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时期，由于湘、楚、淮地方军相继撤走，“哥老会”在湖广、闽浙、陕甘等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因此，清王朝制定了一套相应的对策。
在以往的文献中，罗尔纲，蔡少卿，秦宝琦，徐安琨，周育民，邵雍和吴善中，都曾经讨论过平定太平天国以后，军勇解散与哥老会的扩散。
但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例如：解散军队后是怎样造成“哥老会”扩大的？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比较了同治帝时期清廷处理“哥老会”的策略和对策：吴善中对于曾国藩如何处理“哥老会”的策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考据”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李贵连、邱远猷、王瑞成、张世明等对清末“就地正法”的权力作了深入的分析，却缺少与哥老会、遣散营勇相联系的“即行正法”论著。
对于清王朝关于“安抚军”与“义军”的讨论，其结果就更加缺乏了。
本论文以清代档案、实录及史料为依据，剖析战后英勇遣散与哥老会在战争中的蔓延之间的联系，并以个案为依据。
综合论述了同朝清廷应对“哥老会”的策略与对策，以供参考，请各位多多指教。
战后湘、楚、淮等军遣散与哥老会蔓延同治三年6月，湘军攻克了太平都城天京，清朝与太平天国的战役，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天京被攻克之后，湘淮的军队已经有了一半的兵力，为了不引起朝廷的怀疑，曾国藩命令军队撤出了湘军，从同治三年到五年间，湖南军队将近十二万人被削。
大家都知道，湘、楚、淮与哥老会都有很大的渊源。在四川，咸丰时期，与青莲教、天地会、钱会等互相渗透、融合，形成了“哥老会”。
咸丰朝，哥老会趁湘军征召之机，潜入大本营，有人说：哥老会，因绿营势衰，难以恢复，只得召来壮士，以助一臂之力。
第一批加入军队的人，都是孤家寡人，没有人同情他们的死亡，他们结为兄弟，立下了生死誓言。
因为湘军的兵多为神勇，多为战争所迫，心灵寂寞，生存艰难，加上加入了兄弟会，彼此可以互相关照，所以湘军之中，也有了“兄弟会”的名声。
“哥老会”不但在湘军中广为流传，还在楚、淮两大军队的建立中，广为流传。罗尔纲曾经说过，曾国藩之所以要撤换湘军，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湘军势衰，又有投靠兄弟会的嫌疑。”
大批士卒的出现，促使了“哥老会”的传播，这是学界的共识。
正像庄吉发所说的，太平天国战败后，“各路诸侯，聚在一起，一声令下，数千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火种。”
秦宝琦道：“湘军溃败，更是加快了哥老会的发展速度，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来，对清代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作者也同意，湘、楚、淮三国军队在同治朝中期被遣散之后，大部分人都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但更多的人却在其他地方游荡，将哥老会传播开来，使哥老会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
那么，遣散营勇军是如何导致哥老会在各地全面蔓延的呢?以往学者多论述较少、一带而过，笔者仔细审读史料发现，可概括为三种方式：
遣散营勇即使回到原籍，仍承袭军中结拜哥老会之风，“勾结”同党，“煽惑”当地乡民加入哥老会。
如同治五年，湖南巡抚李瀚章奏称：“各省撤回勇丁有以哥老会名目勾结伙党，煽惑乡愚，意图不法。”
经湖南各地搜捕，抓获熊开复、熊义发等哥老会头目后“讯明就地正法”。
李瀚章对此慨叹道：“湖南现当各路撤勇回籍，循分安业者固多，而柴傲妄为者亦间有之。”
从此案中可知，即使遣散营勇返回原籍，可是他们“多系犷悍久战之士，不能敛手归农”，仍然与其他的哥老会伙党联系，并且还“煽惑”当地乡民。
遣散营勇并非全部返回原籍，仍有众多“游勇”活动于各路军营“勾诱”现职营勇结拜哥老会。
同治十一年，甘肃提督曹克忠奏称：“各路军营时有遣撤裁汰勇丁往来如织，该匪等往往假托营名，冒称差使，攫取路票文札，以为护符，时复盘踞附近州县，串通声息，各挟盟单暗记，勾诱营勇入伙，此拿彼窜，踪迹诡秘。”
可见，被遣散营勇军久已习惯军营生活，即使他们被裁撤也不愿意返回原籍务农，他们仍然追随军营活动，甚至不惜伪造营名，假扮差使，勾结现职营勇军加入哥老会 。
总而言之，被遣散的营勇或部分返回原籍，或部分追随兵营活动，或彼此之间相互往来。
由于他们在兵营里浸染结盟拜会之风，所以无论他们行至何处，他们或联络同党，或煽惑乡民，或勾诱现职营勇，或往来纠结。
