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汝杰先生（2006）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十二生肖地名大都集中在黔西的安顺、毕节、兴义、六盘水诸地区和黔南自治州，以及云南的滇东、昭通、玉溪等地区和楚雄、红河、文山诸自治州一带。这些地名的分布生动地展示了历史上在西南地区盛行的井然有序的农村集市景观”。从以上对贵州地区十二生肖地名的调查可见，除了贵州西部地区的十二生肖地名较多，黔北的遵义等地区也有许多关于十二生肖的地名。
虽然以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搭配用于计算农村的定期赶集日期的习惯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但由于集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固定场镇的发展息息相关，贵州的经济开发较晚，所以相应的集市发展较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得也较晚。贵州省是到明清时期才开始得到大力开发，相应的这类以生肖地名为代表的场镇地名在明朝时期才开始出现。明朝时期在贵州境内设立的屯、卫、司、所等都对贵州经济的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朝朱元璋时期在贵州实行的“戌兵屯田”制度以及明清朝时期的“改土归流”都对贵州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贵州市集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明朝时期进到贵州地区的汉族军队不仅带来了一些来自于中原等一带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持续发展了、延续了他们的集市贸易习俗。只是集市规模大小不一样。由此可见，云贵高原的十二生肖地名是明清时，民间集市贸易留下的产物，这也是农业经济在农耕时期发展的表现。
对于十二生肖地名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十二生肖地名来源于十二生肖历法，有的学者坚持本土说，有的学者认为是外来说，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外文化相接触的产物。其原因就是生肖文化在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越南、朝鲜、韩国、日本。
郭沫若先生、李树辉先生（1999）坚持十二生肖外来说观点，他们认为古老的十二生肖是起源于古巴比伦，十二兽为巴比伦首创再向各国传播开来。
我国古老的典籍对生肖的记载是十二生肖本土说的理据，如：《诗经·小雅·吉日》中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礼记·月令》中有“季冬之月出土牛（即丑牛）以送寒气”，这些记载就把生肖与地支的联系呈现在当代人面前。东汉，王充《论衡》中对十二生肖与地支的记载表明，在东汉时期，十二生肖与地支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张明仙（2012）认为十二生肖地名起源于汉彝文化、中外文化交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集市贸易文化兴起、创新的产物。
无论十二生肖的来源是外来还是本土，十二生肖和贵州地名结合起来都是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结合的象征。文化没有单纯的不受任何外族、其他文化影响的文化。就算是起源于古巴比伦的十二兽历传入中国，在汉族特有的本土文化的交互改变、融合下，最终的产物也会归结于文化交融的产物。贵州地区十二生肖地名中体现的集市文化也是本土与外界，省内地区文化和国内、国外文化交融的产物。我们需要保护和传承的是地域特有的文化产物，如生肖地名等其他类反应文化交融、碰撞的地名。
对贵州地名的统计分析，贵州省行政村级及以上的地名现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地名共有2016个，以场为通名的地名有520个。其中以十二生肖加“场”命名的地名有301个，分别为：鼠场12个、牛场33个、虎场6个、兔场4个、龙场49个、蛇场3个、马场62个、羊场35个、猴场22个、鸡场46个、狗场15个、猪场14个，各生肖加“场”具体在各个地区使用情况见下表3-10。还有部分与十二生肖有关的地名因人们追求雅化而改名的未计入统计范围内，如狗场（因雅化的苟场）、猪场（因雅化的珠藏、朱场等）等。从以上“场”作为通名的使用情况以及“场”与十二生肖搭配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场”是与十二生肖搭配表示古老的市集地名文化的体现。从国内地名的命名特点与方式来研究，用“十二生肖 场”命名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有着它们独有的产生演变规律特点。侯绍庄（1993）提到：“这些场镇名称的形成，是在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经济联系逐步加强的条件下，为了便于计算，人们把原来用以计算出生年份的十二属相，应用与计算场期的结果”。
