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母亲陈友孟是一位普通的医务人员。1937年5月，20岁出头的她，怀着抗日救国的信念，从湖北老家千里迢迢，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辛，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怀揣邓颖超、叶剑英等人嘱咐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在陕西三原被阻滞留多日，走走停停，避开了国民党的封锁盘查，最后到达延安。
母亲是抗大三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卫生科，后调至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医院。由于在老家上过护士夜校，入伍后参加过白求恩大夫的培训班，当时算是有学历的人。她在战场上向老医务工作者学习，逐渐成长，先后担任了医疗救护队队长、所长、野战医院院长等职。
1980年5月的一天，我的父母探望了患病卧床的老首长——刘伯承。回家后，母亲向我讲了当年“刘伯承师长指挥我们冲出了日寇包围圈”的一段往事。
母亲向我详细讲了她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师长的经过。1981年6月，母亲在《伤病员的贴心人》一文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今天，我找出了这篇文章，略加整理了个别字句，作为对他们的缅怀。
二
1940年秋天，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敌人遭到重创后，派了重兵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
日寇对太行山的“大扫荡”是在9月初开始的。
当时情况紧急，百团大战中下来了大批伤员，需要紧急安置和治疗。我接受了一二九师第三医院院长的命令，临时组织了“第三所”，去接收三百多名伤员。我带了十五名护士和照护员去执行这个任务。院部给我们的药品和手术器材极少，我记得只有一点红汞、碘酒、石炭酸，一袋解热药，一盒樟脑注射液，几支麦角液，还有十几把镊子，两把剪子，一个小手术刀包，几卷绷带和两副注射器。我们刚刚撤到山西武乡县的刘家嘴，一个管理排长带着三百多名伤员就全部转来了。村干部和群众热情地腾出房子让伤员们住下，并立即给我们筹备了粮食和几口大锅。带队的排长对我说：“所长，我们还没有炊事员哩！”我和排长商量，决定找几个轻伤员帮助做饭。我和护士们分头给伤员们换药和打针。那时，注射的针头和纱布缺少，用完的注射器和针头、纱布要分别放在锅里煮沸后，才能反复用。一个伤员把他在百团大战中缴获的日本兵钢盔送给了我，我用铁丝两头拴住，用来煮针头和注射器。这个钢盔很实用，在战斗中我一直带在身边。进了北京，我还舍不得丢。1959年，天安门旁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文物征集了去。
第二天，情况紧了。敌人已经接近洪水镇，离我们只有二十多里地。我们和院部取不上联系，药品少还可以对付，伤员们也很体谅，最恼火的是吃的问题。刘家嘴的村干部帮我们找了些粮食，但这么多人很快就吃完了。院部拨的粮食，还在西面山上，要通过洪水镇才能运来，根本不可能救急。这一带的群众已经坚壁清野，找牲口也很困难。后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在附近村子动员了一些麦子，大家在碾子上压了压，煮稀糊糊吃。既无油盐，又没有菜，可伤员们吃得挺高兴，有的边吃边谈着娘子关打鬼子的经过。
正在这时，有一支部队来到村子里。一个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同志，大概是一位首长，走到我们面前，看了看锅里的稀糊糊，和蔼地问：“你们是哪一所的？”伤员回答是第三医院第三所的。他接着问：“你们所长呢？”我站起来也没有顾得上敬礼，回答说：“我就是。”他问我：“你们在这里住多久了？”我心里正生气，院长只交给我组织第三所的任务，也没有交代什么，粮食也只说在准备，没有来得及告诉敌人来了怎样转移。我不客气地说：“多久？这个所才成立两天！”他又问我们粮食准备得怎样，我就对他说了粮食如何少，伤员如何困难的话。我也不认识这位首长是谁，反正是有点牢骚了。可是他平心静气、态度和蔼地对我解释，仔细地告诉我当前的困难情况。他又问我：“你这个小鬼是第一次担负这个任务吧？”我告诉他，我刚从延安调到前方不久。他说：“好吧，你们有什么困难，去找我们的管理科长谈，我让他帮助你们解决。”他回过头来对一个警卫员说：“你去告诉警卫连，要他们做好两锅饭给伤员吃。”临走时，他和我握了握手。
首长刚走，伤员们就把我围住了，问刘师长讲了些什么。我听了“刘师长”三个字，心里热血一下子冲了起来，半天都说不出话。想起刘师长对我们的关怀，又想起自己那样冒冒失失，我的脸都急红了。我把刘师长讲的话告诉大家，伤员们感动极了。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师部警卫连送来了两锅香喷喷的小米饭，还炒了些山药蛋。当时大家激动的情景，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我对刘师长慕名已久。在我投奔延安之前，在国统区就风闻他是一个“大赤匪头子”，国民党要悬赏他的人头。说他作战凶猛，被手榴弹片打伤了一只眼。他参加和指挥了共产党组织的南昌起义，是红军的总参谋长，参加了让我这个年轻人十分向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听说了在国家危难之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率领红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多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许多故事，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吸引我和许多热血青年投奔延安，投奔抗日前线。
