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重病中的周恩来在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在又一场手术过后，苏醒的周恩来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他让秘书找到时任国家国务局局长的王冶秋，交代他办一件重要的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务必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
几个月后，周恩来逝世，举国哀痛。三年后，王冶秋把这件事写进文章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完成了周恩来临终前交代的任务。
这人究竟是谁？为何会让周恩来重病之中依然惦念，要求务必为他正名呢？
一、杨度：玩转民国朋友圈的穿越者？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杨度。在年龄上，他比周恩来毛泽东还要大上许多，是妥妥的革命前辈，然而一度却“臭名远扬”，许多人都骂他。
有人说他是民国“不倒翁”，有人说他精神分裂，而现代人更喜欢把他当做穿越者。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他所做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是提前知晓，很难让人想象他怎么能每一步都刚好踏在时代的浪潮上？
他参加了公车上书，齐白石是他的同门，蔡锷、梁启超是他的好友，他和汪精卫一起留学日本，怂恿过袁世凯复辟，帮助过孙中山革命，最后又及时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周恩来亲自批示……
光看他这份履历，就让人忍不住惊叹：如果不是事先知晓历史走向，他怎么会每一步都踩得那么精准？真乃神人也！
也怨不得后人感到奇怪，杨度和这么多名人都有交往，参与过袁世凯复辟和国民党，最后竟还能成为共产党全身而退，难道此人真的是穿越来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民国“不倒翁”，到底是不是穿越者？
二、从“公车上书”到学习“帝王之术”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了，他此时的名字叫承瓒，家乡在湖南省湘潭县，和毛泽东是同乡，但比毛泽东大了近20岁。
当毛泽东还是个两岁孩童的时候，杨度已经考中了举人，并且开始为国家的存亡而忧心了。在此之前，他还给自己改名叫“度”，字皙子。意思是要“度量天下之人”。
要知道在中国，考科举那都是跳龙门，录取比例之悬殊，是如今的高考完全不能比的，因此能考中的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而杨度才20岁就连中秀才和举人，那智商可不是一般人。因此他自幼便极富自信，立志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这就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
然而，现实首先给了他一记打击。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参加的甲午科、乙未科会试都没考上，心情颇有些沮丧。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会试本身就不容易，科举取士毕竟只是挑选人才的一个固定模式，并不能证明杨度本人就没有大才。
巧的是，正是在杨度第二次参加会试期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正碰到了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组织“公车上书”：康梁发动了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甲午战败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样的活动，有爱国之心的文人都不会落下，杨度自然也积极参与进来，虽然不是主角，但他也因此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还有徐世昌等人，这为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
但说起来，杨度此时毕竟只是个少年，20出头的年纪，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很难让人信服。但这时，一件事改变了他的际遇，这就是：拜师王闿运。
这事儿说来也有意思，不是杨度去找王闿运求教，而是王闿运亲自登门，收杨度为弟子的，可见杨度的真才实学有多厉害，神童之名从小传到大，连老师都亲自来收徒。
有了王闿运做老师，这无疑给杨度扩大了名气。毕竟王闿运是当时的名士，既是经学大家，也是文学大家，即便在如今，他的书籍论丛还是文学生的必读书目。
而于经学一途，王闿运也很有些成就，他主张经世致用，钻研“帝王之学”，也就是找到一个“非常之人”，帮助他去成就霸业，还百姓一个清明世界。他弟子众多，齐白石、刘光弟也在其中，在某种程度上，王闿运就像是鬼谷子一样，教授弟子，待弟子们去各自实现大业。
老师的影响是巨大的，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奠定了杨度一生政治的走向。他渴望着像历史上的苏秦、商鞅那样能找到明君辅佐，迫切期盼着所学之物能尽早派上用场，施展自己的一腔抱负。
王闿运将杨度视为不世之英才，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并郑重地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
按如今对杨度的研究看来，他也确实担得起“不世之才”的名号。他曾经对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前一句是自谦，后面才是他的骄傲本色，可见他自视甚高：认为只要有帝王出现，必然要来以自己为师。这也为他后来选择君主立宪而做出了解释。
在王闿运这里学了三年，酷爱读书的杨度积累了众多思想学问，连王闿运都调侃他是“书痴”却“自谓不痴”。待觉得学得差不多了，杨度有了新的想法。
彼时的中国是慈禧把持朝政，皇帝并无实权，有识之士都看出清政府早晚要亡，但怎么亡？若真亡了之后又如何？这都是继续思考的问题。
1898年，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办学堂讲新学，杨度也去听了，蔡锷也在其中，两人从此结下了友谊。
