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影响巨大的人物，相比于后来这“家”那“家”，这“子”那“子”的要实际得多，效果也最直接，最有成效，可以说，那些“家”们卖的是价值观，而管仲行的是实践论。
相对于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来说，如果说孔子是对中国的上层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而管仲则是对两千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打造了最基本的构架模式。
在对管仲的介绍中，最重要的是源于司马迁的《管晏列传》，这篇文章亦被收入《古文观止》，与司马公其他人物描述略有不同的是，此文并没有作长篇的言论，而是如絮家常般，撷取了几则管仲的几件事，就如同一篇文学小品一样，人物便栩栩如生地站在了读者的面前。
对管仲性格刻画最著名当然是“管鲍之交”，管仲少时丧父，生活贫困，为了维护生计，曾与鲍叔牙合伙经商，然而每次赚了钱，管仲必多分，鲍叔牙也不以为意。
后来二人商定，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管仲箭射公子小白并作了俘虏后，在鲍叔牙的力荐下，昔日的小白，而今的齐桓公重用了管仲封其为齐国上卿，这可是相当于齐国丞相的地位。
在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下，管仲大刀阔斧地对齐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他秉政三年，齐国大治，齐国得以迅速强盛，成为“五霸之首”，而管仲也被尊称为“仲父”。
史书记：“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鲍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被人称道的人际关系，是朋友之间交情深厚、彼此信任关系的最高赞美，管仲曾不无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而杜甫在《贫交行》一诗中也曾叹道，“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上。”
管仲和鲍叔牙两人的社会地位相当，只不过后来管仲家道中落，老母在堂要抚养，所以，他因贫困而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而鲍叔牙也能充分地理解他，任他多拿多得。
不过，这管仲前期与成功二字是边也不沾的，无论是商场还是官场，都没啥出彩之处，而战场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曾战败后成为逃兵；而且在助争王位失败后，惨遭“幽囚受辱”，如果没有鲍叔牙，早就一命呜呼了。
与其说管仲是治国贤相，不如说他是理财能手，他深知唯有经济强大了，国家才能有话语权，所以，他不遗余力地以经济为中心，一门心思地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
他的业绩中，除去高超的外交艺术，绝大部分都与经济相关， 其中的征纳赋税，统一铸造和管理钱币，制定捕鱼和煮盐之法；牢牢地抓住盐和铁这两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项，从而实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之目的。
他推行“准平”制的平衡粮价政策，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从而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在经济层面上保障了国君之集权。
在这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肯定是他制订的“官妓”制度了，即所谓“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说白了，管仲是将皇家后宫的作法推而广之，走向了市场，打造成为能给国家带来赋税的国营妓院，因而，他也被尊为妓院之祖师爷。
后世对管仲的这一做法是颇有微词的，对当时“娼妓布满天下”的情景，有人就指责说：“噫！是法者，谁为作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
至于作用和效果当然是很明显的，但这祖师爷之称我是大为疑惑，因为除了极少数的朝代，妓院都是私营的一统天下，而如汉武之“营妓”或隋炀之“教坊”都是特例，服务范围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官办的妓院可以说是没有的。
我是不知道历朝妓院中是否有他的牌位，但从小说或话本中看到过有拜柳七的，清、明两朝乃至民国时，我估计拜关公的人会更多，因为关二爷现在早已转业成为了财神，所以，管仲这祖师爷一说，也许就是个调侃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的名言，所以，他是个务实主义者，饭都吃不饱，何来礼义，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
《管子》一书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共有24卷，85篇，内容极丰，但其中一半以上是讲经济的，与那些虚头巴脑的理念不同，所说的话都是干货，他对于人性趋利的认知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在此基础上，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
再一个能体现管仲智慧的，便是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这可以说是后世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板，为齐国称霸诸侯有了正义之名，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加上强大的国力作后盾，成为“五霸之首”，也使得当时的齐国在诸侯中一骑绝尘。
这点也被后来的孔子大赞之，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他在孔子心中的地位之崇高，而齐国从一个边陲之弱国，一跃而为具有“泱泱乎大国之风”的强国，贤相之于霸政，管仲之于齐国，其作用是决定性的因素。
相对于曹操，管仲不仅是“挟天子以伐不敬”，而且他还经常“挟天子以发财”，就这点来说，似乎曹操在这方面也没能完全学得很像。
他举贤任能，因势制宜，赏勤罚惰，“修旧法，择其善于者而业用之”，一切以人品和业绩来考核上位，“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这一策略的提出，打破了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对世家大族垄断高官显位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亦是顺应民心的重要措施。
总体来看，管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虽然他在学术上，相对于孔子、墨子、庄子等这些人的名声要小得多。
即使在将他归类于法家的系统中，也没有商鞅或韩非等人来得响亮，但是我觉得，后来的这些学派或多或少的都从他的学说中汲取了营养，只不过发展的层面厚薄不同而已。
我想，孔子这些开山立派的基础是价值观，而管仲的长项则是方法论，诸葛亮就自比管、乐，他也没有被人称为是属于哪个家，信奉哪个派，尽管有人依据他严令为政而将他归于法家，这也是想当然的说法了，诸葛亮只是学得了管仲发展经济的精髓而已。
我并不认为管仲就是法家，我认可的是，管仲是管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政策都是根据现实利益的考量,而并不是依据哪一家的理论做出的；况且他生活的时代，诸子百家都还没有影儿，所以，认定管仲是法家的说法，是后人生硬地贴在管仲身上的。
价值观和方法论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前者只有构建在后者的基础上，形成普世价值，对社会的发展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不然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没个毛用处，这大概就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定律吧。
孔子崇仁，孟子曰义，晚明那一大片跪在满人铁蹄前的高官达贵们，哪个不是饱读诗书，但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这价值观能起到何种作用，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孔子是可以学的，谁都会摇头晃脑地来上一番说辞；但管仲学来却是很难的，是需要有强力的背景作保障，应用经济管理学的知识和经验，辅之以高超的灵活手段，方能达到目的，观古今数千年来，如管仲者，能几人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