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季，唐太宗李世民结束高句丽征战，踏上回归之途。本次远征，始于当年二月，班师于当年九月，虽不能说毫无收获，但其成果却与唐太宗期望相差甚远。再联想到战士阵亡约两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且连累宰相岑文本因公殉职，返程途中的李世民意兴阑珊，不禁慨然长叹道，倘若魏征还在世，他一定会阻止这场战争。
于是，唐太宗下令，让使者飞骑返回首都长安，将当时已受罚放倒的魏征墓碑重新竖起，祭以少牢之礼（羊、猪各一，祭祀诸侯、卿大夫专用，魏征生前授爵郑国公），并让魏征遗孀及子女们立即从长安家中出发，朝着李世民御驾行进方向赶路。皇上想在路上见到他们。
大唐名相魏征墓
李世民为何会如此迫不及待重竖魏征墓碑？又为何非让人家孤儿寡母大老远跑到皇帝行辕相见？毕竟魏征去世已两年，名誉问题，难道不能等御驾回长安后再办吗？
倒是宰相刘洎的只言片语泄露了天机。据史书载，刘洎在探视完当时病榻中的李世民后，曾非常悲怆的说道，皇上病的很重，恐怕凶多吉少。
考虑到刘洎后来被诛与之有关，所以此话应该非常逼近真相。同时，前面的疑虑也找到了合理解释：李世民已不确定能否在这个冬季走完剩下的旅程。他需要利用自己尚在人世的有限时间，将魏征墓前已放倒的石碑重新竖起，并一定要以亲自接见，而不是书信之类的方式，来告诉魏征的遗孀子女们，他要收回两年前影响魏征名声的决定。
尽管史书未再记录双方会面细节，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已在阴影下压抑两年之久的魏征遗孀与子女们，在当面听到皇帝坦率承认错误，并追忆魏征生前的点点滴滴时，那幅既让人欣慰，又让人心碎的动容画面。
逝者已逝，生者还将前行。
不走寻常路的道士
魏征最先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是一副略带滑稽的道士形象。这是因为他从小便失去父亲，家境贫寒，他本人又不愿干一些种田之类的实务，便干脆出家当道士混饭吃。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个道士不光研究《道德经》，还总琢磨天下大势与纵横之术。
道士形象的魏征
隋末乱世，群雄并起，魏征因有文化，又对个人发展有想法，便下山去响应了起兵造反的武阳郡丞（副市长级别）元宝藏，捞到一个负责文案写作的秘书工作。随后，他因文采好，被元宝藏老板——中原霸主李密看上，转调集团总部任职。
得到大老板赏光，受宠若惊的魏征仿佛打了鸡血，立即写下十大建议，希望能指导李密问鼎中原。这种事情，虽不能简单以“高材生”刚进华为便向任老板上万言书来类比，但给李密的感觉估计也差不了太远。套用一句《大话西游》台词，两人刚见面你动作就这么大，我连牙都没刷呢。对李密而言，魏征只要会写稿子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像诸葛亮一样完美。
中原霸主李密
然而，还没等他干多长时间，李密集团就被对手王世充瓦解了。39岁的魏征就此成为残军一员，随李密到长安投靠大唐。这是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事情。
通常而言，投靠大唐的“名角儿”，如秦叔宝、程知节等人，多被安排进李世民团队。这是大唐最精锐团队，既得资源扶持，又兼能打胜仗，容易成为职业发展绿色通道。但尴尬的是，大唐体系虽多，竟没人主动联系魏征，因为他知名度太低了。
没办法，如果没有命运眷顾，就只能自谋生路。这一次，魏征没再写“十大建议”，而是向大唐皇帝李渊呈现出自己的独到价值：李密在中原还有一部分手下，比如黎阳徐世绩，尚未投降敌人，属于中立状态。而魏征跟这帮人是老同事，容易“勾兑”。所以，他愿意代大唐到中原跑一趟，争取让这帮人“弃暗投明”。
对李渊而言，这等于无本买卖，自然没拒绝的道理；而魏征代表大唐做事，也不能没有名分，总得封个一官半职。给什么级别好呢？低了，他发言没分量；高了，他名气又不够。于是，李渊便参照魏征工作经历，封了他一个负责文秘工作的秘书丞。这职务虽无实权，级别却达正五品（正县级），也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顶着崭新的乌纱帽，魏征立即前往黎阳（位于今河南省），向徐世绩写了封劝降信。大意是，河南王世充、河北窦建德都是秋后蚂蚱，李渊才是真命天子。现在连大老板李密都投降了，你还犹豫什么？
