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韩国部署萨德以来，引发中国网友强烈不满，网络上谩骂韩国人为“高丽棒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高丽棒子”究竟是不是侮辱性的骂人话？这个词儿究竟来源于何处呢？
关于“高丽棒子”称呼的由来，史上版本众多，历来说法不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源于玉米。半岛居民喜欢吃玉米，就在山地大量种植玉米，秋冬时节把玉米挂在房前屋后自然风干，留着冬天吃。
玉米在中国北方称作棒子，因此人们称呼爱吃玉米的朝鲜人为“高丽棒子”。
有学者驳斥这种说法，认为过于牵强，因为朝鲜北方只是少量种植玉米，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小麦，房前屋后挂玉米的做法更像是闯关东者的后代所为。
还有观点认为来源于洗衣服用的棒槌，日伪时期，朝鲜半岛居民随日本人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常常欺压中国百姓。
有的朝鲜妇女动辄用洗衣服的棒槌殴打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就把这些洗衣服的朝鲜妇女叫做“高丽棒子”。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关于“高丽棒子”称呼的记载，这种源于棒槌的说法显然不攻自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朝鲜半岛居民与周边邻国打仗，惯于用棒子殴打对方的战马，令敌人不寒而栗。
这一说法被学者认为属于半岛人自己的溢美之词。
用棒子徒步就能战胜骑兵，那么当年的蒙古骑兵就不可能迅速扩张到半个地球，这一说法显然缺乏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常识。
01
源于贱籍
清代康熙年间进士王一元旅居辽宁铁岭时撰写的《辽左见闻录》中记载：
“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淫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古代朝鲜属于中国的附属国，每年要定期到中央政府朝贡，朝贡使团随行的贫贱苦役被称作“棒子”，“棒子”是有“淫行”妇女所生的私生子，与平民地位不同。
头发蓬松凌乱，不得头裹网巾，就是行走上万里，也不能骑马坐车，晚上就卧在草堆里，不能在火炕上睡觉。
康熙年间，朝鲜谢恩使正使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率领朝贡使团往返中国的见闻。
从这本书中，我们了解到，古代朝鲜等级森严，朝贡使团就分成三个等级，
上等人为首领、随行武官等，属于士大夫阶层，金昌业本人就是进士出身；
中等人由翻译人员、医务人员组成；
下等人为打杂的苦役，属于奴隶基层。
02
处境悲惨
前两个等级的人可以骑乘，下等人只能跟着奔跑行走。这类人连姓氏都没有，部分跟随主人的姓氏。
朝贡使团进入中国，他们对下等人不准骑乘的严苛规定引起了中国人的好奇。
金昌业在日记中记录他和中国人“二哥”的一段谈话。
二哥对他说：“朝鲜人全不恤奴仆。”
金昌业说：“何以言之？”
二哥解释说：“此处则饮食甘苦，衣服美恶，奴与主无分，以至其主骑马，奴亦骑马，而朝鲜岂曾如此乎？”
金昌业回答：“朝鲜奴仆，与此处有异。盖箕子立法，令盗人财者，世世为其奴，今之为奴者，其祖先皆尝窃他财者也，安得与其主同？”
早在几千年前，商朝纣王的叔叔箕子在朝鲜就确立了偷盗者世代为奴的严苛法令，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朝鲜王朝，依然有约束力，主人骑马，奴才只能跟着奔走，这令“主骑马，奴亦骑马”的大清国民很不理解。
03
素质低下
朝鲜古籍中，有很多发音接近“棒子”的记录，如“帮子”、“房子”、“榜子”等，都是称呼在衙役中做苦役的男性仆人。
