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胡适《四十自述》，看到胡适早年在家乡读私塾及其后来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的经历，笔者深感文言文的字句讲析十分重要。
胡适三岁丧父，寡母受胡父的临终遗命，对胡适的教育抓得格外紧。
胡适在家乡读私塾时，塾师是族兄禹臣先生。在十几个学生中，禹臣先生对胡适青眼有加：每次上新书，都要单独给他“讲书”（俗称“开讲”）。而对别的孩子，则只要求他们死记硬背而已。何以这样呢？一来胡适聪明，一点就透，老师教起来格外有成就感；二来，是因为胡适学费交得多。
“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只有胡适一人不属于“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记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胡适的前一位老师）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讲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些私塾学子读书数年，最后竟连书信中的“父亲大人膝下”是啥意思都不懂，还要来请教年纪小的胡适。而胡适却在家乡读私塾的几年中打下牢固的国学基础。后来他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小小年纪就能当堂指出老师讲课的讹误，一天之内连跳三级，由第五班直升第二班！——胡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佛教《心经》中的难解经文），全无用处。”
当下，某些教师片面地认为，只要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自主探究，就是坚持新课标、新课程的教育理念，是素质教育模式了。于是，老师在课堂上不想多讲，有时甚至不讲，把课堂的主动权完全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去读课文、讨论问题。淡化了教师角色，弱化了教师的作用。这样教授文言文，对于一些语文基础好一点的学生或许适应，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收效定然不佳。其实，这种“放羊式”的教学方式是有悖于面向全体学生，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思想的。
笔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即使再先进、再尖端的科学，也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再行发展、再行创新的，教育教学同样如此。传统的教学方法中，也有不少可以继承的东西，不能采取全部排斥，全盘否定的态度。如胡适的两位私塾先生，采用“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的教学方式，使胡适卓尔不群，“小小年纪就能当堂指出老师讲课的讹误，一天之内连跳三级”，足见这种讲授文言文字句的方式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教学方式“拿来”，对之加以改造或改进，用到文言文的课堂教学中去，面向全班学生讲析文言字句。如此“古为今用”，有继承有创新，必能提高全体学生阅读文言文的实际能力，以奏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之效。
（原创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