黎阳夹在王世充与窦建德两大势力间。徐世绩之所以苦苦坚持，可能正是在等大唐召唤。于是，他很痛快的点了头。
这时，魏征为老板提供的服务也不觉发生了变化：由单纯文秘工作迁移到外交游说工作。考虑到他当道士时最喜琢磨纵横之术，所以，本次任务的成功也可算是其多年知识与人脉积累的结果。
然而倒霉的是，还没等魏征回长安领赏，黎阳便被强邻窦建德攻陷。沦为阶下囚的魏征则被迫在后者属下当了个从六品（副处级）的起居舍人，重新干起文秘工作。
更倒霉的是，窦建德很快便被李世民击败了。刚“投敌”的魏征又不得不厚着脸皮，再次回到大唐另谋生路。
这一回，也不知是李渊忘记了还是装糊涂，反正已授予魏征的秘书丞官职没再恢复。尴尬时刻，皇太子李建成主动伸出援手，聘他为从五品（副县级）的太子洗马。就像马拉松跟马无关一样，此官职也不需关注马的卫生状况，是个管经史子集的文官。这一年，魏征42岁。
大唐皇太子李建成
在东宫任职的次年，魏征便与同僚王珪力劝李建成领兵去河北讨伐叛乱。通常情况，皇位继承人出兵打仗不是好主意：成功，难再进一步；失败，则弄巧成拙。若不是太子弟弟——李世民功劳太大，名声太盛，令建成地位岌岌可危，相信魏、王也不敢贸然有此建议。
李建成接受了建议。一行人来到河北，很快便平息了叛乱。魏征又说，河北这一带之所以老发生叛乱，根子在老百姓不相信朝廷。因此，还需进一步采取宽大措施，树立朝廷信用。李建成一一照办，且成效显著。
在这里，喜欢主动经营的魏征不觉间又完成一次华丽转身：由一个文秘人员转型为类似诸葛亮一样的军师，由提供写稿服务扩展为提供战略咨询服务。不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长期有意识的积累，即使机遇来临，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得不说，之前还从未有老板像李建成这样重用魏征。为东宫工作的这段时间大概也算是后者自道观出来后的最快乐时光。如照此态势保持下去，当太子接过皇位后，等待魏征的，必是宰相之职。
只可惜，命运再次同后者开了个残忍玩笑：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击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而身为东宫“高参”的魏征将不得不再次以阶下囚身份，去面对太子阵营的死敌——新任皇太子李世民。
从阶下囚到宰相
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这是李世民对魏征说的第一句话。由于在太子宫中“线人”众多，李世民对魏征所为了如指掌。而后者则昂然不屈的回答，如果太子早从我言（除掉李世民），必无今日之祸。
此言一出，众人都为他捏把汗。因为这看上去像是要为太子殉难的派头。如李世民再损点，完全可以找口“帮凶”的“大锅”扣他头上，以证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
实际上，秦王集团已在之前讨论过魏征等人的生死问题。当时，许多唐军将领都主张把太子、齐王百余亲信悉数杀尽。但在大将尉迟敬德反对下，李世民最终决定避免打击对象扩大化。
所以，新任皇太子不但原谅了魏征的不逊，还参照其特长，封了个正六品（正处级）的太子詹事主簿，仍负责文秘工作。
很快，李世民便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大权，太子宫官员也悉数荣升国家重臣。而魏征与老同事王珪则同时转任谏议大夫，归属于审核诏书的门下省，级别为正五品（正县级），责任是向皇帝提意见与建议。
李世民这人眼光比较独到。贞观后期，他欲以谋反罪诛杀功臣张亮时，满朝文武都认为后者罪有应得，仅一位负责土木建筑的官员李道裕认为“反形未具”（没有实质谋反行为）。事后，尽管张亮已伏诛，但李世民却认为李道裕是唯一说出真相的人，遂将后者转调负责司法的刑部。
这一次，李世民安排魏征与王珪同时出任谏议大夫，不知是否是因为他二人曾向李建成提过好的建议？
这时，善于主动创造机会的魏征再次向新老板展示出自己的独到价值：虽然李世民已经宣布赦免所有太子、齐王官属，但这些分散于各地的旧人们仍心怀忐忑，游移观望，易成不稳定因素。而作为昔日东宫“高参”，魏征与他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他愿意到中原、河北一带跑一趟，向这些人展示朝廷的宽大。
