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95%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工作置于近乎主宰的位置。我们大多数人与同事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而且日常生活也要围绕工作去安排。不仅如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常常成为社会焦点，进而影响我们的抱负、价值观和政治倾向。那么，人类从何时开始工作的？人与工作的关系发生过哪些改变？人被当作生产力工具投入经济增长，又是怎样形成的？
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这是由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物理技术等共同催生的。我们被告知它将带来指数级的变革，远超之前历次革命。在工厂、企业和家庭中，越来越多的任务将由算法驱动的物联网完成，但除了这一事实之外，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场技术革命未来将如何演变。显然，正如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一书的序言中所言，人工智能的设计能力甚至超越人类自身，将我们的工厂、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变成了魔鬼般的作坊，抢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双手无事可做，让我们的人生失去意义。由此来看，人类似乎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欺骗了。
果真如此吗？苏兹曼指出，数十年前，我们已经实现凯恩斯计算的为抵达所谓的“经济乐土”而必须达到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水平。虽然我们早已超越了这一阈值，但今天大多数人仍像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样努力工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苏兹曼说：要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结局，就要意识到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其实比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要有趣且复杂得多。换而言之，工作的内涵不应该局限于努力解决经济问题。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把那些除了让人有点事做，却无明显社会价值的服务划分为所谓的“废话类工作”（bullshit job），其中包括公司律师、公关、高管、健康管理员、学术管理员以及金融服务供应商。他认为，这些工作“完全无意义，没必要，危害性大，就连从业者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价值”。但苏兹曼认为，对于正在从事所谓“废话类工作”的人而言，有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也有人从中找到了满足感、方向感和成就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又或者将祖先传下来的平庸技能转变成类似艺术的东西。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工作？以下内容节选自《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英]詹姆斯·苏兹曼著，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版。
原文作者丨[英]詹姆斯·苏兹曼
摘编丨何安安
1977年，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公务员本·阿伦森因内出血而晕倒，随后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需要手术治疗。他将自己的疾病归咎于工作压力，并向《佛罗里达联合时报》的一名记者解释说，他特别担心，因为他的综合假期和病假权利只有四周，他的医生坚持说，他不能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重返工作岗位。
因过度工作而遭受痛苦的并非只有他自己，而他的报道之所以能引起记者们的注意，是因为他的心脏问题是由于工作不足引起的。
在他晕倒的几个月前，雇主第二次试图解雇他，第一次发生在几年前。在这两次事件中，阿伦森以非法解雇为由起诉了他们，而法庭两次的判决都对他有利，并命令他的雇主恢复他的职务。雇主都照办了，但第二次恢复他的职务之后，雇主似乎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告诉阿伦森，他仍能拿到1730美元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7500美元），但不会让他承担任何职责，然后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拿走了，指示收发室不要投递或收取他的邮件，并指示其他员工不要理睬他。
遗憾的是，阿伦森因无法做有意义的工作而生病的故事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记者没有给予更进一步的报道，所以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因为患病缺勤而遭解雇。事实上，很多人会在阿伦森的个人遭遇中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有些人做梦都想拥有一份零责任的高薪工作，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一旦这种新鲜感完全消失，就会怀念工作的结构、社群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就感，无论自己的工作多么平凡，收入多么微薄，都会怀念。此外，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那么他们几乎肯定会错过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因此，成千上万名买中了大奖的人，或者从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意外财富的人，依然愿意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并不算特别有趣，但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勤奋愉快地工作。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2006）剧照。
一些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会经常讲述阿伦森的故事，因为如果他们的办公室邮箱和内网账户突然被封，电脑和电话被拿走，并且被同事忽略孤立，那么他们内心深处就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就算缺席了也不会影响公司命运。
只要聚集在城市里，人们就认为工作不仅仅是谋生手段
就像约翰·卢伯克认为开展仔细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冗长的专著是一种休闲活动一样，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工作和休闲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做某一项活动时，是别人给我们付钱，还是我们主动选择去做这件事，而且往往需要从常规工作中获取的收入去付钱做这项活动。
考虑到上下班、购物、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等家庭活动耗费的时间，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休闲时间。大多数全职工作的人会把大部分的休闲时间用在休息和被动的活动上，比如看电视。但与工业革命早期不同的是，今天大多数劳动者不仅享有周末，还享有几周的带薪年假。许多人选择不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用来休息，而是用它们来做自己选择的工作。
