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老面孔”摄影艺术展照片。右一∶文洛文；中∶魏晓阳；左∶严小平
过年那些事
作者∶严小平
傍晚，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
宁静的小区，倦鸟归巢，只有轻飘飘的北风，从挂满雪花的树梢掠过。光阴似箭，蓦然间过了岁末，又到了初春；这不禁让我浮想联翩。
见了“巴陵老面孔”活动所拍的照片，更是让我感慨万千：时间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刻刀，把一个人从稚嫩，一口气雕刻到了苍老，让我怀念起逝去的青春来。镶嵌在岁月中的记忆，成了笔下的文字。
2021年，潘云冰老师在活动中献画。从右至左∶刘燕林、潘云冰、吴红权、严小平。
童年时，稍有了记忆，我就掰着手指头盼过年。有时盼望心切，我还偷偷把墙上挂着的日历，多撕几页。这样的小花招，当然被母亲识破，慈爱的母亲并不说我什么，她只是微微一笑，好像很理解我似的。
只要我们家开始切笋子、做甜酒、炸豆腐丸子、炸捆鸡、我就知道过年快了。
说到捆鸡，过年的时候，捆鸡别人家不常见，而我家至今必备。我们家的卤捆鸡制作技术是父亲找红旗旅社的师傅谭绍基学的。谭绍基是父亲的好朋友，他们隔三差五在一起喝酒。红旗旅社的卤菜非常著名，连火车站的乘客，上车之前都要买一点带走。卤捆鸡有一股特别的卤香味，5分钱一片，父亲常打发我去买了下酒。我记得卤菜就摆在进门左侧的柜台上卖，品种有猪耳朵，猪头肉和捆鸡等。
过年必备的卤捆鸡。
过年，我记忆最深的还是收红包。
大年三十早上，父母会给我们发红包，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红包开始都是几角的纸币，也就三五块钱；后来随着条件的好转，红包就变成了一元、两元的“大钞”。我拿到红包后，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棉袄内层的口袋里，然后一溜烟地跑出门去买鞭炮。
其次是穿新衣。新衣常是母亲做的。母亲的手工活非常漂亮。有一次过年，母亲用父亲的旧军大衣给我改缝了一件新大衣，上面钉了父亲海军大衣上的两排铜扣子。穿上那件大衣很威风，同学们都说我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母亲织的新毛衣很厚、很温暖，听她说用的是夹绳子。
过年的重头戏，还是吃年饭。年饭桌上的菜一定是双数，我家常是十道菜，喻意十全十美。记得有一年，家里怎么也凑不齐十道菜，父母搜肠刮肚一阵商量，最后决定豆腐丸子做一道菜。现在豆腐丸子只能做配菜了。1982年过年，我打了结婚证，又分了新房子，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吁了一口气，似乎完成了做母亲的任务，她决定年饭为十二道菜，喻意十二分满意。
年饭开始前，先在门口贴对联，后放一挂鞭炮。关上门后，母亲会用草纸在我的嘴上揩一下。因我常不经意间说一些忌讳的话，用草纸揩后，我的话就如同放屁，无论说什么，都是不作数的。吃饭的时候，筷子是不能插在饭里的；添饭，不能问还要饭吗？吃完了，不能说不吃了，应说吃饱了。
上小学前，我家住在先锋路靠原二医院大门一侧的“同利旅社”，（后叫健康旅社）即如今的先锋路34号。
图为儿时的居住旧址先锋路34号。
“同利旅社”是一个大杂院，一共二十几间房，为公私合营后的房子。由于当时职工的住房都由单位安排，所以，这个大杂院部分房间被安排住了4户职工。剩下的房间多数为上下铺的通间客房，两人间和单人间客房非常少。
记得“同利旅社”有一个湖北监利的长住客，大家都叫他“熊胖子”。“熊胖子”曾中暑倒地，是父亲施的救，由此他们成了好朋友。所以，那回过年“熊胖子”送了我家十几只乌龟，过年我们吃了父亲做的红烧龟肉，那味道不腥不腻，是我今生吃过的最好的红烧龟肉，我好怀念那个龟肉的味道；更怀念那时毫无隔膜的人际关系。
我记得文革的时候，母亲工作的印刷厂很忙，过年都不放假。有时还敲锣打鼓到火车站迎接最高指示，然后加班加点赶印语录。过年几天的休假都是平常星期天没休息积攒下的，有时是别人代班，然后还班。
1967年，我9岁了。临近过年，我亲眼看见造反派在先锋路与洞庭路交界的丅字路口打了一仗。
那天，我正在外面玩，突然看见，路口被十多辆板车堵着了，板车上放着厚实的草垫，车后面站着很多拿着短木棒，身体粗壮的“六号门”的造反派。过了一会，从火车站方向，也来了一队手提木棒的“岳机兵团”造反派。“六号门”和”岳机兵团”的人互扔石头，双方混战，有人头破血流。“岳机兵团”的人数少，身体也单薄，很快处于劣势……我正在“同利旅社”的门口看他们打得入神，突然头上挨了父亲一巴掌，赶紧跑回家里。那次武斗，成了年饭桌上反复提起的话题。
图中白色、红色车处就是当年武斗现场。
