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当大部分初三学生还在书桌前准备考试时，有一些孩子却被叫去了班主任办公室，心情复杂地签下了《自愿放弃中考申请书》：“提前报读中等职业类学校，并承诺不反悔。”
对很多职校生来说，他们被嫌弃的一生，由此开始。
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大概有一半的人上不了普通高中。其中的一小部分选择不再升学，大多数则是进入了中职学校，也就是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是学习不好，打架不少，在学校就是混混日子。
另一方面，2022年5月，新《职业教育法》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
职业教育被一提再提，稍微留心的人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可真的让自己的孩子中考后就进职校，大部分的家长还是会心怀抵触。
但换到40年前，事情还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考上中专的李萍和考上北大的张华一样，都能拥有光明的前途。职校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境地？进了职校，还有出路吗？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40年前去看看。
消逝的黄金时期
1981年，比亚迪的老总王传福还只有15岁，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考上中专。只可惜，中考那天母亲病逝，王传福急奔回家，缺考两门，只能抱憾上了一所普通高中。
中专毕业有干部身份，技校毕业则可以直接进工厂。所以，当时像王传福这样家里条件不好的，都希望孩子能读职校，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
当时工人的待遇也确实好。深圳有一家叫做凯达的玩具厂，在那里，十七八岁的流水线女工个个都是打工皇后，穿的是牛仔裤和泡泡袖，吃的是鸡腿和午餐肉，攒攒钱还能给家里添置上彩电冰箱洗衣机。
那时候，职校比普高更香，也更难考。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国工匠，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比如，我国航天发动机焊接第一人高凤林，1980年，他从第七机械工业部211厂技工学校毕业，之后的40年职业生涯中，他焊接了130多枚火箭发动机，我国有一半的航天飞行器都曾经过他的手。老师傅可以把数百根几毫米粗、长度达到两个标准足球场的空心管线焊在一起。他提到，很多工作习惯的培养，就开始于他在技校时的下厂实践。
在这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飞速发展的源头可以归结到这份特殊的文件上。
1985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说到中等教育时，通篇反复强调要发展职业教育，并且明确规定：今后各单位招工，必须首先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择优录取。
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写进红头文件里？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意识到工人的水平提高了，工厂的水平才会提高，工厂的水平提高了，中国制造才能更有竞争力。
但是，从比例上来说，1978年职校在校生只占高中生总数的7.6%，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政策的鼓舞下，到了1998年，中职在校生数量达到了1451万人，是1978年的6倍。
各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在校生占比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大事，至今影响着我们对职校的印象——那就是民办技校的兴起。
1986年，22岁的学徒工荣兰祥，在山东济南租下了几间教室，他教人刷油漆和打沙发，老婆教人做缝纫，他的岳父则利用人脉资源招了一批退伍士兵来上课。1988年，这所叫做“山东蓝翔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民办技校，就已经拥有了上万名学员。要不是因为蓝翔家族的互相举报丑闻，蓝翔就和新东方一样，实属职校中的豪华套餐了。
职校的法律保护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完善的，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确立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途径：普通中学面向高校，为大学输送人才；职业中学，包括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面向就业市场为企业提供优质员工。
职业高中就有点像大学，不仅要学语数英文化课，也要学专业课。听起来是不是还挺诱人？又能学知识又能学本领。
然而，它从建立之初就有一个不同之处：职高学生要自费上学，毕业后不包分配，也没有干部身份。
90年代中后期，这种市场化的模式进一步席卷到了中专、技校。当然光是如此，还不至于让职校走向下坡路，毕竟从96年起，连大学生也不包分配了。
真正给职业教育致命一击的，是世纪之交那场影响了无数家庭的国企职工下岗潮。
二十年的艰难求索
1999年的除夕夜，大街上爆竹声声、烟花绽放，但有的家庭却大门紧闭，一片沉寂。那年的春晚小品说了这么一句话——“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听到这，许多人愤怒地关掉了电视。
前几年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工人，他们进厂时正值青春年华，谁能想到，变化说来就来。
在时代大背景下，大批国企都在减负增效，市面上工人供大于求，像之前的凯达厂那样高薪聘请普通工人的情况，几乎不复存在了。
还在职校里的学生处境最是尴尬。当时的很多中专技校其实是工厂附属子弟学校，厂都要垮了，哪还有人来管这些学生的去处？
当这些变化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多半还懵懵懂懂，但上一代人的万般无奈，最后都化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话语：“好好读书，上个好大学，不读书就只能去打工，我们累死累活就是为了送你上大学，你爸当年就是没考上大学才……本科都上不了还有什么用？大学考不上么一辈子就废了呀！”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也贯穿了你的中学时期？
90年代末期的中职学生，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往左，工作越来越难找，待遇越来越差，往右，想考大学？文化课跟不上不说，很多家庭也没那个经济实力。