为了打发休闲时间，有些人一头扎进了电脑游戏（电脑游戏通常也是模拟实际工作活动）,很多人则选择做一些自己爱好的活动。其中，一些颇受欢迎的业余爱好曾经或依然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只有在从中获得报酬的情况下才会去做。比如，在过去，捕鱼和狩猎是狩猎采集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工作，现在却变成了深受欢迎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还不低。
再比如，在过去，种菜或园艺曾被农民视为厌恶的工作，但对今天的许多人而言，这变成了一种带来深度满足感和乐趣的活动。缝纫、编织、陶器和绘画都曾经是人们急需的收入来源，而现在，由于这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已经变成了深受欢迎的业余爱好。事实上，今天许多业余爱好和休闲活动，包括烹饪、制陶、绘画、铁器制作、木工和家庭工程，都涉及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完善和运用，而这些技能在我们的进化史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代工作场所里面运用得却越来越少。
心理学家一直努力定义和衡量“工作成瘾”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只要人们聚集在城市里，许多人就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谋生手段。当埃米尔·迪尔凯姆思考社会失范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时，他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可能有助于建立“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曾经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良性整合的小村落、小社区。事实上，他提出的解决城市社会疏离感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建立工人公会，类似古罗马时期工匠之间自发形成的数百个“社团”。
这个建议并非轻率，因为这种“社团”不只是为了成员利益进行游说的行业组织，而且在工作类别的基础上，把所谓的“下等人”凝聚在一起，帮助他们建立公民身份认知，融入罗马社会更大的等级制度中。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社团”的运作就像现代城市中自治的村庄一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俗、仪式、服装和节日，都有自己的保护人、裁判者和代表大会（有权发布村规民约），类似罗马的元老院（有权颁布法令），有些地方甚至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但最重要的是，古罗马的“社团”在工作类别、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共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形成组织紧密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成员之间通婚现象非常频繁，成员及其家庭的主要社交对象也处于社群之内。
工作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社群意识和归属感
许多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让我们能够比罗马人更快地从城市的一边抵达另一边。许多人现在也习惯了手上拿着一个电子设备，使自己跨越地理空间，随时融入动态的、活跃的社群。即便如此，大多数现代城市居民仍然倾向于将自己嵌入小得令人吃惊而且往往分散的社交网络中，这些社交网络便构成了他们各自的社群。
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研究了不同灵长类动物大脑的体积和构成，以及每种动物形成的活跃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并分析了大脑特征与社交网络特征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相关性，进而提出闲聊和梳毛在人类祖先语言能力的进化和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根据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数据以及人类大脑体积，推算出大多数人最多只能与150人建立起活跃的联系，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多出太多，因为要跟踪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实在太复杂，令人很难应付。
电影《实习生》（2015）剧照。
他研究了世界各地人类学家搜集的关于乡村规模的数据，研究了非洲朱/霍安西部落和哈扎比部落等狩猎采集者的社交网络规模，甚至研究了人们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联系的朋友数量，结果证明他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确只能同大约150人保持活跃联系。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交都是仅仅局限于同身边人进行直接接触，这种社交网络植根于密切的亲属关系以及共同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仪式、习俗和价值观，这种社交网络的成员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经历着同样的事情，因此，这种社交关系会持续时间很久，跨越很多代人。然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大多数人的社交范围则不会局限于身边人，而是以不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础，同非常广泛的人群建立社交关系，导致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如同拼图一般。不足为奇的是，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日常的社交网络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同事或在工作中遇到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与同事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而且日常生活也要围绕工作去安排。不仅如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常常成为社会焦点，进而影响我们的抱负、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在城市的社交聚会上，当我们第一次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我们往往会问对方从事的工作，然后根据他们的回答，对他们的政治观点、生活方式甚至背景做出合理可靠的推断，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一项关于职场恋情的定期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与在工作中认识的人至少有过一次长期的性关系，另有16%的人是在工作中认识配偶的，这也并非巧合。
