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10时至4月8日0时，整整76天，武汉，解封了！
4月8日零点，第一辆车驶出武汉武东收费站
这一天，全国上下都期盼了许久，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激动。但现在，这场战“疫”也许还远没有结束。
记得，4月4日10时，全国哀悼日，一段“没什么意思”的视频在微博上疯传，让所有看过的人心碎：
当防空警报和汽车的鸣笛声响起，视频中的女生一路泪奔到解放大道，那一刻，她说：“我的城市死了又活，活了不灭”。
这是一种身在武汉之外的人无法触及的悲伤。对于在这场疫情中亲身经历过生离死别、悲观无助的人来说，生理上的病痛也许正在远去，但久久难以抹平的是潜藏他们心中的悲痛。
那些关于疫情的记忆与伤痛，成了医护人员、患者、家属甚至是其他人共同的悲伤记忆。这些在心理上负重前行的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共有名词，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罹患PTSD是怎样一种体验：
什么是PTSD？
如果经常刷微博刷微信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经常会看到什么“影视PTSD”、“饭圈PTSD”之类的名词。
它的意思是说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的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如果觉得上面定义还是抽象的话，可以通过几个故事了解一下罹患PTSD是怎样一种体验？
有抗疫前线医生刚脱下工作服，巨大的压力让他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有医生表面上看一切正常，却因不能休息、又不知如何宣泄情绪的医生，出现“应激障碍”。
据媒体报道，有位医生上前线不久后，身边的同事开始出现感染，之后他自己也被感染了。
因为他负责的是重症监护室，时常会看着一些患者离世，有些患者的情绪也会不好，偶尔还会言语攻击医生。
在感染后的那段时间，他想了很多，各种情绪叠加，孤独无助的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职业的意义。
这些经历，并不是个案，而是经历过灾难后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PTSD症状的表现是“对创伤的再经历”，即使事件过去很久，仍然每时每刻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
有媒体曾经报道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幸存者在最开始的几周经历了恐惧、焦虑、悲痛等情绪后，一些人陷入了麻木状态。
但直到许多年过去，他们诉说自己一直承受着慢性疼痛和抑郁情绪的煎熬。
在2011年日本地震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出现焦虑、失眠的症状，14%的孩子会强迫性地回放灾难发生时的场景，而7%的人无法回忆出自己亲历的痛苦记忆，并在行为上避免当时做过的事，病情更严重的孩子即使面对搞笑视频也无法展露太多情感。
类似的情况也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展现出来，很多经历了亲人离去和在现场抢救的一些志愿者在之后几个月内无法关灯入睡，在震后数年仍担心石块掉落，这些都是创伤后需要长期心理重建的症状。
更有数据显示，经历地震的成年人中有32~60%的人患有PTSD，而未成年幸存者中这一比例可达26~95%。
在灾难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流下泪水，可是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眼泪，是默默流在了心里。
PTSD症状的其他表现形式还有：“回避行为”、“过度警觉”、自卑，自责，羞耻感，和严重的社交恐惧、极度自我厌恶等。
相比于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回想起以前的普通生活，才发现那是多么奢侈的幸福。
疫情就是开关
让很多人的心理旧病复发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
在那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别、自己的无助、终生的忏悔……
北野武曾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热线室成了疫情期间的重要阵地，在两周时间内，热线已接到大约1000个来电。最多一天，来电量近150个。
来电者中，有疑似患者及家属，他们因无法住院而担心、绝望、愤怒。
有一线医护人员，巨大的压力让他们焦虑、委屈、内疚、自责。
还有在外地的武汉人，他们因遭到拒绝、歧视而伤心无助，感觉愤怒委屈……
甚至有最极端者，想主动感染肺炎然后死去。
似乎只有在经历了这些大灾大难之后，我们的脆弱才真实地展现出来。
前段时间，很多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当天新增的病例数据，在网站和微信上翻看着各种关于疫情之中那些痛彻心扉的报道，负面情绪每天都像洪水一样涌向我们。
即便是躲在家里，很多人也依然被卷到了这场战役中。
“以前我很爱热闹，看到人多觉得好玩，这次疫情之后，一看到一堆人在一起的画面或者照片就觉得吓人。”
“现在有人朝我走来我都会下意识地躲开。”
“总是想不停洗手。”
“我觉得每一次呼吸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挣扎，我的大脑一直在想下一次呼吸我是否能正常吸气。”
这些看似夸张的场景其实每一天都在上演，有人说：“疫情就像一个开关，让一些人心理上的旧病复发。”