“十二生肖 场”地名统计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用十二生肖加“场”命名的地名在贵州各地区中的分布及数量存在差异性。十二生肖加“场”命名的地名总共有301个，其中分布在贵阳市有18个，六盘水地区有46个，遵义地区有2个，安顺地区有52个，毕节地区有75个，铜仁地区有6个，黔东南地区有18个，黔南地区有49个，黔西南地区有35个。由此可见，十二生肖加“场”的地名大多分布在毕节地区、安顺地区、黔南地区、六盘水地区；另外，在遵义地区、铜仁地区分布得较少，这一现象也与经济的发展程度等因素有关。
历史上，贵州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开发时间以及经济发展程度、速度存在差异，而贵州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层次、城市乡镇的联系发展也不尽相同。以上结果中，十二生肖加“场”命名的地名分布最少的铜仁地区和遵义地区与其他十二生肖加“场”命名的地名分布多的毕节地区、安顺地区等地区在历史发展上就存在差异性。
经济发展层次较高、赶集日期较密集的地区，相对来说用十二生肖计算赶集日期的现象不是那么普遍，因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场期十分密集，许多地区都是三天就有一次赶集日期。比如遵义地区与铜仁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方面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较高，因为遵义、铜仁地区是从明清时期才被划入贵州省境内，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它们都是属于巴之南鄙和楚之黔中辖境内。而这些赶集日期较密集的地区因有十二生肖中任何一个属相无法完全计算它们的赶集日期，当地的人们就采用了其他方式直接给场期，场地命名。如直接命名为与人们姓氏相关的郑场、蒲场（遵义）等，更多是与人们对生活环境存在期许的场期、场地命名，如兴隆场（绥阳）、永安场等。
而对于毕节地区、安顺地区、黔南地区、六盘水地区等地区，是从秦汉开发“西南夷”以来，有设立县郡的情况，也有汉族人民移居境内。元明时期，也是“军卫屯田”的主要地区，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高。黔东南地区大部分县原来是属于湖南的管辖范围内，清代才划入贵州境内，在这一时期，在清代的“改土归流”以及建立屯堡驻军制度影响下，经济也有所发展，但是发展程度较低，城市与乡村的经济联系比较少，因此，十二生肖加“场”命名类的地名因为其定期集市现象形成较晚，很少形成流传下来的固定的地名。
因此，在贵州境内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以及赶集需求较高遵义的地区，十二生肖加“场”类的地名较少，而在经济发展较晚和发展程度不高的黔东南地区，此类地名出现得也较少。而在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地区，因为有史以来属于贵州，而正好遇上各个时期对贵州的各种经济、军事开发的政策，所以它们境内经济发展较为稳定、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因为各种经济开发政策而逐渐加强。所以，在毕节地区、安顺地区、黔南地区、六盘水地区中，此类地名出现得也较为密集。
（2）“十二生肖 场”地名形成原因之民族说然而，从贵州地区的另一个特点——少数民族较多，这一方面来看，此类地名的命名也与各个地区聚居少数民族的多少有关。张明仙（2012）认为十二生肖地名与汉彝文化交融有关，并提到：“十二生肖地名具有指称集市日期的功能，是生肖纪日的一种遗迹。汉族的日期以天干地支为纪，彝族的日期以十二兽为纪”。由此看来，在贵州地名中的“十二生肖 场”地名的形成与聚居于贵州十七个少数民族中的彝族文化有一些关联。此类“十二生肖 场”地名分布较广的几个地区分别是：毕节地区、安顺地区、黔南地区、六盘水地区。
这几个地区都集中分布在贵州的西部和贵州的西南部，这两个地区为贵州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分别有安顺地区的关岭自治县、镇宁自治县、紫云自治县；毕节地区的威宁自治县；黔南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六盘水地区有50个少数民族乡（其中彝族与其他民族混居的乡镇占44个，如水城县的玉舍苗族彝族乡，勺米苗族彝族乡，纸场彝族乡，坪寨彝族乡，杨梅彝族苗族回族乡等）；
