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天使的尴尬
瓦尔特·本雅明诞辰130周年记
本雅明纪念雕塑“通道”，
由以色列雕塑家达尼·卡拉万设计
西班牙和法国边境，有个坐落在山谷之中的滨海小城，名叫波特布。这里，在1994年，正式落成了一座奇怪的雕塑装置。它完好地嵌入于周围光秃秃的岩石地形，就像是地上隆起的一个褶皱，游客走进其中，能在通道里任意穿行，有时要走台阶，有时钻隧道，而通道尽头的汹涌的大海边，站着一棵老橄榄树，并有一个平台，供人面向大海思索、休息。
这雕塑的名字就叫“通道”，是为纪念具有传奇色彩的人文主义者、作家瓦尔特·本雅明而设计修建的。本雅明是个犹太人，生于1892年的德国，于1940年9月26日在波特布的一家酒店内服毒自杀，之前的一天他刚刚从法国逃到这里，盖世太保迫害了他好多年，他本想从波特布逃离欧洲，但当他徒步从法国穿越到西班牙时，得知自己即将被遣返。
未老先衰的本雅明（右）1932年流亡在伊维萨岛
他去世的详情至今仍然不明，但说他是因彻底的绝望而自杀，这毫无疑义——他的“人设”就是忧郁的，对外界、对自身都高度敏感。他被迫出境又遭遣返，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极易引起后人的共鸣，尤其中国人会觉得如此熟悉，好像就发生在眼下，在不久之前。
在1940年这个巨大的乱局时刻，他的遗体只是被草草掩埋在一个无名的坟墓里。他的纪念雕塑和相关的纪念馆，是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联合资助下设计并建造的，无疑，西班牙和德国对本雅明之死负有直接的责任。来到这里的人，必然会对“通道”产生联想：好几条道路，哪一条能通往自由？那清晰的海浪之声是在召唤人去选择解脱吗？耐旱的橄榄树，花岗岩石头，意味着坚韧也象征着无情，它们与本雅明毕生所思的城市、历史、语言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通道”事实上是本雅明的一项写作计划的名字（又译“拱廊计划”），他在此中研究19世纪巴黎的生活，并思考和书写1920—1930年代的城市经验。除此之外，他还有形式极多的其他作品，有很高深的学术论文，也有类似短小说那样的叙事小品，还有书评、社论、杂文、格言、思想碎片之类；他喜欢收集童话和民谣，给各种书籍写率性的读感，他有的文章读来如同在说梦话，有的则是文字游戏。有的作品看起来异想天开，有种无理的奇妙，比如他写过一则故事，讲很久以前，一个名叫“大象”的人收养了一头无名的动物，他想驯化它，就扔出一根木头，这动物就努力伸长它的鼻子去够那木头。当它终于练出了一根灵敏的鼻子时，人们也就按那驯养者的名字称呼动物为“大象”。
他借着给广播电台做广播节目，以及给报纸写文章、组稿的机会做过一些有趣的文体实验，比如他曾把一些不相干的词语交给某个孩子，让她设法将其连成一段话，以下便是孩子的成果之一：
词语：自由—花园—凋零的—问候—疯狂—针眼
一段话：由于自由不能像花园里凋零的树叶那样迅速地到来，而来自它的问候都如暴风雨般猛烈，所以甚至连疯狂到相信一个针眼大过一只猴子的人，都离开了。
"通道"一角
从这种游戏可以看出，本雅明痴迷于自由的语言创造，他甚至觉得，这样不知所云的话语里隐藏着语言的神圣性。所以他很激进，从十几岁起就讨厌刻板僵硬的语言和文学教育。约从1905年开始，本雅明就加入到当时德国活跃的青年组织中，那些组织讨论的主题有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有性解放，有民族复兴，等等，本雅明一度认为，它们可以推动变革的发生。
他直接受教于当时德国的一位思想前卫的教育家：古斯塔夫·怀恩肯。这个人发起了一个“自由学校运动”，在全德各地建立了寄宿学校；他推行一种青年人自我领导的观念，认为青年运动应该让青年人自己来组织。这个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德国当时的民粹浪潮，而且对犹太人比较友好，因此，像本雅明这样的犹太裔学生就加入了怀恩肯在图宾根的学校。
古斯塔夫·怀恩肯
等到进入了柏林大学，本雅明获选当上了独立学生协会柏林大学分会的主席，在会刊上屡屡发表文章。但他也与青年运动开始决裂，因为青年学生的热烈活力被支持德皇威廉二世的保守势力所利用，用来积蓄人力以备战争。果然，1914年夏天，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德国迅速进入角色，将欧洲带入了战争的节奏。当本雅明尊敬的怀恩肯在该年11月发表了一份支持战争的公开演讲，他就跟老师也决裂了，尽管怀恩肯在演讲中也暧昧地宣称，青年人“应该敢于同那种不假思索的爱国主义保持一定距离，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本雅明最早的作品，差不多就写于1910—1911年间。他对德国教育系统里的教条主义，和那种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独裁倾向，都做出了刻薄的嘲讽。他说，那些古典名家的作品，都是教学大纲强加要学习的，他说教育工作者认真地相信自己所说的各种胡话，教师虚伪地劝诫学生“不要怀疑自己内心对古典作品的热情”。本雅明鄙视这种教育，认为教育部门只是为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才让他们学那种过时的语言。
当然本雅明也有浮夸的一面，他对任何实际存在的改革运动都不满意，而他所期待的那种自由的人文教育过于高级，无法对接到那个社会。“一战”爆发后，青年们都被征入伍，本雅明则竭力逃避，不想与战争发生任何关系。幸好他生在一个殷实之家，最终他搬到瑞士居住。
1908年的柏林
