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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选一首）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胃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借旧业，七叶耳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寒素，不好交游。因妹左蒸入宫，移家京师洛阳，后为秘书郎。曾迫随权贵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贾谧受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司马隔命为记室督，称病不就。晚年举家移居冀州，数岁病卒。左思博学能文，由于出身寒门，仕进很不得意。他的诗作主要就是表现对门阀制度不满的，感情充沛，笔力雄健，绝少六朝习气。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成就却远远超乎太康其他诗人之上。
左思
刘勰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文心雕龙●才略》）说左思一生主要精力耗费在《三都赋》的创作上，但他的文学成就却突出地反映在《咏史》诗上。这对左思的文学生涯，确是一个十分精当的概括。后人辑有《左太冲集》传世。左思现存《咏史》诗八首，最早见录于《文选》，钟嵘赞它是“五言之警策”（《诗品》），同刘勰一样，亦将《咏史》视为左思的代表作。这八首诗，原来就是一个构思统一的组诗呢？还是萧统编《文选》时从他不同时期写作的咏史诗中选出八首；总摄在《咏史》题下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牵涉到它的写作年代了。关于《咏史》八首的写作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根据诗中“左晒澄江湘，右盼定羌胡”之句，认为“澄江湘”指泰始元年降孙皓，“定羌胡”指咸宁五年平凉州，因而断定这八首诗当作于成宁五年（279）以前，泰始八年（272）以后。
另一种意见认为，八首内容连贯，前后呼应，风格一致，完整地表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即使不是一时之作，写作时间也必定相近，这个时间应当在他的晚年了，他是借此回顾往事，总结一生。至于第一首写早年抱负，不妨看成是后来的追忆。第三种意见认为，八首表现的思想感情复杂，决非写于一时，从艺术创作上看，也不象一气呵成之作。第一首写得最早，其余诸篇多为中晚年之作，最晚的可能成于永康元年（300）贾谧被诛之后了。这些分歧意见，目前尚难统一；然而，不论写于同时还是前后分别创作，这些作品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左思的一生经历和深切感受，并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这八首诗尽管复杂，但其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内实，那就是反映寒门与世族的严重对立。诗人出于对豪右权贵的极度蔑视，满怀豪情地讴歌了寒士的崇高和孤傲。这里选析的第二首就是针对门阀制度而发的。
左思生活的西晋，正是世族地主当权，门阀制度发展到鼎盛的时期。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九品中正制始于曹魏，却盛于西晋，那时上品实际上为世族所垄断，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这种政治特权带有相当的世袭性，而寒门与世族的界限又十分森严，因此，许多出身寒门的才智之士受压抑、遭歧视，“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咏史》之七），就是针对这种状况而发的。左思出身世代儒学之家，但社会地位低微。晋武帝泰始年间，他妹妹左蒸以文才被选入宫（实际上并未得到武帝宠幸），举家从临淄老家迁至京都洛阳；但他政治上并不得志，仅求得一个便于博览群书的秘书郎。此后，他用十年时间撰写《三都赋》，想从文学上崭露头角。
可是，当时的文坛同样为世族文人所把持，江东大族陆机就曾如此嘲笑他：“伦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晋书●陆机传》）《三都赋》写成后，“时人互有讥替”，无人赏识。他只好拿去见张华，张华说：“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意思是说，《三都赋》可与张衡的《二京赋》比肩，只因左思文名未重，必须拜请权威人士推荐，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左思又去见皇甫谧，皇甫谧看后十分赞赏，为他作序荐举，于是人们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就说明，左思不但政治上受压，文学上也难出头，因此，他在《咏史》诗中才会那样强烈地择击门阀制度，用诗的鲜明形象和充沛激情去批判世族特权的不合理。“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诗一开头就用风骚的比兴手法勾画出两个鲜明形象：“涧底松”和“山上苗”，形成强烈的对比；
陆机