三、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又过了几年，到了1902年，恰逢当时流行留学思潮，杨度便瞒着王闿运偷偷到日本留学去了，还进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和黄兴成了同学。
也正是在这时候，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嘉纳治五郎，在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的演讲中，一直称赞和推崇袁世凯，认为袁有致世之才。
这番话令作为台下留学生之一的杨度印象十分深刻，从此之后更是不自觉地关注袁世凯的消息，考察他是否是一条真正的“卧龙”。
但同时也是这个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人，竟然当众贬低中国人，血气方刚的青年杨度当场就忍不住和他辩论起来，后来还就当时辩论的教育问题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也得到了留日其他学生的称赞和敬佩。
后来，因为经费问题，杨度不得不匆匆结束这次留学之旅，但这场经历已经很大地丰富了杨度的见闻，也让他感受到了如今中国羸弱国情下，连日本这弹丸小国都敢任意践踏！
这不仅刺激了他的爱国之心，更让他忍不住反思，并且有意识地研究日本的宪政模式，寻找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就这样，杨度初步形成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而这套思想，则一直成为他今后为之努力的政治准则，也是让他在不久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的罪魁祸首！
1903年，也就是杨度从日本回国的大半年后，他来到北京参加了政府新开的经济特科考试，而且极其顺利地考中了榜眼，也就是一等第二名。
就在他以为可以借此进入朝廷辅佐君主，改变中国困顿局面的时候，一切却突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原来，慈禧太后恨极了提倡新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而当时的状元郎恰巧叫梁士诒，草木皆兵的慈禧越看这个名字越觉得不对，认为它有“梁头康尾”的感觉（康有为原名祖诒），因此认为梁士诒必定与新法有关。
“好哇，他们都要打入朝廷里头来了！”慈禧恨得牙痒痒，直接宣布将梁士诒除名。倒霉的杨度也受到牵连，不仅被除名，还被朝廷通缉，实在是有苦无处说。
无奈之下，杨度回老家避祸，还娶上了媳妇儿。但满腔抱负还未实现，杨度必定是安稳不住的。不久之后，他果然再次东渡日本，又一次来到东京弘文书院。
这次杨度的收获就更多了。在横滨，他遇到了梁启超，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政治、探讨祖国的未来。志同道合之人往往有说不完的话，哪怕两人的政治主张不尽相同，但都是一心为国的赤诚君子。
激情澎湃下，杨度为应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慷慨激昂，让许多进步学生都热血沸腾，一时间名气很大。
杨度在日本东京期间还获得了一个隐藏彩蛋：这就是结识了孙中山。看过《走向共和》的朋友都清楚，杨度和孙中山曾数次就“立宪”还是“共和”展开辩论。
这两个同为祖国前途而日夜忧思的进步人士，“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 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虽然两人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杨度依然佩服孙中山的韧劲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把他推荐给了黄兴。而他自己，则继续完善他的君主立宪之路。
杨度和孙中山约定好：“若我成功，愿先生来助我；若先生成功，我必倾尽全力去助先生！”
四、从预备立宪到“拥袁窃国”很快，杨度迎来了他的机会。
1905年，清政府预备立宪，“五大臣”到东京除了考察日本宪政模式之外，还专门请杨度出山辅佐，杨度自然是欣然应允。
他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作为“五大臣”的考察报告，其中对中国立宪模式的考察与精辟的见解颇有价值，一时间名震四野。
然而，清政府的这套预备立宪，不过是掩盖清王朝苟延残喘的一块遮羞布罢了，杨度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心灰意冷，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
与清政府的假意立宪相比，袁世凯的热情给了杨度一线希望。日益如鱼得水的袁世凯，很早就留意到了当时还远在日本的杨度，并对他的君主立宪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还聘请他为天津府自治研究所的顾问。
就连清政府预备立宪起用杨度，也离不开袁世凯的推举。在这些接触中，怀着对知遇之恩的感怀和对袁世凯能力的信任，杨度逐渐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人，决定一心辅佐他。
光绪和慈禧去世后，袁世凯经历了一段低谷期，杨度一直不离不弃。待袁世凯东山再起，于1911年11月16日组建内阁的时候，点名杨度出任学部副大臣，相当于连升四级。
对此，杨度自然很是感激，他也十分尽心尽力为袁世凯做事，殊不知此时的他，每走一步都可能是万劫不复。
其实一直以来，许多人对杨度的主张有所误解，如今我们一听“君主立宪”，就知道这是错误的道路，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但这都是历史论调，是后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而历史有时候存在着很大的变性，许多东西并非表面看去那么简单。
在当时，杨度主张君主立宪是经过多方考虑的。中国的特殊国情自然是他考虑的首要因素。他看出了西方文明技术背后的野蛮侵略实质，也迫切地希望中国能赶紧通过改革进入现代国家之列，摆脱被欺侮的命运。
鉴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主统治，而目前时势证明又必须学习西方，因此他提出几点主张：
1. 中国国民之程度不亚于欧洲人和日本人，关键在于政府。因此“改造责任政府为中国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