战争大大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心理，尤其启发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人类的历史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衰退？持衰落论的人认为，距今最遥远的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期，之后则一路堕落下行，相反，持进步观的人则把遥远的过去看作原始和消极的，人在那时野蛮无知，之后一点点进步，创造一个发达充裕的世界，并能够展望一个更理想的未来。中国人可能更熟悉进步观，因为它的支持者中有（我们一般理解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然而，一旦我们发现周围的事物都出现了衰相——垃圾更多，物价更高，居民楼更破败，人的面貌和语言更加粗鄙，无理可讲的现象更加层出不穷——我们就一定会怀疑也许衰落论才是对的。
经历过一战震撼的本雅明，又怎么可能抵御衰落论的诱惑呢？要知道，欧洲人在19—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史上乐观主义的巅峰：各国之间不再打仗，医学和卫生常识大有发展，世界博览会接二连三，媒体持续发达，新鲜的科技发明不断地刷新人们的认知。但当这一切都被一场莫名降下的大战摧毁时，幸存者，尤其是年轻人，都无不陷于巨大的幻灭。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
不过本雅明的看法没有这么简单。
1920年，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克利创作了一幅画：《新天使》。本雅明很快用1000马克将它买了下来。他视之为自己最宝贵的财产，画中有一个以简单的笔法绘出的漫画化的天使，他的头发好像一些展开的纸卷，他的两只眼睛斜着看，张开的翅膀很小，身体像一只鸟，而最关键的嘴巴微微咧着，露出一种十分怪异的笑容。
这个天使显然击中了本雅明的心事，他之后二十年一直在沉思它。我们可能会把这种笑容视为低能儿一般，而且画面中还隐隐可见那“天使”口角流涎。但在本雅明看来，这位“历史的天使”有一系列遭遇：
克利《新天使》局部
“他的脸转向了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的事件，而他看到的是一个单一的灾难，这个灾难不断地堆积着残骸，并把它扔到他的脚前。天使想留在原地，唤醒死者，使被打碎的东西恢复原状。但一场风暴从天堂吹来；它以这样的巨力冲入他的翅膀，令天使再也无法收拢它们。这场风暴不可抗拒地把他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一堆碎片却在向天空生长。……”
这些话依然是不知所云，但它非常受重视，因为它是本雅明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本雅明正是在1940年从法国逃往西班牙，到在波特布自杀前这段短暂仓皇的时日里写下了这段话，那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站在生命深渊的边缘，脆弱、孤单，经不起轻轻一推。
因此，这天使就不只是随意的“加戏”。他在这段话中，为一个无法自救的世界描绘出一个令人难忘的象征。天使为什么笑容怪异？本雅明看到的是尴尬，他说，进步是一场来自天堂的风暴，迫使这位天使一面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残骸越来越多，一面连连倒退而什么都做不了——翅膀只能那么张着，收不拢了。天使张开嘴，却不能呼救也不能尖叫，更不能对人类有任何帮助，不能“唤醒死者”也不能使“被打碎的东西恢复原状”。
这真是奇异的联想，奇异而怪诞，但是却又很准确地浓缩了他的历史体验。他并不断言历史是“进步”或“衰落”，甚至也没有简单地套用辩证法思维，给出什么类似“螺旋上升”一般的解说。他根据自己的犹太教神学，设立了一个天使，从他的视角确认了“进步”的存在，但它所造就只是灾难，而神圣的力量本身也在这进步风暴之中自顾不暇。本雅明显然看到了他自己也行将成为残骸，进而也看到了前方天使的表情；然而，他的这种感觉，我们不是也能切身地体会吗？如今的我们每天都能意识到，切切实实地存在着一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进步”，谁也不会否认它，但同时，不定哪一天，我们自己就要牺牲在这风暴里面。
思想家经常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一把钥匙，供后来者阅读。在本雅明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视他最后的文字之中紧迫的悲怆感。虽然看不见任何未来，可是他用“历史的天使”和“进步的风暴”同未来定了个约会，他个人的经历是特殊的，可是这特殊性中包含了他所在的时代的秘密。他的书写决定了人们如何看他，我们也不妨用他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己。
本雅明在波特布的自杀，是一个非常短小的关于20世纪的寓言故事，在他告别人世的地方，那复数的“通道”是为吸引人们走进他、沉思他而设的，而并非喻示着他可以由此摆脱困境。显然，这种选择多多，同时又被牢牢束缚的感觉，我们也一样拥有。
欢迎访问由我主持的
《作家酒馆》at 看理想FM
本文系原创
首发《财经》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