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继增
他曾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等要职；他曾将国民党军的绝密作战计划发往延安，为我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他曾率领一万三千余国民党官兵起义，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就是后来被蒋介石称为“最大共谍”的郭汝瑰。
加入中共的黄埔毕业生
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1925年底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这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的革命气氛很浓。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任职，并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学说。郭汝瑰深受他们的影响，觉得共产党才是中国的中流砥柱。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4日，在军校的中共领导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帮助杨森出一兵一卒。”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给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使蓬勃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对党追求多年的愿望，也由此开始了“白皮红心”的传奇生涯。
与日寇血拼的著名战将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遂决定去日本学习军事。“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士兵学校留学的郭汝瑰等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毅然离开日本回国，郭被保送到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他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在陆大学习三年，郭汝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后经人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四十二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郭汝瑰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只剩下二千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成了全军著名的战将。不久，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陈诚任命郭为五十四军参谋长。
◆赴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时的郭汝瑰。
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那么到武汉会战时，郭汝瑰就以善于战役谋划使得陈诚另眼相看。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却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被提升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郭汝瑰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进入国民党上层的郭汝瑰，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目睹身受，他愈来愈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
为我军提供情报的作战厅长
郭汝瑰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所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及耳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景象，产生了与党恢复联系的强烈愿望，但一时苦无门径。
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正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只是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军阀刘湘抓捕，出狱后便杳如黄鹤。这次郭汝瑰一见是老友，忙将他拉到一个僻静之处，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只是说：“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即中共），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敲门声，来人正是任逖猷之弟任廉儒。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已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而没有亮明身份的任廉儒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并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郭汝瑰如约前往，谈了他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这次谈话后，任廉儒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此后，郭汝瑰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后，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军政部几经策划，拿出了一个《国军战斗序列》方案。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将”郭汝瑰却通过任廉儒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给了董必武。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情报，才为延安总部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以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1948年7月第二次担任此职），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这时，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当好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要他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当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与陈诚等人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立刻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整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破产。
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淮海战役前指。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
郭汝瑰在徐州陆军总参谋长任上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把打入敌人内部、已是国民党中将的秘密党员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正是郭汝瑰布下的这个“棋子”，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何基沣在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洞开，为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敲响了丧钟。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进入徐州城。
实际上郭汝瑰频频传递情报的举动，还是受到一些人的怀疑。
1947年莱芜战役国民党军惨败，当时从山东逃回的国民党军官就曾向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老牌特工邓文仪透露：“郭汝瑰是共谍，有通共行为。”邓文仪立即报告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杜聿明告诉顾祝同“郭汝瑰有匪谍嫌疑”，但顾不信。杜聿明开始处处留意郭汝瑰的行踪。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杜聿明曾当面大骂：“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杜聿明后来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郭小鬼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言行作风很像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呵斥道：“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
杜聿明的怀疑一直没有终止过，直到1959年大赦，他做了全国政协委员。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前去探望，他还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们是信仰不同。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蒋介石的同时，也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而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焚毁。这位古稀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郭汝瑰晚年曾说：“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率部起义的一代名谍
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会把失败责任归罪他人，决定主动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指示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郭汝瑰遵从党的指示，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郭汝瑰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请求任也能去四川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掌握部队。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立即奔赴四川。郭汝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来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蒋亲自召见了郭汝瑰。郭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点头称许。
◆1949年率部起义时的郭汝瑰。
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一带布防，以便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想不到郭汝瑰却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即1949年12月11日率七十二军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直接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起义通电一公布，已逃至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差点晕了过去，他捶胸顿足：“娘希匹，郭汝瑰，想不到他是一个最大的共谍。”美国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调郭汝瑰到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重庆北碚定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汝瑰被确定为副兵团级干部离休。此后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四川分会会长。
郭汝瑰曾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直到1980年4月，他73岁时才经中组部批准重新加入党组织，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他老骥伏枥，做了大量社会工作。1981年被评为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郭汝瑰以古稀之年，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出版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而台湾方面舆论哗然，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
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不幸与世长辞。这位90岁的老人，留下的不仅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也不仅是军人的骁勇和丰硕战功，还有他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华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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