就这样，职校从尖子生的理想，跌落成了贫困生的无奈。1998年起，中职招生规模连续三年减少，到2001年只占到整个高中阶段招生数的35%。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2002到2005年，国务院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会议，颁布了若干份文件，再次明确要“中等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比例相当，高等职业教育占高等教育规模一半以上”，并且向地方教育局下放相关指标。另外为了提升教学质量，鼓励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兼任职校教师。
关键是，人数指标下达快，教学质量改革慢，地方教育局的呼吁并不能一下子让家长改变想法，但指标悬在头上，不得不做一些荒唐事。
江西上饶某个职校的做法是让老师拉人头，1个老师有5个招生任务，少招一个扣800工资。于是，老师们不得不让初三学生“自愿”签下承诺书。如果还是招不满5个，只能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拿到学校注册。
2012年，这所学校招生名单上有1300人，但一半都是幽灵，实际每天上学的只有600人。
随着教学质量的提高，招生状况才从根本上有所改善。2005到2007年，中职每年扩招100万学生，普职比逐渐拉回到1:1。到2010年，中职在校生超过2200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
中职吸收的学生，正是以前上不了高中的一群人。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不想读书的，偏科严重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异地户口、随迁子女，成绩再好也没有资格读普通高中，或者是来自农村和经济困难家庭，从小教育条件差。你能说他们不努力吗？他们可能拼尽全力，也进不了前50%。
他们不是不懂事，而是太懂事，知道家里等不起他们读完大学，不如学一门技术早点出来工作。
2012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职在校生82%是农村户籍，70%来自中西部地区，45.7%的学生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
当很多人简单粗暴地用“差生收容所”定义职校的时候，或许从来没考虑过他们的处境和挣扎。那么，进入职校后，他们的生活变好了吗？
受环境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这群孩子进入职校之后，很容易自信受损，自己也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人。
好的地方是，中职最后一年，学生可以到企业进行毕业实习。这种“工学结合”的模式，是借鉴德国的双元制，学生70%时间在企业培训，30%时间在学校学习，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5%，收入不比白领低。
不过，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很多乱象，也在从学校到社会接轨的这一年中频频发生。有的学校告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实习”，但提供的几个实习地点和专业八竿子打不着，护理专业送去电子厂，农学生的也送去电子厂，如果你听从学校安排，那么工厂的参观学习费用交一下，另外每天要干满10小时。如果你不去呢？好，毕业证别想要了。
就算熬到了毕业，生活的重担也并不会减轻。在崇尚学历的社会里，文凭对毕业后的起薪几乎起着决定性影响。2020年，广东省中职学校就业率96.33%，比很多大学都要高，但是，平均月薪只有2182元。同一年，专科毕业生平均起薪4562元，本科5102元, 差距显而易见。
这个差距怎么来的？根本原因，还是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之间出现了错位。
职校的未来
我国的产业发展到今天，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最重要的两大类，对应的技能和知识要求也不一样。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职业教育的崛起，得益于低端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发展。
而如今，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职校本应该顺应变化，更多地培养懂知识又懂技能，熟悉数控机床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高级技工。
知识技能四象限
现实却是，高级技工缺口近千万，每年几百万的职校生却填不了这个窟窿，还是只能从事那些低回报行业里的低收入工作。
现在看来，校企合作仍是职业教育的一剂良药，但我们需要更多好的合作方式。2014年，我们国家提出要深化“现代学徒制”，执行的关键是真的为学生们找到合适的师傅，比如，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和宝马合作，长沙汽车工业学校和比亚迪合作。
2021年7月，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首批学徒制毕业生，左手接过毕业证书，右手就和企业签订了就业合同，基础技师岗位一个月能拿7000多块钱，并且还有上升空间。
收入或许不是唯一的标准，但如果职校毕业生的待遇都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更往上，社会偏见的消除也就指日可待。
过去的职校，让一代人心中有希望，能挺直腰杆养活一家人，如今大家对职校的担忧，说白了，是怕没有继续上升的前景，“一辈子就这样了”。
曾经，中等职业教育是一条断头路，要读本科得先上大专、再专升本，但随着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的通过，32座职业本科院校已经建立起来，这意味着职校生可以直接考本科了。预计到2025年，职业本科规模将占到高等职业教育的10%以上。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职业教育的初心。
1918年6月，近代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成立，校长是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关于办校理念，门口的对联是这么写的：“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改变也许很慢，但既然职校教育寄托着一大群人的希望，那么改变也终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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