李世民正为此事头痛，对魏征的主动请缨自然大喜过望。因事情复杂，枝节众多，李世民特意授予后者“便宜从事”特权，遇紧急情况可临机处置。
当魏征赶到河北磁县时，正遇上地方官拍李世民马屁，主动将太子、齐王府的前官员李志安、李思行押送京师。如魏征对此事放任不管，一定会影响其执行任务的效果，因为观望者会认为朝廷说一套做一套。但如果魏征拦截本次押运，因其原东宫官员身份，又容易授人以柄。权衡之下，魏征决定置风言风语于不顾，行使了自己的“便宜从事”权，释放了两位囚犯。
或许连魏征本人也没想到，正是这件事改变了李世民对他的印象。因为此事有三大可取之处：
- 一是立场正确：魏征已从过去阴影中跳出，完全站在为李世民分忧角度揽责。
- 二是顾全大局：在大局走向与个人名誉之间，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
- 三是价值独特：其东宫官员身份确有独到价值，解决了秦王嫡系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此，等魏征回到长安之后，便得到了数次被李世民引进卧室详谈的殊遇。
而以魏征一贯的性格，能得到大老板重视，自然是加倍珍惜机会。当年，他为了报答李密的知遇之恩，曾献上“十大建议”（可惜一个没被采纳）。而这一回，为了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其建议涉及的事情竟达令人瞠目结舌的两百多件。
从魏征当道士时专门研究时局与纵横术看，他是个胸怀经营天下大志之人。只可惜，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外貌又普通，难走职业捷径。在跟随各老板的过程中，又偏逢命运捉弄，不论李密、窦建德，还是李建成，都没能陪他到最后。因此，在新老板李世民这边，他也无法打感情牌，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拼命办事。
而对李世民来说，如果偶尔引魏征进卧室详谈，还可能是笼络人心的作秀。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详谈，那就是魏征的建议确实对他有价值。如果他连两百多件事都很仔细的过了一遍，那我们除了感叹这位新皇帝的认真敬业外，也必须要钦佩魏征的用心：因为像李世民这样对工作要求极高的领导，如果每件事不是考虑周详，三言两语就能问出破绽。换言之，这一大堆厚度可观的建议背后，一定凝聚着魏征毕生的心血。
当与魏征多次详谈后，李世民非常感动，连声说，如果不是竭诚为国，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而对魏征来说，如果他建议的两百多件事情被皇帝采纳，将意味着直接影响到天下苍生。或者说，魏征当年经营天下的理想，现在就可以通过近在咫尺的李世民得以实现！这不正是梦想成真吗？
于是，李世民、魏征这两君臣在合作之初就同时感觉对方“对路”。这便为魏征日后的平步青云埋下了伏笔。
唐太宗即位当年（贞观元年 公元627年），魏征便从正五品（正县级）的谏议大夫升为正四品（正厅级）的尚书右丞，为尚书省（大唐最重要的部门）次席长官右仆射的助理，其级别与实权已得到大幅增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征又进一步被李世民提拔为以尚书右丞身份兼任从三品（副部级）的秘书监（管图书典籍的秘书省首席长官），并“参预朝政”，已是实际的宰相之职。其年，魏征五十岁。
大唐名相魏征，贞观七年，魏征升为侍中，为门下省首席长官，正三品（正部级）
李世民好伺候吗？
随着逐步进入到权力核心圈，魏征与李世民的交集逐渐多了起来。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李世民这人好伺候吗？
在得出结论前，我们先看几件事。
- 第一件事：李世民有次看一棵树不错，便夸奖了几句。而旁边的大臣宇文士及则随声附和。结果李世民脸一沉，厉声告诫道，我身边不需要马屁精。
- 第二件事：一位负责监察的官员叫权万纪，有次向李世民汇报喜讯，说宣州、饶州发现大银矿，如果开采出来，可以赚好多钱。结果李世民勃然大怒，说我不缺钱，缺的是治国人才。只有昏君才把钱看的比治国更重。你这个负责监察的官员，不给我干正事，却去研究什么银矿，是把我当昏君吗？说完，立即将权万纪免职。
