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
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旦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
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奷；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
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
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
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杨睻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
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这完全符合事实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
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
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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