我们总以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恶魔已经逼近我们的心里。
1000万武汉人，5000万湖北人，数万援鄂医疗队队员，无数防疫工作者......对于他们来说，想要恢复到疫情前的平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重大灾难面前
救命与救心同等重要
无论如何，我们都身处于这场人类共同的战役中。在疫情危重时，医生的焦点在救死扶伤上，患者的重点在配合医生尽力恢复上，活下来，才是大家努力的共同方向。
而当患者治愈后，医生从前线退下后，心理上的痛苦或许才开始显现。
治愈患者心理上出现了“各种怕”，怕自己会不会留下后遗症、怕别人的歧视和瞧不起；医生心理上会不自觉地闪回救治场景，特别是有病人去世的场景，会让他们的无力感加深，进而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
而身处疫情中的很多普通人们，特别是那些身边有人感染去世的，那种亲眼目睹自己的亲朋好友因病痛而离世的痛苦，他们会深深陷入自责情绪中，失眠、抑郁和焦虑也会随之而来。
对于这些不同程度的心理上的创伤，我们要依靠专业医生和机构的同时，也要想办法去自救，也就是有“创伤后的成长”，努力恢复自己的生命力和心理健康。
自己要学会倾诉。
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可以先去尝试找一些朋友、家人聊聊天，跟这些人说出来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如果不愿意去说，那就试着以写日志的方式，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放声痛哭一场，找到释放负面情绪的途径，就是恢复的开始。
对于没有遭受疫情创伤的人来说，如果有人愿意和我们倾诉内心的创伤，我们也尽量能做到多一些对伤者的陪伴，用和颜悦色的说话方式说一些鼓励和暖心的话。
就像不久前日本NHK播出的特别剧《疗愈心中的伤口》，故事主要讲述的就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身在神户的精神科医生安和隆致力于治疗幸存者的心理创伤，帮助他们回归生活正轨。
面对因为大地震心灵受创的市民，安和隆做的最多的就是靠近他们、听他们讲诉，并不会从专业医学知识的角度为他人讲解，而是通过一次次走进内心的交谈，治愈他人的心灵。
听到用摇桌子模拟地震级别的小男孩说：“老爷爷说男孩子不能软弱。”安和隆宽慰他：“软弱是好事，因为软弱才能体会到别人的软弱并给予帮助。”
面对多重人格的片冈小姐怀疑自己是过分软弱才有病时，安和隆一脸正色对她说：“你一直在尝试活下去的方法，说明了你生命力的强大。”
安和隆的做法我给我们的启发是：语言对心灵的抚慰作用是强大的，心灵的治愈就是不让任何人孤独。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尽可能做到的就是诉说和倾听，陪伴与安慰。
只有先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
才能保护你所关心的人
如果说拯救心灵更多的是针对身处于灾难旋涡中心的人来说，作为广大的“远方注目者”，该如何应对内心情绪的变化？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通过对记录着灾难和战争的摄影作品的讨论，指出观看者们可能由此形成的某种无力感和愧疚：
“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由集体的参与感建立出来的，我们的确应该关注灾难，但也尽量不要将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灾难中的事件进行道德绑架，不能说某处发生了灾难，所有人都必须为此停下生活而盯着灾难。
摆脱这种“愧疚心理”和“无力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兜底原则：灾难面前不要发起或参与群体性辩论。
如果想要保持冷静，那么就尽量不要参与关于疫情的种种 “原本应该……” 和 “本来可以……” 之类的网络上的群辩。这种争论，除了让自己情绪异常波动外，从来都不会有结果，至少从来不可能很快有结果。
稍微考察一下历史的话，就会发现，每个群体、每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应对几乎每次重大灾难时基本上都一样：总是反应慢半拍、总是前期应对不足……
也许，不妨在内心这样“宽慰”自己：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会如此，灾难或许永远不可能被恰当地对待。
所以，面对灾难，为了你所关心的人，需要把注意力放到最重要的地方：
自己的安全 —— 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
你必须先保证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才有可能保护所关心的人。
余华说：“只有被命运碾压过，才懂得时间的慈悲。”
也许时间能带很多人走出伤痛，也许很多人也会沉浸在时间的伤痛中，但无论如何，经历了灾难，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成长。
如果说这次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也许就是战胜死亡的力量之一就是爱，人与人之间更广阔的爱。
经历了76天后，武汉，重启了。4月8日，早高峰的马路上车辆开始排起了长龙，小龙虾店迎来了外卖高峰，人们站在江汉关前大喊：“我的武汉，回来啦。”
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当中。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武汉是这样，世界会是这样，我们也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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