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个人的职业道路往往是由我们的背景、学校教育和随后的培训决定的。因此，在世界观和期望上，我们往往倾向于同老师和同事保持一致，也倾向于在相似的人群中寻找工作，并利用现有的社交网络来做到这一点。因此，高盛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不会收到很多视高利贷为罪恶者的求职申请，军队的招聘人员不会收到很多和平主义者的求职申请，警察的招聘人员也不会收到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求职申请。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开始工作，我们与同事的世界观会继续趋同，因为在追求共同目标、庆祝共同成就的过程中，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会得到加强。
然而，尽管工作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社群意识和归属感，但迪尔凯姆设想的那种在工作场所建立“集体意识”的社群并没有像他预测的那样成为现实。他把未来的城市描绘成基于工作类别的社群所组成的“拼图”，但他似乎认为，由于工业化而变得多余的行业技能会直接被另一套持久、有用的新技能所取代，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工业时代的就业和工作具有不断变化的性质。
电影《实习生》（2015）剧照。
他没有想象到工作场所会按照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的那套科学管理方法来运作，在这套管理方法下，并不需要雇员掌握太多实际技能，很多技能就变得多余了。他更没有想象到技术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现代工作场所的持续变化，要知道，在技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前十年取得的尖端技术到了下一个十年就会因落伍而派不上用场。
服务业被普遍视为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性特征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英国83%的劳动者受雇于服务业。服务业的概念比较模糊，有时也被称为“第三产业”，不涉及任何生产或收获原材料（比如农业、采矿和渔业）的工作，也不涉及利用原材料制造刀具、叉子和核导弹等实物。
英国受雇于服务业的劳动力占比如此之大，在世界上较富裕的国家中并不罕见。它落后于卢森堡、新加坡等，因为在这些国家，几乎所有有工作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从事服务业。但这个比例远远领先于坦桑尼亚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人的生计仍然依靠农业。英国这个比例也领先于中国，因为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的服务业就业岗位持续激增，但从事农业、渔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人口仍然超过一半。
服务业在诸多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位是近些年才形成的局面。在16世纪欧洲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之前，估计有四分之三的英国人仍是农民、采石工、伐木工和渔民。到1851年，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从事这类传统工作的劳动者比例降至略高于30%的水平，此外，大约45%的就业人口从事制造业，其余25%从事服务业。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2006）剧照。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之后，家庭和工业开始直接从电力中获取能源，再加上出现了内燃机等新技术，从而推动了一系列新事物的发明和制造，供那些渴望改善生活的家庭和个人使用。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但从1966年开始，英国的制造业开始持续、迅速地衰退，在1966年，估计有40%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但到1986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6%，2006年继续下降到17%。制造业曾经是劳动密集型，后来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和自动化设备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英国把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分包给了劳动力更廉价地区的制造商。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的迅速扩张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今天，服务业被普遍视为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性特征。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就持有这种观点，他对如今已得到完善的“三次产业划分模型”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1940年的文章中就准确地预测了英国等经济体将在接下来的80年内见证服务业的扩张，并指出由于资本增长、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总财富增加了，因此对服务的需求也增加了，从而抵消了渔业、农业和采矿业（统称“第一产业”）的就业损失。
克拉克是一位具有社会情怀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不仅要为创造稳定的、生产力高的经济体做贡献，还要促进财富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这是经济学家的道义与责任。即便如此，他的后工业化模式依然受到严厉批评，尤其是左翼的经济评论人士称其为伪装成人类发展模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由克拉克加以完善的“三次产业划分模型”描述了三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演变，堪称西欧、日本和美国经济的真实写照。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似乎也在沿着克拉克预测的方向前进，即在国民经济中，随着服务业占比稳步增长，农业占比稳步下降，制造业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服务业就业的大幅增长是现实需求促成的吗？还是因为广告商和有影响力的人一直竭力说服我们相信服务业的重要性？恐怕很难解释清楚。
自农业革命以来，注重工作的文化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如果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待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就会发现随着经济体的后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或许还有其他角度可以解释服务业的迅速扩张。
一个角度就是要认识到许多服务（但绝非全部）都是由人类的基本需求催生的，因为这些需求也是我们进化遗产的一部分，当人们从紧密联系的小团体中分离出来，聚集在城市中生活时，这些服务不容易自行解决，必须有人去提供这些服务。比如，医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热爱生命，不喜欢疼痛；艺术家和娱乐人士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快乐；发型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中一些人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或者需要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自己诉说心声；DJ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喜欢跳舞；行政机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即便那些最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希望公共汽车能按时运行。