- 第三件事：李世民曾安排一位叫卢祖尚的官员到交州（岭南一带）当都督。卢祖尚当时同意了，后来又反悔。李世民多次劝说无果后，直接在朝堂将其斩首。
- 第四件事：一名低级别的大理寺官员张蕴古审理一起案件，结论是案犯有精神疾病。但随后有人检举，说张蕴古与案犯哥哥有往来，故意在替案犯开罪。李世民闻之大怒，立即将张蕴古斩首。
这几件事足以勾勒出李世民形象：严厉，刚正，以“大道”为行事宗旨。
据史书记载，李世民“神采英毅”（双目炯炯有神，表情冷峻沉着，言语干脆果断）。与其交流时，大臣无不战战兢兢。有一次，一位叫程名振的地方官来参拜李世民，竟在皇帝怒吼下毫不慌张，搞得李世民非常意外，连声说，房玄龄跟了他二十多年，每次看他责骂旁人都会吓得六神无主，而这位程名振居然一点也不害怕，真是奇了怪了。
神采英毅的李世民
从这话可看出，在众大臣眼中，李世民该有多么可怕。以至于偶尔出来个不怕的，就能让人感叹半天。这绝对不是个好伺候的主！
有时候，人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李世民严厉、刚正的性格能帮他统御群臣、令出必行；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导致众人畏惧。这也意味着，万一他言行有失时，大臣们可能还是唯唯诺诺、毕恭毕敬。
而李世民偏偏又清楚，隋朝灭亡，正是隋炀帝刚愎自用所致。如欲大唐繁荣，他不能不接受指正。所以，为减弱众人的恐惧心理，鼓励其踊跃进谏，李世民不得不刻意温和语气，舒缓脸色【33】。但所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当气氛融洽时，大家可能还敢凑趣说两句。倘若天威一旦震怒，恐怕就少有人敢冒险触“逆鳞”了。
永垂青史的贞观名臣
但魏征是个例外！他是极少数敢在李世民大发雷霆时还敢硬怼的人。（事实上，他回应李世民的第一句话“太子早听我言，必无今日之祸”，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硬怼）
有一次，大臣封德彝发现民间有人故意改低年龄来逃避兵役，便建议，十八岁以下男子（官方规定兵役线为十八岁），如身体健壮，仍可征服兵役。李世民同意了。当诏书已由中书省拟就，发门下省审批时，当年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押着就是不批。
李世民是个急性子，连催四次都没结果后，立即把魏征招来，非常愤怒的质问后者为何如此磨叽？魏征则认为，国家不差那几个改低年龄逃避兵役的人。而一旦征兵条件由刚性年龄改成弹性目测，必然带来执行偏差。到那时，官府很可能会招来许多未成年人，造成国家信誉损失。接着，魏征还附带指出李世民已有好几次失信行为。
李世民被驳的哑口无言，不禁感叹道，我一直觉得你这人很固执，偏理想化，搞不清治国需要的大局观与利弊权衡。但今天才发现，你的观点完全是统筹全局后的精妙之见。最后，李世民还做了诚恳检讨，如果国家连信誉都没有，谈何天下大治？
然而，倘若当时审核诏书的不是魏征呢？这诏书恐怕大概率就发下去了。因为它已过了讨论环节，进入“就差盖个章”的准执行环节。如果在此环节驳回诏书，无异于驳皇帝脸面。尽管这对国家大局有利，但个人却会承担极大风险。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做。这也正是魏征的独到之处。
又一次，李世民听说朝中三品（正部级）以上大员比较轻视魏王李泰（李世民宠爱的嫡次子），立即将大臣们招来，非常愤怒的咆哮道，以前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可是连朝中一品以下大员都敢随便欺负。我这人不像隋文帝，不准儿子们放肆，却没想到你们倒敢反过来轻视他们。难道我就不能同样放纵儿子来欺负你们吗？
在皇帝盛怒之下，连宰相房玄龄等人都吓的汗流浃背，连声认错。
只有魏征正色答道，个人以为，当今群臣，没一人敢轻视魏王。但如果非要让这些三品以上的公卿以超出纪纲之外的礼节去对待亲王，恐怕非国家之福。隋文帝将儿子杨广培养成亡国之君，又何足为法？
李世民责骂群臣的本意是想树立皇家威信，防止有大臣“越位”。但经魏征一怼，他才醒悟如果矫枉过正，对亲王礼遇过高，同样可能带来后者的“越位”。事实上，当年李世民能够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重要条件，正是其威望压过了太子李建成。