以致在同治朝中后期哥老会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广，大江南北皆见其活动身影。
如左宗棠言：“哥老会匪涵濡卵育，蠢蠢欲动，江、楚、黔、蜀各省，所在皆有。”勾引现职营勇加入哥老会。
清政府应对哥老会蔓延的主要措施在同治朝中晚期，哥老会的势力遍布全国，他们四处作恶，造反，抢劫，群起而攻之衙门，对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维护当地的和平，朝廷和当地政府为了应付“哥老会”的扩散，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和对策。
同治五年，拜哥老会在各个营寨中很常见，而且行事肆无忌惮。罗悼衍上书：“众将前来，名日江附（湖），亦称哥老会，土匪头子叫‘老头子’，在军中行走，无人能拦。”
第二年春天，陕甘左宗棠，侦破了一起拜哥老会的横幅案件。
在调查过程中，左宗棠得知有许多营勇军士兵会在军中结成兄弟会，于是他于八月份上呈朝廷，说明了自己对付哥老会的对策和办法。
在左宗棠的奏章中，首先指出了各营将士哪些投靠了哥老会，说道：凡是军队驻守之地，都有（兄弟会）暗中勾结，就连军队中的“高级”官员，也都被编入了其中。
为此，他提议禁止营勇军加入协会：“今后，凡是因土匪和罪行而被处死的军人，都要依法处死，若属勇敢之士，则以勇夫论处，由都尉查问，然后呈交给督抚官。
左相的报告，在朝廷上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朝廷对军中官员的投靠，大为恼火，厉声喝道：“凭战功保住了官位，却要与朝廷作对，简直是造反，不可饶恕。”
在清廷眼中，武职应是为朝廷效力的，但这些人“甘心入会”，“形同叛逆”，这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清政府已经把武职加入哥老会的行为视为“叛逆”，而在清朝，对谋反的行为，一向是严加严惩。
同治六年诏书中，又一次强调了在军队兴盛以后，各地总督仍然享有“就地正法”的权力，如“会匪”、“游勇”等。
这一法令的发布，也是后来当地当局对“哥老会”的调查工作的直接的法律基础。然而，关于“就地正法”的权力，在清朝依然存在争议。
湘军被撤后，一群“游勇军”回到了湖南的老家，哥老会迅速在本地扩散，犯罪活动频繁。
为了应付“哥老会”的扩散，曾国藩在与湖南巡抚柳横的通信中，就哥老会的传播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曾建议“只要有罪而不犯，而不问其为会非会”。
在他提出的对付哥老会的办法中，他先把“罪”进行了归类和定义，“所论罪者 ，大罪一条 ，谋反叛逆是也 。中罪三条 ，一日杀人伤人 ，二日聚众抢劫 ，三日造蓄军器是也”
除了“大罪”和“中罪”之外，其余的违法都属于“小罪”。其次，按照“罪”的类别，曾国藩所提出的“治之之法”是：
有大罪者，举兵讨伐，追其党羽，坐其妻子；三条罪名，就是从重处罚，从轻处罚。
在没有加入的情况下，违反上述三条，也不能从宽处理；已经加入的会员，违反上述三条的，也要追究。
审问时，只要询问此案是否有罪，是否有过平时的参与。除了中三条以外，其他的罪名，都是轻的。
很显然，这个办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犯法，而不是按照他的是否结盟，来决定他的处罚。
曾国藩所提之对策，与咸丰三年之《湘军营法》及咸丰八年所订之《湘军营规例》，有著显著不同之处。
清政府安置遣散营勇措施的商讨与流产大量被遣散的士卒四下奔走，不仅对治安构成了巨大的危险，也让哥老会迅速扩散，想要阻止他们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治帝时，有些官吏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便提出了一系列的安置与解兵之策，在清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和争议，然而真正落实的却寥寥无几，大多都是中途夭折。
曾国藩开始对湘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削减，担心“勇啸聚，造成混乱”，于是建议“收标”，由忠勇军来补充兵力。
同治三年7月，清政府下诏：“不如以老弱妇孺为宜，以强兵入江，俟江楚之乱，再商讨遣散农奴，或增兵，以免节外生枝，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曾国藩对此表示反对：选补兵员，我并不赞同，因为我认为，用湖南的民风，来弥补三江的青壮，是不可能的。”
他觉得最合情合理的做法，就是把湘军所有的士兵都砍掉归乡耕种，所谓“勇者送归故里，士兵招募土著，如此循环往复，方能长久。
由于曾荫权的阻挠，清政府“收标”的方案未能实施。
