子屠杀自己的同胞，是比“鬼子”更不是“人”的行为。迄今为止，这恐怕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甚至信念。《色戒》中的王佳芝起初也是这么看的。
但其实，王佳芝作为“爱国志士”在符号化的程度上也并不亚于“汉奸”易先生。她不仅自觉投身于抗日事业，而且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路径。尤其是，当抗日事业需要她奉献身体的时候，她几乎没有犹豫。在中国人把女人的贞操看得重于一切的文化背景下，王佳芝为了抗日不惜彻底牺牲人的尊严，可以说已经把她彻底符号化为爱国志士了。
然而，当“爱国志士”和“汉奸”这两个符号作为人，作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相遇在一起的时候，王佳芝发现，符号是和人存在着抵触甚至对立的一面的。她说：“他不仅要钻到我的身体里去，还要像毒蛇一样钻到我的心里去，而且越钻越深。”甚至也许王佳芝并不是爱上了易先生，而只是因为这个“人”并不是像想象中的、符号化了的汉奸，这一点让王佳芝感到无比痛苦。王佳芝的痛苦正是她作为“人”的反应，是看到了“汉奸”和“人”的对立面而引发了“爱国志士”和“人”发生了剧烈冲突的表现和结果。所以王佳芝恨不能让战友们立刻冲进来用枪打碎他的脑袋，让他的鲜血和脑浆覆盖在她的脸上，从而让她摆脱痛苦，在完成爱国志士使命的同时，结束她作为“符号”的生活。
《色戒》的叙事是以王佳芝为主线的，不仅王佳芝的视角反衬了易先生与“汉奸”符号不相符的地方，而且梁朝伟的精彩表演也显示，“汉奸”并非没有“人”的禀性。当王佳芝问他是不是把她当妓女的时候，他说：“我比你更懂得怎样做娼妓”。他说，明明戏已经演不下去了，明明恐惧弥漫在他们中间，但还要“荒腔走板”地唱下去。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两面性。而一边残杀爱国志士，一边对女人柔情似水，则体现了编导对这个人身上正常的人性与“非人”行为发生冲突带来痛苦的同情，也体现了编导对他屈服于非人欲望的否定。
《色戒》追求的是宽容
李安和汤唯、梁朝伟、王力宏等等所表现的这种痛苦，就是要让观众作出反思。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爱国者和敌人是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人们看到的是整体的“人”，而不太容易看得到历史细节中的“人”，但毕竟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具体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不是社会人，作为国家的、民族的、党派的人，但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自然的人。《色戒》提示人们，追求政治“正确”，是人们很自然纯粹的激情，但这样的激情也很容易让人们走进把人符号化的误区，而落入政治不宽容的陷阱，而“荒腔走板”。
王佳芝从准备刺杀汉奸到放跑汉奸，毫无疑问，她这样做很容易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但在李安看来，这样的“正确”是值得思考的。我看到《色戒》的倾向就是：抗日肯定是没有错的，“中国不能亡！”（这句话虽然是戏中戏的台词，也被处理得十分具有感染力），但为了个人的情感而放弃抗日也并非不可以。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如果王佳芝离开自己的祖国比如说跑到英国（这是她打算去的地方）去了，在政治上她是不正确的，虽然人们也可能从社会人的角度谴责她，但或许人们也可以从自然人性的角度理解和宽容她。但是，当她已经走上了抗日战场，正当枪口已经对准了敌人，却突然把枪放下，让敌人逃跑了，这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宽容她呢？
反过来说，事实上汉奸也并不都是多么十恶不赦的。熟悉现代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队伍很少一部分入关到东北，很快发展成为百万大军，其中相当数量来自对汉奸武装的改编，而正是这支军队打胜了关键性的辽沈战役。抗日将领张发奎也曾经讲过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做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对这样的“汉奸”也必欲杀之而后快吗？
当然，其实对汉奸的政治宽容还是浅层次的，更重要的应当是对“人”的宽容。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是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目的是让个人服从建立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不是要给个人以自由；只有从内心真正认同道德，并且自觉以这样的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才能够获得新的层次上的自由。而问题还在于，人们很难做到任何时候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因而常常会表面上认同道德，实际上则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而在发展市场经济、更加需要强调人们的个性发展的今天，允许人们在处理个人欲望和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时作出更多的自由选择，具有十分突出的正当性，人们更需要强调的并不是控制人欲的必要性。
《色戒》的编导肯定很清楚，许多人认为对汉奸、对人欲的某些表现是不能宽容的，但他们显然对此持有异议。《色戒》告诉人们，政治正确和政治宽容不应当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相容的；选择抗日是正确的人性，但宽容人性的弱点，也应当是正确的政治。不仅对待历史乃至现实都需要这样的政治，对电影《色戒》本身也是如此。如果人们还是不能宽容《色戒》，则正好证明《色戒》是必要的。
《色戒》还有更一般的含义
在李安看来，人性和社会道德、政治的关系与人的情感与理智的关系是一致的，也是和艺术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样的。2007年12月25日，李安在北京电影学院与学子交流，谈及对《色戒》的看法，他说，刚开始改编剧本的两三年时间里，时时挣扎于张爱玲设计的色相之中，要用女人的性心理学去反映这样一种时代与情绪，更是相当困难，“最珍贵的经验是拍床戏，它是终极的表演，而通过表演去追朔的真相，比人生更真实。”李安还说：“学电影就是色相、感情，戒是用理智的眼光去了解。电影是下地狱，不是上天堂。把灯关上，在黑暗的盒子里观看影像，陷入色相与情感，只有用理智的眼光去看去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毁灭，那就是‘戒’。”艺术是用来表达感情、色相的，没有色是万万不能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色”是人生基本的面相。但艺术家如何选择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实际上他们必须心中有戒，以此作为艺术和人生的平衡点。没有色，人就不能成其为人，但没有戒，人也会在荒腔走板中失去人的本质，也不能成其为人，更不能实现人的价值。（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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