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一个婴儿在马槽里降生，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事件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这是哲学家怀特海介绍伽利略和望远镜出现在“现代世界”舞台时所说的话。从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基督的出生代表着古代的终结，那么眼镜的诞生则标志着现代的开始。正如美国传媒学家波兹曼所说：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
从历史影响来说，眼镜的发明与“四大发明”几乎可以相提并论。但如果说眼镜是印刷的副产品，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奇，这就如同说显微镜和望远镜是眼镜的副产品一样不可思议。
最早的眼镜片是矫正远视的凸透镜，后来出现了矫正近视的凹透镜。眼镜制造业的兴旺，带动了玻璃光学技术的发展，随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凸透镜、凹透镜，以及多镜片组合的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而显微镜和望远镜又引发了医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等新学科的革命。甚至说，没有显微镜就没有微生物学，这一切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据说望远镜是荷兰眼镜制造商汉斯·利珀希发明的，时间是1608年。伽利略“把望远镜改良到能将物体放大1000倍，将此镜转向天空，他惊讶地发现一个新的星辰世界，比以往目录所列多10倍”。伽利略将他的发现写成《星界的报告》出版，人们惊呼“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宇宙”。
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技术是和理性、知识相关联的创造性行为。正如中国罗盘引发了大航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层出不穷的新工具或新机器催生了工业革命，而催生这些新工具新机器的却是看似不起眼的仪器——比如眼镜、放大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真空泵，甚至钟表。如果说眼镜（老花镜）大大延长了钟表匠的职业寿命，那么放大镜则使钟表的小型化成为可能，更加小巧的怀表和手表使时间得到彻底的解放。
在这些历史的细节中，如果说钟表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那么望远镜和显微镜则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维克多·雨果这样设问：“望远镜看不到的地方，显微镜却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哪一种视野更大呢？”
“新科学最后终于获胜，主要是因为它有了可以利用的仪器，其中望远镜和显微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迟在13世纪，也就是文艺复兴初期，许多新工具、新流程、新材料、新产品和新技术就不断地涌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技”；而且这些新事物的传播速度之快，就是与现代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以眼镜为例，其发明可以追溯到1270年左右英国圣方济会修士罗杰·培根的光学实验。当时眼镜仅是作为老年人阅读之用。眼镜于1290年传到法国，1310年就已经通过海路，传到远东的中国。孔尚任曾写诗称赞：
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墺。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
直到光绪年间，用玻璃制成的西洋眼镜仍属珍稀之物。有人写诗说，“玻璃眼镜最为高，作阔由来是富豪。”
玻璃是西方在物理领域超前于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技术之一。玻璃远不及玉石珍贵，但如果没有玻璃，钟表就无法在海上使用，也不会有温度计和放大镜；玻璃不仅催生了光学和现代化学，甚至说，没有玻璃就没有和现代科学。明清时代的中国拥有庞大的天文观象台，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玻璃透镜。仅仅从玻璃来说，古代中国就缺乏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中国虽然是瓷器大国，并有古老的琉璃技术，但却没有实用的玻璃。明清时期也有眼镜，但基本都是用水晶打磨而成的平光镜，价格不菲，一副眼镜与一匹良马同价，而且极其稀少，“或颁自内府，或购之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
正如“镜鉴”二字的偏旁所示，中国镜子一般都是金属制成，即磨光的铜镜；为了保证镜子的使用，须经常研磨抛光。因镜子稀缺，多数人甚至没见过自己的长相。事实上，直到100年前，玻璃镜子仍是少数富人的奢侈品；40年前，玻璃镜子是中国新娘最重要的嫁妆之一。至于玻璃被装上中国平民的窗户，不过是区区30多年前的事情；在此之前，最多是用白纸糊窗户。
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马戛尔尼来访时，带来了很多代表当时最新科技水平的礼物，如牛顿发明的反射望远镜，“其望远能力是前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得知望远镜（中国称“千里眼”）和透镜是玻璃而不是玉石制作后，乾隆很不屑地说：“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在马戛尔尼他们看来，这些鞑靼统治者如同一群沐猴而冠的野蛮人。
在圆明园，太监们在抢走水晶制作的大吊灯时，打碎了玻璃制作的派克透镜，这让随行的英国天文学家痛心疾首：“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没人知道了！”马戛尔尼曾因此感叹道：“除了被一个文明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次和平访问的失败为后来的通商战争埋下伏笔。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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