曾国藩在撤走湘军的时候，注意到了许多士卒，他们都是在南北征战，立下赫赫功劳，曾国藩实在不想让他们卸甲归乡。
因此，在同治六年，他特别提出了一个“大衔借补小差”的方案，就是以提督、总兵的身份，借用副将、参将、游击等职务。副将，游击借补都司，守备，借千总兵。
曾荫权的建议虽然经过了朝廷的同意，但是由于军队中的将领数量过多，所以很少有士兵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安置，大部分的士兵都没有机会归乡。
军队的解散给当地的治安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有些官员甚至想要逼着朝廷下令解散军士，让他们去种地。
同治元年9月，广西都督李德源向朝廷上了一封“禁止私军结盟，以耕种之法。”
李在奏章中，第一次借用古代典故，提出古代军队与人民并无分离关系，而周之后则是“兵农始分”。
他说：“古人居于农业，无为而耕田，遇事而持锐甲，事成而使人归于百姓，百姓不会失去工作。”
其次，李以为新兵征召时，征召的都是些“流氓草寇”，所以当士兵们的军队工作结束后，便“尽快解散”。
李亦见众将投靠了兄弟会，说道：“两湖一带，有兄弟会，都是由各路豪杰所为，从数百人，到几百万人，越来越多。当地军士势单力孤，不能阻止。”
《申报》中，关于“开垦荒田”和“游勇”的安排，是非常赞同的：“召集逃犯，安顿勇士，分给几块土地，让他们自己耕种，让他们吃饱喝足。
这样，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就不会再去冒险当小偷了，这对国家的教育，也是一件好事。
但同治帝对这个提议不置可否，也没有让巡抚们讨论，“开垦荒田”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湘、楚、淮三个地方军队在同治时期被遣回乡，但兵士的遣散，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江湖上的力量，因此哥老会在全国范围内扩散。·
营勇军被驱赶之后，哥老会就像潮水一样，从营地涌入，遍布整个城市。
面对着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来的哥老会，清廷多次采取对策。
左宗棠为了应付哥老会的扩散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和举措，将营勇军纳入哥老会“即行正法”的主张完全纳入了清朝，并被视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
而到了同治末，清王朝内部也开始了关于“就地正法”的争论，这一争论实际上是一次由中央政府和当地势力重组的一种把戏。
其结果是朝廷没有完全恢复“就地正法”的权利，而各地割据的倾向依然不减。
有趣的是，曾国藩所提之对策，虽然在那时已波及部分当地的官吏，但至同治时期，并未上升为国策，那时仍是一种地方化的举措。
但在曾国藩去世后，在光绪年间，曾国藩的这一举措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将其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回顾过去，在同治帝时期，哥老会大规模扩散，其根源在于大批营勇军的流亡。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把那些被驱逐的士兵安排得井井有条，才能遏制住哥老会的扩散。
虽然当时的清廷也曾讨论过如何处理“游勇军”的问题，但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政策和办法来实施。
由于各地“游勇军”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因此很难抑制哥老会的扩散和发展，而之后的“哥老会”在光绪时期的全盛时期就是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湘军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哥老会与湘军．社会科学辑刊，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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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地下社会：第2卷(晚清秘密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5]哥老会的起源及其发展．台北：“台湾省立博物馆”，1989．
[6] 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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