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2002年第5期《内蒙古画报》封面的敖德巴拉
年轻时的敖德巴拉
郭丹和姥姥白乔氏、养母白质文、哥哥郭贵州合影
1982年，郭丹和养母白质文在沈阳北陵公园留影
1976年郭丹在满洲里市第二中学就读时与同学合影
都贵玛“中国十杰母亲”等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国家的孩子”们看望原呼伦贝尔盟保育员莫德格额吉
“国家的孩子”们和照顾他们的保育员莫德格额吉合影
“国家的孩子”们向莫德格额吉汇报取得的成绩
第四章 永生难忘
“天之苍，地之茫，天地苍茫有爹娘。走多远，回头望，那是故乡，永生不能忘！”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主题曲《永生难忘》唱出了所有“国家的孩子”的心声。
2018年春天，在短短两天和来自内蒙古各市、盟、旗的近100个“国家的孩子”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积极向上、坚韧顽强，深深体会到他们那种对于家乡和生身父母的怀念。因为在他们的言谈之中，表现更多的是对草原的感恩，对草原养父母博大胸怀的赞美和对他们的培养、教育的感激，也包含着对家乡的向往和对生身父母的挂念。他们说：“养育之恩要报答，生育之苦也不能忘记。”
这并不是我的思维有多么敏感，也不是我的观察能力有多么细微，那是因为我的妻子也是一位当年来自南方的“国家的孩子”。
虽然妻子很少提起南方、提起家乡，甚至从来不提生身父母，但是我能感受到她对家乡的向往和对生身父母的牵挂。
其实在我俩刚认识时，我就对她的身世有所了解，虽然并不是十分详细，但也知道她是抱养的。那时有人对我母亲说：“您家儿子的对象是一个朝鲜孤儿，也有人说她是越南孩子。”
为了弄清楚未来儿媳妇的真实身世，母亲找到了当时曾经负责接收南方孤儿的邻居。这个邻居叫张边一，是扎赉诺尔矿区中蒙医院的院长，1961年曾经担任接收这批“国家的孩子”的医疗小组组长。
张边一院长对我母亲说：“白质文老师的女儿我知道，好像是叫郭丹，当年她也就两三个月大，是最小的几个孩子之一，是我为这个孩子检查的身体。”
当时，张边一院长十分详细地把当年的情况告诉了我母亲，可是母亲并未跟我说，怕儿媳妇想起伤心事，她也不允许家人谈起孤儿的话题。
很多年后，当我妻子郭丹和十几位当年来满洲里的“国家的孩子”想要了解当年的情况时，张边一院长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他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而此时，我母亲对这件事情的记忆也是不太完整，她告诉我们：“当年张边一院长对我讲过，所有孩子都要在托儿所住上一段时间。因此，托儿所也扩大了规模，招收了临时保育员。来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小牌子，那上面有编号和他们的生日，这些信息是和交接记录相符的。从接收到被领养，孩子们要经过多次身体检查，而且都是有详细记载的，符合领养要求了才能让养父母领回家去。在领养前，孩子们的所有费用都是由政府承担的，领养后孩子白天也可以送到托儿所来，晚上由养父母接回家，但是需要交托费，所以很多孩子被领养后就不再回托儿所了。”
据当年帮助白质文夫妇把孩子抱回家的付桂芳大姐说：“那时郭丹身上确实是有一个小牌子，她穿的棉袄棉裤是到托儿所后做的，有点大，一件蓝色的金丝绒披风是从南方来时穿的。”
1961年3月，我妻子和其他南方孤儿一起跨越长江，经过长时间的辗转来到了呼伦贝尔草原，来到了边城满洲里，她和其他25个孩子一起被送到了当时的扎赉诺尔矿区。
由于当时来的这些孩子身体条件都比较差，所以先在扎赉诺尔矿区托儿所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和恢复，并且接受了严格的医疗检查，对每个孩子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记录，当孩子们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才先后被养父母领回家中。
我爱人的养父郭景元在留给我爱人的遗书上写道：“这些孩子刚来时有的非常小，而且刚到草原饮食不太习惯，喝牛奶会拉肚子。所以，当时在扎赉诺尔矿区托儿所工作的哺乳期妇女都给孩子们喂过奶，有的甚至早晨不让自己的孩子吃奶，为的是到托儿所让这些可怜的孩子多吃一口。”
我妻子也曾经和我说过，她就吃过几乎所有哺乳期阿姨的奶水。然而几十年后，当这些孩子看望当年的刘秋萍阿姨提起这件事时，刘秋萍阿姨坦然地说：“那时我的奶水多，不吃也浪费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时候缺衣少食，孩子的奶水是不够吃的，把奶水给了别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就需要用其它食物来补充。
我妻子应该是很幸运的，她被一对夫妇领养，养父是当时扎赉诺尔煤矿的一个中层干部，养母是扎赉诺尔矿区一所小学的人民教师，当年担任扎赉诺尔矿区托儿所所长。他们家有固定的收入，虽然已经有一个男孩儿，但是他们希望再领养一个女儿，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完全有这个能力。
养父母把这个女儿当成了掌上明珠，事先为她准备好了衣服、被褥、奶粉，还托朋友为她每天订一瓶牛奶。要知道，扎赉诺尔是一个矿区，只有一个国营养牛场为乳品厂提供原料，订一瓶牛奶并不容易。
在我妻子不到两周岁的时候，一次高烧后她的右腿开始出现肌肉萎缩，影响到了走路，医院确诊为小儿麻痹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脊髓灰质炎。这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主要有发热、咽痛和肢体疼痛，部分病人可发生迟缓性麻痹。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很多孩子都患上了这种病，因为没能及时治疗，有些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为了治好女儿的病，养父母带着郭丹四处求医问药，并且不辞辛苦地用各种偏方治疗，虽然见到了效果，但是没有完全治好。他们不甘心，后来听人说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军208医院专门治疗小儿麻痹症，效果很好。于是，他们就带着女儿来到了长春市。
