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发展迅速。联合国和重要的国际组织以长期照护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应对策略，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格外重视，在2016年就提出了“建设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的号召，把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也纳入了社会保障制度之中，并成为这项制度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老、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怎么看待传统文化与国际共识之间的关系？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否更加有利于我们设计更具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社会政策？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唐钧研究员。
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领导文萃：历史上，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家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孝文化也因此就变得更接地气，更有人情味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唐钧：我们可以咬文嚼字地对“孝”字品头评足一番。《尔雅》说：“善父母为孝”；而《说文解字》则说，孝即“善事父母者”，这两个古代经典中的说法，都将“好好侍奉父母”作为孝文化的核心涵义。《说文解字》还指出：孝字“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就是说“孝”是从“老”字脱胎演化而来，将“老”字下半部分省去，换成“子”字，其象形意义就是儿辈继承老辈，所谓“子承老也”。这里说的“承”本意是“承当”“承担”，但后世又将其引申为“承接”“承继”，表示儿辈传承老辈并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由此看来，上述的两层意思：一是承当，二是承继，这才是孝的本意。
领导文萃：孝字经过您这一解说，真是太有意思了，孝就是下一辈要扛着上一辈继续向前，家庭才能生生不息，这是天经地义啊。那么，如何看待孝文化的传承？
唐钧：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重实践，孝文化也是一样。要知道，在公元前700多年春秋时期中华大地就有了相应的国家制度的雏形。诸如此类的文字记载，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600多年春秋时期的《管子》一书，相传为齐国国相管仲所著。《管子》一书，其中有称作“九惠”的国策，九惠中有一“惠”就是“老老”。“老老”中的第一个“老”字是动词，它所表达的意思，既有“恭敬”，又有“赡养”，其实这两个意思合起来就是孝；第二个“老”字是名词，即“老人”。所以，按当今的说法，所谓老老就是对待老年人态度上要恭敬，生活上要赡养。
我们现在讲孝文化，太强调赡养了。孔子的看法恰好与此相反。孔子说，如今说到“孝”，就说能不能养。是狗是马，都可以说是养。如果对老人养而不敬，这和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看来孔子对单纯说“养”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敬”。所以他的弟子曾子说，养而不尊，其档次只是“下等”而已。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孝”最基本的含义是在精神层面关爱父母，使父母愉悦，而非单纯的物质层面。曾子对孝子的解释则是，要“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还要做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我们再回到上面管仲的孝文化理念，他实际上讲的是国家关于老年赡养的政策理念。按管仲的说法，“老老”政策首先是要设置掌管老人事务的职官。同时规定：家中若有年届七十的老人，便有一个儿子可以免征徭役，同时每三个月老人会得到一次馈赠的肉食；若是家中有年届八十的老人，便有两个儿子可以免征徭役，而且老人每个月都会得到一次馈赠的肉食；家中若有年届九十的老人，那就全家都可以免除徭役，而且老人每天都会得到酒和肉的馈赠。
领导文萃：先秦时期距离当代如此遥远，在之后的2000多年中，这些思想和制度延续下来了吗？
唐钧：这是个好问题。其实，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管子、孔子的学说一直被后人奉为经典，为历朝历代所沿用。
当然，在对用法律制度支持家庭赡养的路径依赖上，后世也有很多新的创意。譬如西汉时有规定：
要优待礼遇长者，凡是家中有九十岁老人的可免去一个儿子的徭役，家中有八十岁老人的可免去两个人的算赋。“算赋”是指专用于军费的人头税。三国时，魏国规定：家里有九十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侍奉供养的，可免去一人的徭役。到南北朝时，北魏规定：老百姓上了八十岁，家里有一个儿子可以不服徭役，后来的类似规定又将年龄减至七十岁。
唐朝对秦汉以来的制度又作了改进，加入了称为“给伺”的制度措施：“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给伺”一词，可以理解为派遣专人伺候。所“给伺”之人，也不限于被伺候老人的家庭，会把范围扩大到亲朋乡邻。同时，被伺候的也并非仅仅是老人，还包括“笃疾者”，即重病之人。给伺老年人的待遇标准是：八十岁给伺一人，九十岁给伺二人，一百岁给伺三人。
之后的五代两宋元明清，基本上都延续了唐朝的制度。但在享受待遇的年龄划分上会有所调整和变动。相关的规定遇到太平盛世，就会宽松些；而在战乱灾荒之时，就会紧缩些。
领导文萃：基于您上述的介绍，你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年照护，有哪些特点？
唐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年照护思想与制度有以下四个特点：