还有一次，宰相房玄龄、高士廉遇到少府少监（主管车辇、铸剑、织染等工艺的副官）窦德素，顺口问了句北门（少府监位于皇宫北门附近）最近忙啥？后者随即将谈话内容上报李世民。
李世民立即把房、高二人找来痛骂一顿，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三省六部位于皇宫南部）的事情就可以了，北门事情跟你们有何相干？
房玄龄等人连连认错。魏征却不以为然的说，我不知皇上在责骂什么，也不懂房玄龄等人在承认什么错误？房、高是大唐宰相，自当为陛下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问一下北门的事情又有何妨？发现做的对的，就帮助；做的不对的，就纠正。这不正是宰相的工作吗？
其实，此事有些隐情。李世民之所以责骂房、高多管闲事，正是敲打二人不要“越位”（之前，李世民因对皇宫北门将领有所渗透，才保障了玄武门之变顺利进行）。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多年，自然能听出其中奥秘。
魏征作为玄武门之变另一方，当然也能听出弦外之音。但如果连宰相都因为怕触“雷区”而心有疙瘩，畏首畏尾，必然导致动作变形。此绝非苍生之福。所以，魏征采取高举高打，点到却不说破的方式进行了规谏。
正巧，李世民之前还因类似情况抨击过隋文帝杨坚。当时，李世民问群臣，说杨坚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大臣们答道，这人非常勤政，虽比较苛责，还算励精图治之主。李世民则说，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从孤儿寡母手中夺过权力，心里有疙瘩，所以对臣子比较防范。臣子也清楚帝王心思，有些事明知不对，也不好说破。君臣这么上下猜忌，难免二世而亡。
这一回，经魏征一点，李世民才恍然醒悟自己也犯了与隋文帝相同的错误，顿时无言以对，深有愧色。
从以上三件事看，魏征之所以在李世民发怒时仍能“硬怼”回去，都是因为站在了比对方当时观点更为全局性的高度：
- 兵役一事中，国家信誉明显重于少征几人。
- 魏王李泰一事中，国家纲纪明显重于亲王个人脸面。
- “北门问话”一事中，君臣信任明显重于猜忌防范。
史书对魏征的评价是“存大体”，正是赞扬其大局观极为出色。
而李世民之所以会在盛怒下“硬生生”改变主意，也因为他同样是一个大局观极强的人。
那么，李世民最看重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有一次，唐太宗曾感慨的说，别人都认为皇帝是九五之尊，无所畏惧。但我不是这样，我上畏苍天有眼，下畏群臣瞻仰，每天即使兢兢业业工作，仍怕不合天意，辜负苍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世民心中最大的大局就是黄天厚土，黎民苍生。因此，只要魏征始终胸怀此大局，李世民即使再愤怒也不得不收起性子，慎重待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李世民其实也好伺候。
贞观六年，天下大治，文武百官均请李世民封禅泰山，以彰显一代明君的丰功伟绩。一片颂扬声中，只有魏征站出来煞风景，认为不可。
东岳泰山
李世民问，先生阻止我封禅，是认为我功不够高吗？对答，够高。
又问，德不够厚吗？答，够厚。
问，国家没安定吗？答，安定了。
问，四方没有宾服吗？答，宾服了。
问，年谷没有丰收吗？答，丰收了。
问，符瑞没有出现吗？答，出现了。
李世民很奇怪，既然如此，为何不可封禅？
魏征答道，这六件事虽然都没问题。但国家刚刚经过隋末战乱，人口还在恢复，物产难称富足。一旦封禅，必然兴师动众，耗费巨大，只恐民间不堪其苦。如此，就是为了一个虚名而付出极为重大的现实代价，绝非明智之举！
在魏征阻止下，封禅一事遂不了了之。
通常而言，迎合上级、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皇帝封禅这么大的喜事，众人拍马屁唯恐不及，只有魏征完全没考虑是否会得罪人的问题。因为对他而言，天下苍生比李世民的面子更重要，也比他个人的进退得失更重要。
难怪《旧唐书》作者刘昫对魏征非常敬佩，认为后者根于道义，发于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皇帝，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为时势动荡变更气节，不为个人地位放弃忠诚。堪称“前代诤臣”第一人！