在这些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地区中，彝族分布最多，其中贵州省彝族分布最集中的是黔西北地区（毕节地区和六盘水部分地区）。由此分布来看，彝族文化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文化融合是贵州地区“十二生肖 场”类地名产生以及分布较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地区，此类“十二生肖 场”地名分布最为广泛，其中毕节地区分布有此类地名共75个，为此类地名分布地区中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毕节地区境内辖有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贵州彝族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一个县（95629人）。以上几个地区都是贵州彝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其中毕节地区最多，其次是六盘水地区、黔西南地区；安顺地区现在虽彝族人口分布较少，但是安顺地区曾经也是彝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彝族播勒部曾在此地建立过播勒大革政权，元军入黔后，播勒大革政权覆亡，安顺彝族往黔西南、黔西北方向迁徙。安顺地区纳雍一带的彝族，至今仍然在正月初三凌晨祭祀祖先，然后送祖先到播勒大革打鸡毛。在贵州彝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关于“十二生肖 场”类地名仅出现4次（分别是两个龙场，两个猴场），在只是彝族人口太多的地方，此类地名较少出现。由此可见，在贵州彝族人口分布较多以及其他民族也有分布的地方，“十二生肖 场”才较为集中地出现在这些地区，这与各少数民族间交流、联系的需求度有关。
在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人口多，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人们必然会寻求一种折中的、简便易交流的方式进行沟通或者记事或者是指称地名。多种文化交流，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几个较普遍、人们易于接受的普遍性现象相结合而形成一个特殊性的现象。法国历史语言学家梅耶先生提出：“各种语言的发展和演变与它们在历史上、文化上及社会上的环境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在贵州地区的
十二生肖地名来源于十二生肖历法与十二地支，也与彝族文化中的十二兽有关，这也是汉族文化和彝族文化中，各自较为普遍被认同的现象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现象。在贵州地区汉族人口最多，在彝族分布最广的地区，除了彝族，分布最广的也是汉族。因此，在各种少数民族分布都有的地区中，为了交流方便以及统治性体现，必定会取较多的民族的文化为主，其他文化也相辅存在，但最终最为普遍存在的特殊现象，还是以人们共同认可的文化为主体现。这并非是哪种文化为主哪种文化为辅的提下，而更多的是人们为了方便交流、生活便捷而选择的“折中”文化。贵州“十二生肖 场”类地名也是多民族融合，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各地区间的交流方便而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族与彝族都有用十二生肖纪时的文化传统，在汉族文化中的十二属相是由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逐一相配而构成的，而在彝族文化中相似的纪日方法是用彝族文化中的十二兽历法纪日。“据《彝族天文学史》载，川滇黔三省发现彝族十二兽历的县有十一个，点有七个。其中，四川凉山占八县五点，分别为总数的73％和71％；云南有二县一点，分别为总数的18％和14.5％；贵州一县一点，分别为总数的9％和14.5％。但十二生肖地名却只在十二兽历发现很少的云南和黔西地区才有，十二兽历发现极多的四川却反而没有，可以说，十二生肖地名反倒离十二兽历通行区越远还越多，几乎成反比例关系。这都说明十二生肖地名的形成并不单纯决定于彝族的十二兽历。”可见，十二生肖地名与彝族的十二兽历有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彝族的十二兽历；在古今中外，有很多使用十二生肖历法的国家和地区，十二生肖地名就是只出现在了云南、贵州地区。这一现象也揭示了十二生肖加“场”地名的形成原因不只一个。十二生肖加“场”与十二生肖属相、十二地支纪日因素固然分不开，这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形成因素。