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没有因为制造业的改善而增加，它们会一直存在。相反，一旦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许多人就不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或制造产品，人们对上述这类服务的基本需求就被放大了。
另一种角度是注重工作的文化。自农业革命以来，这种文化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让我们无法容忍不劳而获之人，尽管许多工作除了让人们忙碌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我们依然把工作视为社会契约的基础。这恰恰也说明了生命、能量、秩序和熵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像黑面织布鸟和园丁鸟利用多余的能量来建造复杂但往往不必要的鸟巢一样，人类在能量持续过剩的情况下，往往也会将这些能量投入到某个有意义的活动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古老的服务行业之所以能够形成，都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持续存在大量的过剩能量，人类和其他生物体总会找到创造性的方法运用这些能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就人类而言，这意味着会形成无数非凡的技能，而学习和表演这些技能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所以，城市一直是催生艺术、兴趣、好奇心和新发现的大熔炉。
如今，服务业复杂多样，包罗万象，神经外科医生、大学教师、银行家、汉堡包厨师和占星师等都可以归入服务业。因此，对于试图分析就业市场起伏的人而言，仅仅着眼于服务业这个大类并不是特别有用了。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克拉克对经济部门的划分模型已经过时，这并非没有道理。一些人提议，针对计算、编码、研究、基因研究以及其他尖端高科技产业增加“第四产业”。但考虑到数字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他经济部门，这种划分方法也存在问题。于是，大多数分析师倾向于根据行业职能进行更细化的区分，比如酒店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医疗保健业等。
电视剧《白色巨塔》(2003)剧照。
另一些人则提议对服务业以及整个经济进行更为彻底的重新划分，其中一些观点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当时，政府更倾向于先设计出良好的社会政策，然后考虑如何为它们买单，而不是先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然后思考它们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福利。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分配价值的方式很少能公平地反映大多数人的行为。
比如，我们依赖教师去教育孩子，生病时依赖护工照顾我们，但如今这些人的薪酬却非常低，相反，那些为富人提供避税建议的人，或者帮助富人发送无穷无尽的垃圾广告的人，薪酬却高得多。因此，一些分析人士主张将服务部门分离出去，以便更好地考虑不同服务工作创造的健康、幸福等非货币价值。没有人怀疑医生、护工、教师、垃圾收集者、水管工、清洁工、公交车司机和消防员所提供的非货币价值。尽管人们对何为娱乐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艺人、厨师、音乐家、导游、酒店经营者、按摩师以及其他为别人带来快乐或鼓舞的工作也非常重要。
服务业的兴起见证了我们的集体创造力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2013年写的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一种最新颖的方法去重新划分服务业。后来，由于这篇文章颇受欢迎，得到广泛传播，格雷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组成了一本书。他的方法非常独特，将教育、医疗、农业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划分为真正有用的工作，同时将那些除了让人有点事做，却无明显社会价值的服务划分为所谓的“废话类工作”（bullshit job），其中包括公司律师、公关、高管、健康管理员、学术管理员以及金融服务供应商。他认为这些工作“完全无意义，没必要，危害性大，就连从业者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价值”。
他争辩道：“好像有人纯粹为了让我们有点事做而凭空造出来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对于正在从事所谓“废话类工作”的人而言，有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也有人从中找到了满足感、方向感和成就感，将祖先传下来的平庸技能转变成类似艺术的东西。即便如此，职场调查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这一事实表明，这往往只是一种“应对机制”。所谓“应对机制”，其实是一个物种的特征，其进化史是由对目标和意义的深刻需求塑造的。
电影《天使艾米丽》（2001）剧照。
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却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满足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使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独孤、凌乱，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问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作者并没有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很大满足感。
盖洛普公司在最新一期的《全球职场环境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其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在全球155个国家收集的数据表明，全球只有15%的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敬业地投入工作，三分之二的人并不热爱却能敬业地工作，18%的人完全谈不上敬业。不过，他们注意到不同地区在敬业度方面存在一些显著差异。美国和加拿大在敬业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力敬业度分别为31%和27%。相比之下，西欧的敬业度只有10%，但至少他们比日本、中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工人更快乐。在这些地方，每100名工人中只有5到7人怀揣一片热忱投入工作。
日益自动化和高效的制造业将越来越多的人从生产线上赶了出来，而冉冉升起的服务业创造了足够多的岗位，接纳了这些人。因此，可以说服务业的兴起见证了我们的集体创造力。然而，我们创造出的工作岗位会令人获得意义感或满足感吗？我们会给这类给人带来意义感或满足感的工作提供足够的回报吗？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并不算得上聪明。更重要的是，在下一波自动化浪潮中，必然有更多的人失去在后工业时代赖以谋生的最后“庇护所”，成为显得冗余的失业者，到那时，服务业还能容纳得了这些新出现的失业者吗？目前来看，这一前景远远无法确定。
本文选自《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英]詹姆斯·苏兹曼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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