朝鲜使团官员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贡使团抵达北京，在路上，有个叫平仲的人发现路上有辆马车，乘坐的妇人掀起帘子往外看，这妇人长得很艳丽，平仲眼睛都看直了，赶车人“喃喃谇骂”，平仲竟不知觉，这时有一群孩子跑过来高喊：“高丽帮子”。有趣的是，洪大容在记录中称呼对方的赶车人为“帮子”。
朝鲜朝贡使团中的帮子们缺乏教育，素质低下，虽然在本国属于最下贱的基层，但他们有机会来到中国，常常借机捞取好处，走私违禁物品，无视中国法律和朝贡使团的纪律。
金昌业的日记也如实记录：“夜，首译入来告曰：即闻沈阳消息，团练使以初十日出去，而刷马驱人，多买禁物，出栅时必生事，然则于行次，亦甚可虑……其后凤城，以刷马驱人，从间道潜出事，驰通义州，团练使拿囚被罪，而府尹亦至递罢。”
04
假公济私
这里的“刷马驱人”指的就是帮子，他们在沈阳大量购买清政府不允许出口的物品，准备回国牟取暴利。
使团到达辽宁凤城后，这些帮子为逃避清朝边境官员的检查，竟然开小差逃离了使团。发生这种事情，朝贡使团的官员回国后会遭到惩罚。
使团抵达北京，驻扎期间，军官崔德中领着几个人出城汲水时，有几个帮子趁机购买违禁物品，被巡查的清兵发现，捉拿到官府问罪，此后使团出城汲水等活动变得异常困难。
不仅如此，帮子们还监守自盗，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金昌业发现，朝贡的岁币木竟然少了二十四匹，很显然这是“刷马驱人”的帮子所为，朝贡途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除了购买违禁品和监守自盗，这些帮子还借着外出购买使团所需物资，骗取经费。
有个叫“大直”的帮子靠着贿赂翻译官，得以多次随使团到中国。官员伯氏想吃山猪肉，大直就买来家猪肉冒充。
山猪肉的价格是家猪肉的数倍，大直因此获利颇丰。
久而久之，使团经费严重不足，还没有回国就已囊中羞涩，负责财务的官员昌烨不得不靠清廷赏赐的白银补缺。
05
惹是生非
帮子们不仅假公济私，祸害使团，沿途中还惹是生非，骚扰中国境内的百姓。
顺治十三年（1656年），麟坪大君率朝贡使团来到中国，帮子们在中国某城镇的市场公然哄抢“饼面”、“饴糖”等。
中国商贩找到使团控告，使团官员为不扩散消极影响，只好加倍赔钱了事。
《老稼斋燕行日记》记载：“夕，坐前阶，一胡儿（满族或蒙古族小孩）入来，哭且诉。使元建问之，其所戴帽为刷马人所夺云。使元建领其儿遍寻，而竟不得。”
帮子们连小孩帽子都抢，抢了帽子还玩失踪，可见帮子的恶行已经无耻到了极点。
金昌业率领使团途经辽宁凤城时，在某农户短暂逗留期间，这家的女主人禁止帮子把马拴在鸡窝旁边，这是因为，以往曾发生帮子在农户偷鸡的事情，引起了农妇的警惕。
帮子们在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高丽棒子”这一蔑称。
06
媒体记录
最早出现的《人民日报》是在1950年，有个叫王昆的热心读者给报社写信，提到高丽棒子与日寇当年一起欺压中国人，为啥还要抗美援朝？
人民日报社的解释为：“你所说的日本侵华时期的高丽棒子，就其阶级成份来说，在现在，就是以李承晚为首的那一群朝鲜反动派。”
数日后，《人民日报》社论中再次提到“高丽棒子”一词：“在毛主席和金日成将军领导下，绝不允许有高丽棒子的行为出现。
在李承晚匪帮消灭后，这个可耻的称呼，将会从此消灭。”
有趣的是，在台湾、香港等地，“高丽棒子”并不是骂人话。
1988年，香港出版社出版《焦点文人》一书中，介绍韩国外语大学中文系教授许世旭，也使用了“高丽棒子”一词：
“一个韩国人，能以中文写成如许情深的诗篇，弥足珍贵。许世旭身影魁伟，能写一首流丽的中文，也能讲一口漂亮的汉语，喜欢喝中国白干，唱中国小调，如果不说穿，谁也料不到他是如假包换的‘高丽棒子’”
据说许教授并没有感到受了侮辱，重庆文联主席吕进提到，许世旭曾说过：“哪有高丽棒子不喝酒的！”看来，“高丽棒子”是不是骂人，要看处于何种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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