1969年过年前，因祖父曾开过“严万顺”药铺，父亲被批斗，家里被掘地三尺。我经常见到父母在一旁窃窃私语，父母不安的神情，如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年过年前，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先是母亲同一个车间的金师傅。金师傅与母亲的关系很好。他是厂里一个有影响力的造反派。金师傅到我家时，背着一杆步枪，这让我们高度紧张。他操着一口湖北口音对我母亲说：“刘师傅，你注意一点哦，厂里有人说你家里也是剥削阶级。可……能要批斗你，我来给你说一声。”金师傅一走，我才知道外公曾开了一家“刘旺发六杂铺”，和爷爷一样，也是做生意的。金师傅走后，居然什么事没发生。
过了几天，家里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是母亲厂里有名的“保皇派”李旭初叔叔。李叔叔正被“打派”追击。他对母亲说，如果被捉，有性命之忧。我父母把李叔叔藏在旅社的一间客房里，一日三餐由我家送饭。后来李叔叔进了厂领导班子，常帮助我家。
发生了上面那些事，那年的年饭，气氛紧张。
2021年，严小平与“巴陵老街”著名文艺夫妻方海清(右)金姣娥(左)合影。
1976年1月13日，离过年还差18天，父亲在检查人防主干道工程质量时，突然因公牺牲了。17岁的我，在1路公交车站下车后，从竹荫街的东头哭到西头。无论我怎么哭，父亲哭不回了。记忆中的那顿年饭，只有简单几道菜，桌上还摆了给父亲的一双碗筷。席间没有人说话，气氛沉闷，一家人强忍的泪水，最终也没有掉下来。
父亲去世后，年饭从此就缺了味道，再也难已回到从前。
2021年，我与“巴陵老街”群友合影。从右至左∶张峥嵘、范敏、我、杨英。
1998年吃年饭，我在装饭时，家里用了多年的铝饭勺突然断了。这事偏偏发生在大年三十，母亲的脸色很难看。我虽不讲禁忌，但脑海中还是冒出了“饭瓢子过河”（喻意失业了）这句岳阳老话。说也真巧，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
2016过年，母亲也已87岁了。那时，她已病入膏肓，大年三十还要去透析，全家人没有心思过年。记得三十那天，北风特大，女婿背着母亲下楼去医院，我一只手在后面扶着，另一只手正准备关门；可是还没来得及，猛烈的北风“澎”的一声把门关了。那门的撞击声，撞得我心痛，因为我知道，这很可能是母亲过的最后一个年了。母亲透析归来，我带她到枫桥尚城看了我新装修的房子；并告诉她住的是哪一间。母亲看了房子，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润。
2021年，“巴陵老街”群友活动。从右至左∶范敏、李立君、万辉华、马丽、傅正文、蒋正亚、杨英、何霞玲、严小平、郑建茂。
2016年6月1日，过年后3个多月，母亲去世了。从此，我生命的天塌了。再也没人那么在意我的生日；再也没人那么在意我天冷加衣，下雨带伞；滋润我一生，至高无上无法替代的母爱结束了；我心中的那个家散了。
，时长01:172015年，与母亲过年。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到了2020过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了。过年期间，白天大街上空无一人，夜晚只有建筑物发出的稀疏灯火，环视四周，寂寥得令人心碎。这一年，提倡就地过年，在一个城市居住的亲人都没走动；从上古时代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这一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第一次被打破了。我们坐在电视机前，为武汉哭泣；替全国经济的停顿担忧；被国人的自律感动；为党和国家行之有效的领导力骄傲。这个年，虽有新冠疫情纷扰，但我的心却丝亳不乱。因为我明白，国家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过去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去不复返了。
2021年，我与先锋路老街坊陈建勇（右）
记忆中的过年那些事，似乎有点另类，但能证明今天生活的美好。它们打着时代的印迹，引人感叹遐思。至于对过年的感受，我总觉得父母健在，自己做小孩时的年味最浓，最有滋有味。
自我简介：
严小平，岳阳人，1958年生，曾是国企中层骨干；普通退休工人；喜欢阅读，退休后，参与“巴陵老街”群文化交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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