（3）“十二生肖 场”地名形成原因之思维选择说人们普遍认为“干支纪年”是中华文化中的古代天文历法，它的由来，传说出现在三皇五帝时期。因为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六十干支序列图”，使人们得知，“十二地支”的使用现象最迟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尽管那时还不是很完善的十二地支。“十二地支”的使用经过夏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甚至西汉前就已被稳定使用下来。至于十二生肖（十二兽）与十二地支被搭配使用的经过，有的学者是在秦始皇因统一天下后的各个地方民族间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交流的需求，所以才会将两者结合统一而成了现在的十二生肖使用情况（子鼠、丑牛、寅虎……）。尹钊、刁海军、掌继超（2014）根据史上流传下来的不同时期的铜镜上刻有的不同时期出现的十二兽以及相关的铭文，认为十二生肖的产生在十二地支之后，并认为直至北朝后期，十二生肖和十二地支才真正完全地相配在一起，一直被延续到当下文化中。但此时，十二生肖用于地名的情况并未出现。可见，十二生肖用于指称地名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演变时期，“十二生肖 场”类地名的最终形成又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演变时期。
从历史上的有关“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十二兽）”的发展演变中可看出，两者都是用来纪时。贵州地名中的十二生肖被用来表示赶集的日期、周期，最开始的形成可能就是以“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十二兽）”其中一个为其计时的规律，十二日为赶集的一个周期，方便计算、记忆。因为“十二地支”在中华文化中早于“十二生肖”的出现，在贵州大部分地区，计算赶集（赶场）的周期就是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来记周期。
但至于如何发展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用十二生肖指称的地名，两者相符的规律性是重要原因之一，再者是经过各民族间的交流联系、经济发展的需求，文化融合渐渐发展而成的。这与人们思维以及需求的选择性有关。有的学者提出，“十二生肖（十二兽）”是较为具体、生动形象的日常使用对象，而“十二地支”相较于前者显得很抽象。张宁（1989）提到，十二兽地名表现出独特鲜明而又具体的思维特点，因为每个集市的赶集日期与赶集地点，与一个动物形象联系起来的话，能更容易被当地人理解与接受。结合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的思维特征、规律，提到活生生的动物（鼠、牛、虎、兔等）着实比提到抽象的平面文字（子、丑、寅、卯等）更觉得具体形象。因此，人们在选择其中一种作为日常生活中通用的计时方法，固然偏向于稍微具体性的，更易于大多数人记忆、运用。如人们把最曾经定的“子”日赶集（赶场）的地方，命名为鼠场；把最曾经定的“丑”日赶集（赶场）的地方，命名为牛场等现象都表现了人们思维的选择性，选择了更具体、更方便的一者来运用。
当然，也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程度加深，后来人们也选择性地将某些地区“赶集”需求多的地区的集市日期由最初的十二日周期缩短为六日、三日等。由于人们思维意识的发展，对周围事物的认知程度加深，人们渐渐地将大家觉得“不雅”、带贬义的十二生肖地名“雅化”，如将“狗场”雅化为“苟场”、将“猪场”雅化为“珠藏、朱场”等现象。
上述的经济发展、集市贸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十二生肖地名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人们因思维以及生活环境因素而选择比较简便的计算集市的方法，这也需要此方法使大多数人能够接受使用。
因此，人们就渐渐地约定俗成地用比较方便的纪日记地点的十二生肖来指称赶集的地点和日期，后来这一现象记录的地方渐渐地发展到现在的某某场或者某某街。而在少数民族杂居的贵州地区，一种文化的形成，也必定是多种文化交流而产生的一种“折中”易于交流理解的文化，“十二生肖 场”类地名文化就是这种易于交流为出发点的各民族间的碰撞而产生的文化产物。
由以上与十二生肖有关的总的地名和“场”地名的统计可见，在贵州地名中代表集市文化的520个以“场”为通名的地名中，多数（301个）是与十二生肖搭配出现，这体现了贵州赶集日期主要是以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搭配来计算的，并不单单是像其他地区计算日期用一三五、二四六等来计算赶集日期。
贵州十二生肖地名中以“生肖 场”的市集代表地名都是当地人民为了方便纪日，将十二生肖和十二地支按着顺序相搭配纪日的产物。贵州地区的人们将用以纪日纪年的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与用以计算出生年分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逐一搭配使用而后选择较为方便的一种用来计算赶集的具体日期及地点。例如贵州地名中的“猪场（纳雍县）”是逢“亥”日赶场，故名、“羊场镇（大方）”是以“未”日赶场，故名、“虎场（麻江县）”是原以“寅”日赶场，故名。贵州省内“生肖 场”类的地名都是生肖文化和集市贸易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们寻找方便的纪日方法，是人们对于地名约定俗成的命名方式的体现，这些都与当地人民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