2．要有一个“君主”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长久。
3．不能直接复制英国模式，但可以借鉴英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政治经验。
杨度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他选择“君主立宪”，本身就有其保守的一面，希望避免大范围的流血牺牲，相对较为温和的，以改革的方式来挽救国家。他的爱国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他选择了袁世凯，注定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
其实对于杨度来说，他只是希望有一个“皇帝”，他也认为中国必须需要一个“皇帝”，但“皇帝”是谁，其实没那么重要。他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可以辅佐君主让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之林。
而袁世凯于自己有恩，又手握重权，加上个人情感因素，杨度选择拥护袁世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也正是这份恩情，让杨度迟迟没有看到袁世凯阴毒狠辣、玩弄权术的真面目。
1915年4月，杨度怀着一腔抱负写下了《君宪救国论》，主张“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袁世凯本就有复辟帝制的想法，如今有这么一篇现成的文章来帮自己，他怎么能不大喜过望！激动的袁世凯连连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还专门写了匾赐予杨度，这篇文章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袁世凯实现复辟野心的武器。
杨度应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帝师”的角色，和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等五人一起组成了“洪宪六君子”（也称“筹安会六君子”）。
一时为“帝师”地位而迷惑的杨度还沉浸在梦中，殊不知他已经被当成袁世凯的走狗，外面一片骂声。哪怕在袁世凯身边，他的地位也远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样稳固。
杨度不通官场钻研，虽然有雄才，但书生气甚浓。袁世凯也深知这一点，但在许多事上，杨度着实帮了他不少忙。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推翻四年之久的共和制度，宣称复辟帝制，要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把民国5年（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此即为“洪宪帝制”。
在这件事上功劳甚大的杨度，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会是帝国首任宰相，袁世凯已经封他为“文宪公”，地位之高令众人艳羡不已。此时的他意气风发，还专门到法国定制了一套礼服，为出任宰相做准备。
然而没几日，袁世凯的屁股还没坐热，护国运动就爆发了。袁世凯称帝无疑是众叛亲离之举，是对全国人民的背叛，早就惹了众怒。
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洪宪帝制落幕，杨度作为“走狗”头头，自然也受到各方攻击。此时的他真可谓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杨度并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有问题，他有一段这样的剖白：
“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他还是心高气傲，把自己比作周公，把过错归结为世事多变，自己的心则依然如明月皎洁。
许多人骂他不通现实，指责他甘当走狗，但旁人不在他的处境，又怎知他不是在为国家而努力呢？
历史的前行总要有试错者。在当时的中国，坚持“君宪救国”之路的并非杨度一人，他代表的是一个派别的主张。而杨度的立宪失败，正为孙中山的共和主张造了势。
但在当时，没有人会用后来者的角度去反思这段历史，举国上下对杨度都是一片骂声，就连回到家乡，他所骄傲的湖南同胞们，也斥责他是大汉奸，连曾经跟他一起立宪的梁启超，也骂他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多重打击之下，杨度万念俱灰：“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从此杨度便真的隐居了，自号“虎禅师”，在天津、青岛一带潜心研究佛学，对过往经历进行反思。
难得的是，他学佛并非逃避世事，虽有一时的心疲，但终究还是为了通过学佛找到解除社会不自由不平等的道路，探索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1917年，继袁世凯之后，张勋又妄想复辟，他找到杨度来支持自己，而杨度再也不会支持任何人复辟帝制了。这次，他严词拒绝，不仅公开“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而且警告张勋和康有为“及早收束，迅自取消”。此举也重新获得了昔日好友梁启超的敬重。
1922年，孙中山第一次北伐遇到了困境，想起当初在东京时杨度承诺危难时相帮的言论，他找到了杨度。虽然杨度始终没有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但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失败一时，此时杨度的主张已经开始转向共和。
杨度应孙中山的请求，阻止了陈炯明叛乱的势头，帮助孙中山度过了这场政治危机。孙中山感激地说：“杨度这个人，真是能够履行政治家的承诺啊！”
民国十一年，也就是1922年，杨度应孙中山之邀，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十分高兴，特此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加入国民党后，杨度南北奔走，劝说北方各派军阀与南方孙中山合作，为国民党做了许多贡献。
