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中文系学生最早知道吴宓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吴宓与梅光迪等的“学衡派”是作为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对立的保守派面目出现的，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吴宓和民国文人?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吴宓和民国文人
我们这一代中文系学生最早知道吴宓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吴宓与梅光迪等的“学衡派”是作为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对立的保守派面目出现的。
我第一次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现场听到“吴宓”这个名字是在1979年上半年，那时我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今西南大学文学院）读书，正读大二。大二第一学期的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课后去中文系办公室取信件，经过资料室门口，见到里面老师们刚开过会，说是追悼吴宓教授。吴宓与西南师大有什么关系？中文系为什么要追悼他？
我们很快就打听到了，吴宓原来是我们中文系的教授。1949年4月，吴宓来到重庆北碚，最先在相辉文学院外文系任教授；继又应梁漱溟之邀，任梁主持的北碚勉仁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后又兼任沙坪坝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1950年10月，因全国院系调整，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前身），西南师范学院奉命成立七人院务委员会，主持全院工作。吴宓调入西南师范学院，并出任院务委员会委员。从此吴宓就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从外语系、历史系，再到中文系，直至1977年1月83岁时，由其胞妹吴须曼女士接回陕西泾阳原籍。
我们从老师和西南师大教工、家属那里听到吴宓的不少“故事”，如他给学校打报告不要评他为一级教授，只要二级；他坚决不住学校为老专家建的独立小院（此院被戏称为“地主庄园”），一直住在文化村老一舍家属大杂院。作为学生的我们，除了好奇，惊诧，还有说不清的五味杂陈。
如同当年有一句“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不在中国”一样，当年也是“吴宓在重庆，但吴宓研究不在重庆”。因而当1990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第一本探讨吴宓的专书《回忆吴宓先生》，1990年7月西安第一次召开“纪念吴宓先生诞辰96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时，在重庆，在西南师大，似乎都与己无关。
吴宓生前曾说其一生以28年为一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将近28年在西南师大度过，这是他一生任教时间最长、生活最久的学校。吴宓与西南师大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作为西南师大，尤其是中文系，不研究吴宓，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1990年6月6日，我将埋头数月完成的二万多字论文《吴宓主编〈学衡〉办刊始末与整体面貌的初步考察》，送交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双月刊）编辑部，同年第4期全文刊发。这是西南师范大学，也是重庆第一次发表有关吴宓研究的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我于1982年元月从西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取浙江师范大学与杭州大学联合培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离开重庆读研两年半，研究生毕业后由教育部分配到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于是我又回到了重庆北碚的西南师大。
我的这篇论文是为1990年7月西安第一次召开的“纪念吴宓先生诞辰96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准备的，但当年中文系领导未批准我去西安开会，却派了一位教当代文学的副教授以“观察员”的身份去西安。我的这篇论文据说在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因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探讨《学衡》杂志与“学衡派”的问题，此文后被收入李赋宁等主编的《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此书同时还收入了我写的《吴宓先生年表》。
需要补记一笔的是，《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版权页标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而面世已是1994年了。这是我的吴宓研究论文第一次被收入陕西吴宓研究界选编的论文集中。
1992年5月，陕西学界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吴宓研究学术社团——陕西省吴宓研究会，推举季羡林、缪钺、李赋宁为名誉会长，并先后于1992、1994、2004、2018年在西安与咸阳召开了第二至第五届吴宓学术研讨会，已出版第二、第三、第四届研讨会的论文选集。我先后有《爱神与死神交争——吴宓教授奠醱现代文化名人》《论吴宓与20世纪中国文化》《今昔学术之比较——纪念吴宓先生诞辰110周年》等文被收入第二、第三、第四届论文集中。
1998年，我奉调北京师范大学，得到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支持，与社科处处长黎小龙教授联手，策划筹备并成功地于是年6月14日～16日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会议，而且又在吴宓晚年生活了将近28年的西南师范大学召开，自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为这次会议，我几乎忙碌了半年。终于快要开会了，我们又听说将有人来会上“砸场子”。
作为吴宓研究界的过来人都知道，1997年夏秋有一本署名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的书风行书市，但很快被质疑。“吴宓学术研讨会”这样严肃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的会议原则是：第一，在吴宓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坚持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精神；因为只有实行学术自由才能带来学术的真正繁荣。第二，在吴宓生平行状的研究上，坚持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精神。