果然来这里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很多，这里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埋线穿刺疗法，不能使用麻药，非常疼，而且还需要连续做三次，每做完一次需要休息15天再做第二次。经过两次穿刺治疗后，郭丹对这种治疗产生了恐惧感，第三次因为持续高烧没能继续治疗，他们只好返回扎赉诺尔。幸运的是这次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郭丹并没有留下太大的后遗症。
1967年，平静幸福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一场苦难悄悄地降临在了我妻子郭丹的身上。
一天，她家里来了十几位陌生人，他们翻箱倒柜，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些人强行带走了她的养母。后来听别人议论，说她的养母是国民党特务。养母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她开始和那些人争辩，没想到换来的是更恶毒的语言：“你只不过是个要来的野孩子、外来种、小高丽棒子、越南来的没人要的孩子……”
虽然她当时还不知道这些语言的含义，但从那些人的表情中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话。她没有能力反抗，只有默默忍受。心灵上那块伤疤在这种情况下被无情揭开，会更加的痛。
不久养父也被带走，罪名同样莫名其妙，郭丹和哥哥小小年纪就离开了父母，没有了父母的呵护。
当时家里只有80多岁的姥姥和两个孩子作伴，姥姥做好饭后需要他们分别给养父母送去。郭丹那时只有六七岁，经常会把稀饭弄得满身都是。
养母每天除了反省、交代问题，还要早晚打扫全校所有教室。还没上学的郭丹十分懂事，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到学校帮助母亲打扫教室，委屈了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落实政策后的养父曾经说：“是我女儿救了我。”原来，那时养父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在一个大雪天一个人偷偷出去，准备就此结束生命。
那天，郭丹似乎感到了什么，养父走在前面，她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她跟着养父走了很远，小脸冻得通红，养父无意间回过头来看到了跟在后面的女儿。瘦弱的女儿艰难地在雪地里走着，养父停了下来，看到可怜的女儿那冻得冰凉的小手和那红红的脸蛋儿，终于忍不住抱着女儿哭了。他知道女儿离不开他，他不能就这样离去，他要把女儿抚养长大。
1977年高中毕业后，郭丹到学校当了代课老师。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养母把她送到南方自己的哥哥那里，郭丹的表姐还给她找到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当时她标准的普通话很受领导的重视和学生的欢迎。1979年，养母落实政策后退休，郭丹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草原接养母的班，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此，她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38年。
在这38年当中，她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草原人民养大的，她要用全部的精力来报答草原人民，报答她的养父母。她为草原煤城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生，多次被评为盟、市、区级劳动模范，优秀教师，教改能手。1997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后，她负责社区关工委的工作。
1981年的一天，郭丹对我说：“和我一起从南方来的一位姓尹的大哥找我了，我们要去寻亲。”我从她的话中感到了一种伤感。我告诉她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
我利用从事新闻工作的优势帮助他们收集素材，制作了寻亲的影像资料。他们的豁达、开朗、乐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了一次他们的聚会，席间他们一起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曾无数次听过，只有这一次真正打动了我。虽然他们的歌声并不优美，但是他们唱得非常动情，感情发自内心，歌声伴着哭声，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爱人说的尹大哥是和我爱人一批来满洲里的52个孩子之一，他比我爱人大一岁，当年是在满洲里火车站被养父母抱走的。他的养母没有工作，养父是一名铁路工人。
开始的时候，养父母也是把他视如珍宝，特别是奶奶更是视他为掌上明珠。6岁那年，养父母离了婚，养母没有能力抚养他，从此他由养父一个人抚养。后来养父再婚，娶了一个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女人，他只好和奶奶从满洲里道南搬到了道北，靠养父每个月给的30元钱抚养费生活。在当时，30元钱的抚养费应该不少，可是每天养父还要到他们的住处喝酒吃饭，这30元钱的抚养费中包括养父每个月12.6元的酒钱，剩下的钱买完供应的米、面、油、肉也就没有多少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和奶奶去满洲里西山捡粪、刨白菜根子取暖、做饭，为的是能省下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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