六、“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在同一年，杨度还通过孙中山结识了李大钊。此时的杨度对前路还是一片迷茫，但李大钊已经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告诉杨度：
“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在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杨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读了许多著作。他开始关注到他从前所一直忽视的工人和农民阶层，而现实中的五四运动等，也让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
时势已经让他渐渐感觉到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觑，很可能以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就是共产党的领袖！
此前，乡土意识十分浓厚的杨度就曾预言过：
“得天下者，非我湖南老乡莫属！”
巧的是，杨度和毛泽东都是湖南省湘潭县人。1926年，杨度有个忘年交叫萧子升，此人正好和毛泽东也是好友。当一天晚上，两人对谈时聊到毛泽东，杨度对毛泽东的事兴趣颇大。而当他听到身边人对毛泽东的描述和评价后，结合自身所见所闻，忍不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曾呐呐自语道：
“得天下者莫非毛耶？”
要知道，这会儿的毛泽东，还没有后来在我党的领导地位，许多人都不看好他。但杨度却觉得此人大有可为，他还曾想去面见毛泽东，却终未能实现。
当时，李大钊的突然被捕入狱让杨度心急如焚，他尽全力去营救，但未能成功，最终李大钊牺牲。
李大钊的被迫害以及他慷慨赴死的革命气概，令杨度惊怒不已，又敬佩之至。这件事也直接刺激到他，使得杨度毅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929年秋，在潘汉年的介绍下，杨度因为身份特殊又资格甚老，由周恩来直接批准他加入共产党。然而，作为一名中共特科秘密党员，杨度一直处在外界误解中，他是偷偷为党而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甚至在知道他入党的少部分人中，还有人说他是政治投机，杨度气极反笑：“我是在‘白色恐怖’期间加入的共产党，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晚年的杨度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犯了两个大错误：
一是没在辛亥革命前与孙中山合作；
二是曾经主张排满却坚持中国需要虚君的君主立宪制。
但如论如何，他探索道路的初心并没有错，走错了路之后，也能够及时改正，最终走到了正确的光明大道上。
杨度的女儿杨云慧曾这样评价父亲：
“他的思想仅从爱国出发，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既希望国富民强，却又害怕流血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握有权势的开明统治者身上。所以，从留学日本时起,父亲就一直注意国内的政治动向，寻找这个‘有为者’，希望他带领大家立宪革新。这也正符合了他在《湖南少年歌》中所说的‘大地何年起卧龙’的思想。”
杨度的好友杨友麒的一段话道出了杨度书生气的实质：
“我也有些可惜杨度，从才能上讲，他不比梁启超差，但他把自己的才学很多都浪费在政坛上了。他本身又不是当官的料，他是一个书生，书生嘛，就做书生的事，多好。”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做得不完美，也留下了许多话柄。他可能算不上英雄，也没有经天纬地的政治之才，但你若说他是个奸臣小人，那就太看扁他了。
1931年9月17日，年近60岁，胃病肺病等多病在身的杨度在上海逝世了。周恩来、潘汉年都去吊唁。临终前的杨度留下一副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22个字，道尽自己毁誉参半的一生。
杨度去世的那天，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天，不知是否是老天怜他一生奔波，不愿他亲眼看见亲爱的祖国河山，再被敌寇践踏。
杨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像是穿越来的吗？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心里已经有了定论。
从生到死，杨度一直在探索救国之道。
在他表面看似开挂的人生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穿越者，而是一个生于国家忧患之中，时刻心系祖国，并为之一生奔走，不惜头破血流，撞了无数次南墙，才终于找到一丝光明的爱国者！
而这个爱国者，死在了新中国成立前。
不仅如此，他还一度被当成历史的罪人，湮灭在滚滚红尘中。在1963年《辞海》关于“杨度”的条目中，还是这样形容他：“迫害革命，拥袁窃国。”
直到1975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杨度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中国革命所做的种种努力，才终于被正名。
杨度此生，是一个乱世之下的中国文人，用一生时间对祖国的未来所尽的最大努力。
连蔡锷也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
杨度有书生意气，脱不开文人政治，但他始终无忘初心。他走过歧路，磕破过头，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归隐与出山之间不断徘徊挣扎，但他也及时醒悟，继续为祖国而奔走呼号。
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拥有着很大的自信：“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他无愧于一个中国人，无愧于一个革命者，无愧于当时中国那四万万民众。
百年过去了，我们作为和平年代的新生代，享受着无数个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再读起他们的故事，终是忍不住敬仰和感激。
还好如今，这盛世如你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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