研讨会开幕式后的大会发言由我主持，会场上混进来了多位挺张的人，有人不断举手要求发言，有人竟突然大声说张紫葛的书写得好，为什么不邀请他来。对于这些有碍吴宓研究的杂音，自然未予理睬。两天的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这是一次被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称为“世纪末学术盛会”的会议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致贺信说：“西南师范大学召开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吴宓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有深湛的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吴宓先生虽然是英文教授，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高风亮节。他的光辉的德操是值得敬慕的。”季羡林、严家炎、唐振常、赵瑞蕻、王岷源等知名学者和吴宓先生胞妹吴须曼女士、陈寅恪先生之女陈流求女士寄来贺信贺词，吴宓先生之女吴学昭女士赴美前夕寄来《吴宓日记》整理出版经过及缅怀先父的长文，杨绛女士寄来《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一文。
这次大会共收到论文、回忆录60余篇，会后由我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次会议的另一项成果是：大家一致提议保存吴宓旧居。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会议组委会主任委员王长楷教授在大会闭幕词中，代表学校宣布：西南师大将永久保存校内文化村老一舍吴宓旧居，作为纪念、研究吴宓先生的一个永久场地；还将成立“吴宓研究中心”。
1998年10月，我离开西南师大，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因为吴宓研究，我与西南师大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吴宓先生住过的文化村老一舍，后来开辟成为“吴宓旧居陈列室”与“吴宓研究中心”。西南师大中文系后改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文学院前后任院长刘明华教授（与我是77级同学）、王本朝教授都十分重视吴宓研究，文学院大楼前面塑立起了鲁迅与吴宓雕像，文学院后面辟有“宓园”。更重要的是，王本朝教授指导的多位博士生，以吴宓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博士论文，为重庆地区培养了一批吴宓研究的年轻学者，王本朝教授还主编出版了《共和国时期的吴宓》等专著。
我离渝来京已二十一年了，追忆当年在西南师大最先开始的吴宓与学衡派研究工作，当时的种种艰难、困扰已如云烟，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吴宓与《学衡》及学衡派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常识性课题。
今年是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纪念之年，回到五四，人们自然会回望与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交锋的各种词语史与解说史，自然绕不开对吴宓与学衡派的评说。在众多有关纪念、评说五四的文章中，我注意到有一篇李怡教授写的文章《五四文学：在论争中确立现代思想广阔平台》。我与李怡教授曾是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在中文系共事十多年，以后我们又先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又成了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去年李怡教授调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当院长去了。李怡教授研究吴宓与学衡派己有多年，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为1998年6月西南师大召开的“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而准备的。
事隔二十余年，今天李怡对吴宓与学衡派的评说依然坚持他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基于他仍在与吴宓先生同一个系工作过的经验加以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李怡认为：“人们长期以来追随新文化运动主流（“五四新文化派”）人物的批评，将学衡派置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其实，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刘伯明、汤用彤、陈寅恪、张荫麟、郭斌和等都是留洋学生，学衡派中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学教育，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反动军阀如何勾结配合。《学衡》竭力为我们提供的是它对中西文化发展的梳理和总结，是它对中西文学经验的认识和介绍。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文学的创新活动，正如吴宓自述：‘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訾评耳。’（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这就是说，他所批评的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而是目前正以‘不正确’的方式从事这一运动的人，吴宓表白说：‘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护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吴宓：《吴宓诗集》卷末,《空轩诗话》第197页，中华书局1935年版）由此观之，学衡派其实应当属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同倡导‘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他们也在思考和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道路，他们无意将中国拉回到古老的过去，也无意把中国文学的未来断送在‘复古主义’的梦幻中。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现实与未来方面，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复古势力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对话的可能。”（李怡《五四文学：在论争中确立现代思想广阔平台》，《文艺报》2019年5月6日）。
往昔皆为序曲。如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吴宓刚开始被学术界关注时算起，至今已将近三十年了。回忆1990年，我在重庆北碚最先撰写《吴宓先生年表》与《吴宓主编〈学衡〉办刊始末与整体面貌的初步考察》时的艰辛，多少往事一一浮现眼前，时空可变，学术界的追求、探索、创新、求真精神自当不变。
■王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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