一是处地高下的对比：一个生长在“涧底”，一个生长在“山上”；二是材质优劣的对比：一个是“百尺”之条，一个是“径寸”之茎。这两个对比，既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又把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鲜明地显现出来：百尺之松反而屈居于茎寸之苗之下，受其荫蔽（压抑），永难伸长。诗人创造这种艺术形象，难道不正是当时士庶对立，即“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政治现实的生动写照？这里以润底百尺之松比喻怀才不遇的“英俊”，以山上径寸之苗比喻凭门第居上位的“世宵”，十分形象、精确。钟嵘《诗品》称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其中所谓“精切”，正是指他的引类譬喻的形象与他所要表达的意旨十分贴切而言的。“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二句是进一步揭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现实原因和历史根源。
从现实的政治制度看，它是由“地势”造成的，从历史的渊源考察，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决非一朝一夕存在的偶然现象。“地势”即个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这种地位和权势，不决定于个人的德才、功绩，而是靠出身门第而获取。在九品中正制确立之初，一般官品的授受，一是视其家世，二是参考中正官对其德才考核品定的行状（即评语）。到西晋时，家世成了品第高下的唯一根据，行状不过是徒具形式罢了，许多出身名门的人，往往德才低劣而在上品，如冯翊郡中正王嘉叙吉茂即“在上品而状甚下”（《魏略●清介吉茂传》），而中正的官职又几乎全由世族所垄断，如泥阳大族傅畅，祖孙父子兄弟皆为本州（秦州）中正，等于世袭，其结果必然是舍弃德才，不论贤愚，家世门第成了提取政治特权的唯一条件，所谓“计资定品”，“唯居位为贵”（《晋书●卫蕴传》），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犹如“径寸”之苗荫盖“百尺”之松，完全是由“地势”决定的一样。再回顾一下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接下四句，就是具体阐明“由来非一朝”的。“金张借旧业，七叶理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金张”指汉武帝权臣金日硝、张汤的子孙们；“借”，凭借；“旧业”，指金日硝、张汤生前的功业。“七叶”，七代；“”，此指插。金氏子孙曾七代为内侍；张氏子孙曾十余人相继做侍中、中常侍等高官。依汉制，侍中、中常侍等官可戴貂尾冠。冯公，即冯唐，汉文帝时人，见识高远，曾在用人上指责文帝，到老不受重用，仅做中郎署长一类小官；“伟”，人才奇伟出众。金、张二氏子孙世世做高官，并非他们德才出众，而是靠的先祖“旧业”；而冯唐“白首不见招”，也决不是他的德才“不伟”，而是由于他出身卑微。这是用历史事实印证门阀制度确是“由来非一朝”了。
本来，九品中正制就是封建等级制维护政治特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左思能从历史上溯源查流，是很有政治眼光的。诗中通过强烈的形象对比，使人更易看出门阀制度的腐朽性，从而达到深刻批判的目的。“咏史”之诗，始于班固，在左思之前，虽然建安诗人如曹植、王案等都写过这类诗篇，艺术成就远胜班固，但在写法上基本还是沿袭班固一诗专咏一事的传统。后来杜挚的《赠毋丘俭》，开始打破专咏一事的旧例，连咏若干古人古事，但也还是堆垛寡变，没有从单纯的“咏史”中突破出来。左思的咏史诗，虽然“题实班固，体亦本杜”（《胡应麟：《诗数》），但从根本上说已打破一诗专咏一史的格局，开创了名为咏史，实是咏怀的新风气。他的《咏史》诗，“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已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荫嘉：《古诗赏析》）。
总之，古人古事不过是他指斥时弊，直抒怀抱而顺手拈来的“素材”罢了。如果将班固那种“巢括本传，不加藻饰”（何掉：《义门读书记》）称为“正体”的话，那么左思这种借咏史以撼胸臆的写法则是“变体”了。这种“变”，乃是合乎艺术规律的发展和创新；是咏史诗摆脱单纯“咏史”的原始面貌，向着“缘情”的历史新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左思的咏史诗显然不象陆机等太康诗人那样专事藻采，而是语言刚健清新，气势逼人，在倾诉诗人郁闷、激愤的诗情中激荡着沉雄悲凉之气，回响着建安诗坛那种面对现实、干预生活的慷慨任气的“风力”。王夫之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者焉归？”（《古诗选评》卷四）他的《咏史》诗在西晋独标风韵，与南朝文坛的气象相比，更是显得突出，故钟嵘名之为“左思风力”。
这种诗风陶治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诗人，常常成为后来诗歌革新运动的旗帜。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的艺术形象，也为后世文人所倾幕，初唐著名诗人王勃曾作《涧底寒松赋》，用以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显然受到左思的启发。钟嵘列左思为“上品”，确是很有艺术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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