- 第一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即使从殷商时代算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年照护思想至今也已存在3000多年了。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管子学说中的“老老”之说和孔子学说中的“耆、老、髦、期”之说。最后经过百家争鸣的淬炼，由孔子、孟子集其大成，发展成为儒家的“孝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 第二点，国家干预，创立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鄙视空谈、重视实践。从管仲拜相主政开始，就把“老老”学说当作蓝本，努力创立一项可行的和可操作的制度：主要以免除徭役和馈赠酒肉为手段，一方面通过合理安排劳动力以满足老年人及其家庭的供养和服伺的需要；另一方面则通过馈赠酒肉等“慰问品”提高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诸如此类的国家干预，使以崇敬和供养为核心的“孝文化”落在实处、融入家庭。
- 第三点，代代承继，延续至今。
2600多年前先秦时代创立的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推进孝文化的国家干预制度之所以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响应，并且演变为社会习惯，是因为它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社会非常契合。农耕经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家庭没有劳力，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就会崩溃。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国家采取了间接的非经济手段进行干预，是十分明智的。
- 第四点，良莠混杂，菁芜并存。
前面我们讲过，孝字的词义有二：一是承当、承担，二是承接、承继。另外，在古代经典中，都将“善事父母”，即“好好侍奉父母”作为孝的核心意义。具体而言，就是恭敬和赡养。但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配合统治阶级将孝文化推向了政治。此后，宋朝建立程朱理学，然后到明朝儒术被神化而成为国术。实际上，在这过程中，儒家文化越来越偏离孔子的元思想，蜕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桎梏。而在民间，以孝的名义，又造成了普遍的家庭压迫、宗族压迫和女性压迫。
领导文萃：孝文化的这四个特点对我们今天老龄化社会的社会政策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唐钧：近代以来，被政治化的孝文化受到了三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是1919年五四运动。有研究表明：五四运动“标志着一场彻底否定运动的开始，其矛头首先直指以家长制家庭权威为化身的儒家思想”。此后，在整个20世纪，孝文化中的糟粕部分逐渐得到清算。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当时的很多政策中都可以见到历史的影子。譬如独生子女免服兵役和在农村免除义务工，对老年人的年节慰问，五保供养和敬老院……这些政策措施都潜藏着对免除徭役、馈赠酒肉、设立孤独园等历史上的国家干预措施的路径依赖。
改革开放以后，孝文化迎来了第二次冲击。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农村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劳动力开始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在生产中家庭作用和家长经验的重要性明显减弱，家庭成员的收入也不再由家长掌握和支配。这使得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趋于平等，父权父系的家庭制度被瓦解了。
进入新世纪，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我们常把家庭比喻成社会的细胞或分子，随着以养老、医疗和救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国的社会制度更加趋向“原子化”。这就是说，在民生保障方面，国家越过社区和家庭直接面对个人了。由于许多家庭后辈外出务工经商，动辄离家百里千里，资金方面还好说，但若说要照料家中的老人，还真是鞭长莫及。这就是对孝文化的第三次冲击。
领导文萃：经过了三次冲击的洗礼，孝文化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唐钧：总结一下，第一波冲击改变了中国式传统家庭的政治基础，家中的父权和夫权在道德上的正当性被彻底否定；第二波冲击改变了传统家庭的经济基础，使孝文化回到了孔子所倡导的“尊崇”和“赡养”的基本内涵上；第三波冲击改变了历史惯性下的老年照料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建立新的制度便成为必然。
领导文萃：不过，对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意识的巨变，中国社会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能否这样看？
唐钧：其实，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国际共识从宏观层面总结了遍及全球的相关变化：
- 第一，城镇化、全球化使年轻人向发展机会多的地区迁移，导致留下的老年人失去以往支持他们的传统家庭结构。
- 第二，家庭中不同世代的成员更向往独立生活，老年人独居的比例显著增加。
- 第三，家庭规模减小，意味着以往大家庭中拥有的相互照顾、共享物品的机会减少。
- 第四，生育率显著下降，意味着家庭中年轻人的相对数量远低于从前。
- 第五，性别歧视问题的改善，使女性的发展机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 第六，年长者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尊敬的传统地位被削弱，或者至少是发生了改变。
这些全球性的变化趋势，说明全世界都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中国传统文化与老年照护的国际共识——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唐钧研究员》，见《领导文萃》2022年2月（上）“高端访谈”栏目。
本文作者 | 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特约记者 | 梁贲
责任编辑 | 笺迟
微信编辑 | 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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