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葛亮的死,许多的三国迷都有一个疑惑,诸葛亮明明清楚自己身患重病,为何不提前退兵,非要安排好后事,等自己死后才令“密不发丧”退军呢?
正所谓:“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自己早死几天,或晚死几天,战场情势都会发生许多未知的重大变数,都将关乎北伐蜀军的生死存亡。
那么,以诸葛亮的才能,会选择将战场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还是让战场的主动权处于失控的未知状态?对于这样的选择,不要说诸葛亮,大多数的普通人都应该知道如何选择吧。
但是,根据陈寿《三国志》中的记载,诸葛亮却选择了后者,让北伐的蜀军处于被动的撤军状态。这样的选择,显然和诸葛亮的身份不符。
诸葛亮明明可以选择主动退兵,为何反而要将退兵的重担交给他人?对此,我们不妨再次回顾一下诸葛亮病逝前的一举一动,看看能否发现一些端倪。
234年春,诸葛亮对曹魏进行第五次北伐,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用兵。当时,诸葛亮据守武功的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并于渭滨屯田,与据守渭南的司马懿对战。同时,又与吴国相约共同攻魏。
诸葛亮铜像
同年八月,司马懿被诸葛亮逼迫的只能困守营寨,而且还要依靠“千里请战”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计谋来平息众将之怒。
但是,面对北伐即将建功的大好形势,诸葛亮的病情却日益加重。无奈之下,诸葛亮只好在临终前安排了后事。
- 一是秘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心腹筹划自己死后的退军事宜,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服从军令,就不要管他了,军队依旧按照既定方案撤退。(《三国志·魏延传》和《三国志·杨仪传》)
- 二是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三国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意思是说,待自己死后,让魏延接替自己统领军事,退军时要“密不发丧”。
从诸葛亮对身后事的安排来看,当时的他头脑非常的清楚,但他为何不自己直接领兵撤退,反而要将退兵的重担交予他人之手呢?然而,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向,应该不会做出逃避责任的事情来吧。再说,诸葛亮亲自带兵撤退的安全系数应该更大,于大局也更加的有利吧。
如果说,诸葛亮已病的不能妄动分毫,那他又哪来的精力安排这么多事情呢?
所以,诸葛亮病逝前的这一系列筹划似乎很不符合常理。
不过,好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鄯善等地先后出土了裴注《三国志》的部分手抄残卷,字体为魏晋时代兴起的“新隶体”,现存于新疆博物馆,而其中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残卷中有一句话:“亮粮尽势穷,忧奎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卒。”
《三国志》残卷一
《三国志》残卷二
若按此说法,蜀军并非在诸葛亮死后才退军的,而是诸葛亮因“忧奎欧血”的重症,这才在一天夜里烧毁营寨主动选择“遁走”,随后死于撤退途中。
若以此来看,主帅身患重症,明智选择主动撤军,似乎更加合情合理。
但是,问题来了。那么,《三国志》中记载的诸葛亮临终前的那些筹划,难道是虚构的吗?
如果说《三国志》本身就存在问题,难道著书的陈寿人品有问题,或是陈寿的原著被更改过了?或者说,《三国志》在传抄流布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著写《三国志》的陈寿人品是否有问题,是否尊重历史据实而著想要了解陈寿的人品,只需看看他的两次重大人生经历,心中便会有一杆称。
- 经历一:陈寿入仕时,蜀汉众臣大都极力奉承宦官黄皓,而唯独他不愿依附。因此,多次遭到贬谪。
- 经历二:蜀汉灭亡后,黄门侍郎张华因欣赏陈寿的才华,打算举荐陈寿为中书郎,却遭到了中书监荀勖的忌恨,暗中示意吏部将陈寿改任为长广太守,也有说荀勖因不满意陈寿所著的《魏书》内容,这才将他外放。但是,心高气傲的陈寿却不愿前去上任。
虽然,陈寿“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历经十年艰辛”,但他依旧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不过,唐朝房玄龄等撰写《晋书·陈寿传》时收录了陈寿的因私利而不在书中为丁仪、丁讷列传的传闻。说陈寿曾对二人的儿子们讲:“送我千斛米,我就为令尊大人写好传记。”丁氏不答应,陈寿便没有为二人立传。
然而,事实上,“曹丕即王位后,就杀了丁仪、丁讷并男口”,二人又哪来的子嗣。
对此,清朝潘眉也在《三国志考证》中指证:“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也就是说,二人的身份太低,根本就达不到列传的级别。
因此,有人说《晋书·陈寿传》中“索米不得不为立传”的言论,最是无知。
所以,从陈寿的以上经历来看,他绝对是一个有原则和有骨气的文人,尊重历史据实而著《三国志》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得高。或许,因此陈寿一生才郁郁不得志。
那么,《三国志》在传抄过程中,问题会出现在哪个环节上呢?中书监荀勖曾给陈寿“穿小鞋”的一大理由就是因为不满意陈寿所著的《魏书》内容。
同时,从《晋书·陈寿传》中“索米不得不为立传”的言论来看,依旧有针对陈寿的当权人物想要抹黑他。
陈寿与《三国志》
显然,史书的内容很容易受到当权者好恶的左右,想要保持“据实而著”有多么的难。
297年,享年六十五岁的陈寿因病去世后,在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的提议下,晋惠帝才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去陈寿家,抄写其书。
也就是说,陈寿死后,他所著的《三国志》才开始被传抄,而之后的《三国志》版本,几乎都是那时传抄下来的。
但是,在官方抄写的过程中,是否有人更改了陈寿《三国志》原版的部分内容呢?如果没有,那么新疆考古发现的裴注《三国志》残篇又为何会有不同的说法呢?
又因为裴松之是东晋、刘宋时期的官员。如果,新疆考古发现的裴注《三国志》残篇是《三国志》原版本,那么是否说明,在斐松之时期之前,流传的《三国志》版本并没有被人更改。或许,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才被人为更改了?
其实,从陈寿的死到北宋之前的700多年间,《三国志》并非以一套书籍的形式流传,而是以《魏书》、《蜀书》和《吴书》三书的形式,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被合为一书。可以说,后来的《三国志》三书一体的版本,应该都是从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
那么,在三书合为一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选取版本的偏差呢?这还真不好说?
虽然,暂时确实无法证实那份史料为原版,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三国志》版本中关于诸葛亮的死,说法确实不太合理,而考古发现的裴注《三国志》残篇中诸葛亮死的说法,似乎更加合理。对此,希望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能够找到破解二者之间冲突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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