在太行山上，刘师长指挥了许多与日军拼杀的大战役：如1937年保卫娘子关的七亘村大捷，粉碎了日本鬼子在正太路的六路围攻；1938年火烧日军一百八十辆汽车的响堂铺战斗；1939年香城固的平原歼灭战；1940年的南关战役和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在我的想象里，刘师长是一个威风凛凛、英勇善战、说一不二、带有绿林好汉味道的司令。我根本没有想到他是那样一位态度和蔼、对我们体贴入微、平易近人的长者和思维缜密、敢打硬仗、统领上万抗日军队的指挥员。
下午3点，我遵照师长的指示，找到师部管理科长。我们正谈着，来了一个警卫员，说师长请我去。我一听，心里非常紧张，不安地跟着警卫员到了师长门前。房门关着，我喊了一声报告，就走进去了。这是农民家的一间狭小房子，光线很暗。刘师长正拿着一盏马灯，和另外两位首长（后来知道是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在军用地图前谈论什么。我喊了一声敬礼，把手一举，很快就缩了回来，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刘师长转过身来，他还是和我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和蔼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情况，有一股敌人可能插到东山来‘扫荡’，企图包围我们。今天晚上，你们一定要转移到西山去。你们有多少重伤员？”我如实把情况对他说了。他指着地图，详细地对我讲了晚上转移的路线，走哪里比较安全和好走，告诉我怎样动员担架和筹备粮食，发生紧急情况如何处置。
旁边的邓政委接着说：“情况很紧，但不要慌。要对伤员同志们讲清楚，我们主力部队正在调动，几天内就有大仗打。”
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想，首长们指挥全区作战那样繁忙，还无微不至地关怀伤病员，指示得又那么详细具体，我一下子觉得有了靠山，更有把握和信心了。回去以后，我叫了护士长、排长及几个负轻伤的党员开了一个会，研究了夜晚转移的任务。
夜深了，秋风吹得使人发抖，当时我们还没有发棉衣，有的伤员把被子披在肩上御寒。我组织大家到村外集合，村干部和师部的同志给我们动员了十几副紧急捆绑的担架，安置了重伤员，较轻的就跟着慢慢走。
真是艰难啊！有的同志胳膊被打断了，走一步哼一声，头上冒着汗珠，伤员们走不多远就得坐下休息。我心急如焚，要是今晚赶不到西山，那怎么办？但是看着这些伤员，心里实在难受。我只好边走边安慰他们，他们走不动，我们就扶着一步步往前挪。
这样走了大概有三个多钟头，据向导说还不到十多里地。我看伤员们实在走不动了，在一个背风的山坡上，我让大家先休息一下。一听说休息，伤员们呼啦一下子横七竖八在路边躺起来。正在这时，忽然听到远处有狗吠的声音，我心里有点嘀咕。不一会儿，在我们来的路上隐隐约约听到马蹄声。我急了，连忙喊护士长，要她带几个有枪的护士到后面去看看，以防万一，我带着伤员们马上走。伤员们纷纷从地上爬起来，有的开始向前一瘸一拐地跑，有的举起我们临时做的拐杖准备同鬼子拼了。我只是喊大家不要慌，赶紧走，但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正在忙乱的时候，护士长领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跑到我面前，向我敬了个礼，说：“刘师长派我们骑兵连来紧急护送伤员，有三十几匹马……”我不等他说完，也顾不得保密不保密，就大声喊：“同志们！不要乱，刘师长给我们送牲口来了。”黑夜里，我看不清伤员们的面容，但是从哄闹声中，可以想象大家是多么兴奋和感激啊！那个战士继续对我说：“我们刚执行任务回来，师长就命令我们赶来紧急护送你们。师长还特意叫我们把牲口停在离你们一里多地的地方，步行来找你们，免得把伤员惊动了。”
较重的伤员都由护士们搀扶着上了牲口，行军的速度显然加快了。当我们刚刚到达西山一带的小路时，突然东面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敌人已经抢占了我们刚才停留的东边山坳。
我捏了一把冷汗，好险啊！要不是刘师长指挥我们及时转移，并派骑兵连和牲口护送我们，凭我们十几个医护人员带着三百多名伤员，后果不堪设想！
三
1985年，我的母亲病逝。她带着对战友和亲人无比眷恋的感情，离开了这片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在告别仪式上，许多被母亲医治、抢救过的伤员，有的坐着轮椅，有的在家人的搀扶下向她告别。他们含泪说：“陈医生，我们送你来了！”
1986年，刘伯承元帅病逝。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敬仰的刘师长，我们的刘伯承元帅，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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