以人为镜，可知得失
贞观十七年，为大唐立下卓越功勋的名臣、许国公魏征病重。李世民带着太子李承乾、衡山公主（已许配给魏征儿子），亲自到魏府探望。当时，身体极为虚弱的魏征听说皇帝驾到，还挣扎着披了件朝服。
李世民悲不自胜，对魏征说，你没过门的儿媳妇来了，你尽力看看吧。其时，魏征已不能行拜谢之礼。
当晚，李世民回宫后做了一梦，梦见魏征已康复如初，又在忙碌起国家大事。然而次日清晨，却传来了后者去世的消息。
失去臂膀的李世民悲痛异常，亲临灵堂痛哭，并罢朝五日，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李世民陵墓）。同时，李世民亲自撰写墓碑碑文，赐予羽葆、鼓吹、班剑等四十人规模的送葬仪仗队伍。
但魏征遗孀说先生一生节俭，铺张的送葬队伍非其本愿，所以最终只用了一辆白布包裹的素车，载着这位传奇名臣，驾鹤西去。这一年，魏征64岁。
也就在此时，李世民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同年，大唐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太子李承乾、汉王李元昌（李世民弟弟）、创业元老侯君集等人因谋反大罪受到严厉处置。
意外的是，此事竟牵连到魏征。因他以前曾举荐过侯君集、杜正纶有宰相之才，而后两者与皇太子李承乾关系密切，并分别因谋反案被斩首与降职。又有人说，魏征经常把劝谏皇帝的话记录下来，交给史官，以博取青史留名。两事结合起来，李世民非常不高兴，遂下令将自己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原地放倒，并停止了衡山公主的婚事。
贞观十九年冬季，李世民结束高句丽征战返程时，想到此次战争的不如人意，不禁慨然长叹，倘若魏征还在世，他一定会阻止这场战争。
于是，李世民下令，让使者飞骑返回首都长安，将当时已受罚放倒的魏征墓碑重新竖起，祭以少牢之礼，并让魏征遗孀及子女们立即从长安家中出发，朝着李世民御驾行进方向赶路。皇上想在路上见到他们。
因为这时的李世民已不确定能否在这个寒冷冬季走完剩下的漫长旅程。他需要利用自己尚在人世的有限时间，将魏征墓前已放倒的石碑重新竖起，并一定要以亲自接见，而不是书信之类的方式，来告诉魏征的遗孀子女们，他要收回两年前影响魏征名声的决定。
尽管史书未再记录双方会面细节，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已在阴影下压抑两年之久的魏征遗孀与子女们，在当面听到皇帝坦率承认错误，并追忆魏征生前的点点滴滴时，那幅既让人欣慰，又让人心碎的动容画面。
谢天谢地，李世民最终挺过了这个冬季。贞观之治又多延续了四年。
道法自然
李世民曾经问魏征，皇帝何为明（明君），何为暗（昏君）？
魏征并没有给出诸如正直、包容、智慧、诚信之类的常见回答，而是非常质朴的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并不仅包括听取不同人意见，还包括听取不愿意听的意见。而偏信也不仅包括只相信某些人的观点，还包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观点。
换言之，人应该跳出自己的好恶局限，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感受各方的喜怒哀乐，才能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或者说，一个人只有能够同时包容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才能参悟至道之精髓。
《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而曾经当过道士的魏征，讲究正反兼顾，阴阳平衡，融会贯通，难道不正是道法自然的结果吗？
正可谓：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机遇，终铸就独特的人生！
奇哉！大唐名相！奇哉！文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