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未必知道，我们山东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是明朝邹平的孙氏家族。之所以称其“最显赫”，是因为这个家族不仅出过一个正宫皇后，而且出过一个掌握军权并位极人臣的实际宰相。
一、明宣德帝正宫皇后孙氏
据《明史•列传第一•后妃一》记载：“宣宗孝恭皇后孙氏，邹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县主簿也。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方十余岁，成祖命诚孝后育之。”此段记载告诉人们：明宣宗的孝恭皇后孙氏是邹平人。小时候就长得很漂亮。他的父亲孙忠，是永城县的主簿（知县的辅佐官）。诚孝皇后（明仁宗皇后张氏的谥号）的母亲彭城伯夫人是永城人，不时到宫中去，说孙忠有个贤惠的女儿，所以孙氏得以被选入宫中。孙氏入宫时年龄才十余岁，明成祖指派其儿媳、当时的太子妃也即后来明仁宗的皇后张氏养育她。
孙氏与封建社会的多数女性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大约生于明初建文年间（公元1400年左右），天顺六年九月（1462年11月）去世。幼年，她以聪慧和美貌，被当时住在其父亲任职地永城的太子妃母亲看中，带入宫中，与皇长孙朱瞻基青梅竹马，获得了未来皇位继承人的倾心垂爱。由于她禀性谦恭，不事张扬，以娇柔和谦让使朱瞻基对她的爱无以复加，朱瞻基初登极后，就在册立她为贵妃的情况下，不惜破坏祖制，给予她与皇后同样既授金册也赐金宝的荣耀（旧制，皇后有册有宝，贵妃有册无宝）。而当她为年过三十的皇帝生育了第一个皇子之后，宣德帝不仅迅即立其生育的儿子为太子，然后又不顾太后和元老重臣的反对，决计废黜原本无过错的胡皇后，而立其为后宫之尊。在她当皇后期间，明朝形成以宣德朝为主体的“仁宣之治”，其父母兄弟也因为她而蒙受了浩浩皇恩，——父亲孙忠不仅被封为会昌伯，还得以享受带着宣德皇帝专门赏赐的御制诗，由皇帝专门派御前太监护送还乡省亲的无上荣耀。其母董夫人则被“数召入宫，赐赍弗绝”。其兄孙继宗则被“授府军前卫指挥使，改锦衣卫”。
宣德皇帝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传位于只有七周岁的长子朱祁镇，孙氏成为太后。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这就为孙氏以女性之身在政治上发挥作为，提供了其他也曾位极后宫的女性所难以得到的基本环境。正统初年，她影响冲龄皇帝朱祁镇更改了仁宗时将京城迁回南京的成命，进一步修筑了北京宫殿并重新定都北京。后又在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明朝统治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以皇太后身份果断处置，择善而从，拒绝南逃，让庶子朱祁钰即皇帝位，坚守北京，挽狂澜于既倒。在景泰年间她作为“上圣皇太后”，任凭景泰帝废立太子，悉心保护好被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和被废的小太子朱见深，维护明朝政治相对稳定之大局，静观时势之变，而后又在子嗣夭折的景泰帝病危之际，果断支持“夺门之变”，让成年的太上皇朱祁镇重新复位，避免了帝位再次虚悬可能引起的纷争。在天顺年间，她以丰富的政治经验，指导皇帝朱祁镇逐步清理了在“夺门”这种非常权力交接中形成的权臣势力，使朝政回归当时封建制度所允许的正途，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稳定。晚年，她深喑月满则盈的道理，约束族人不得贪爵逐利，避免了家族为势所害陡盛陡衰，并在客观上节制了外戚专权。她做太后之初，就曾影响小皇帝下诏禁止诸王妃嫔殉葬，为废除流传一千多年的残酷的宫人殉葬制度开了先例。
总之，孙氏在皇宫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六朝，作为宣德朝的皇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皇太后和成化朝皇帝的主要抚育人，对宣德以来尤其是“土木堡之变”之后的明朝朝政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迁延至其身后的成化一朝。她一人开了中国封建王朝贵妃有册也有宝（金印）和在世太后被上“徽号”两个先例。她去世后，被上十五字尊谥“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与宣德皇帝合葬于北京十三陵中的景陵，并得享“祔太庙”的崇高待遇，可谓极尽尊荣。
应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孙皇后这样经历的女性历史人物的确不多。她的历史作用和贡献，比人们熟知的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等不仅毫不逊色，甚至在有些方面非她们所能及。
然而，邹平的这位孙皇后如今很少为人所知，主要原因是封建正史上对她有一些虚妄不实的诋毁性记载，说她“阴夺宫人子为己子”，以不正当手段夺得皇后地位。但根据当时宣德皇帝是年近三十尚无子嗣，宫中上下、朝廷内外都关注谁会生育第一个皇子；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并一力庇护在位皇后胡氏的皇太后张氏依然健在等情况分析，可判断孙氏佯装自己怀孕而控制真怀孕的宫女偷梁换柱的做法，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而从当时已毫无疑问地获得皇帝专宠、并曾生育有一个女儿（常德公主）的孙氏自身来说，也断不会置将来可能亲生的儿子前途于不顾出此下策。相信这一推证，将来可通过发掘北京十三陵中的景陵和裕陵，对孙皇后和明英宗朱祁镇的DNA进行比对而得到验证。综合种种分析，孙氏阴夺宫人之子的故事，应是后人别有用心捏造的谎言。因此，对孙皇后，应该通过缜密的历史研究重新作出评价。
二、成化朝的实际宰相孙继宗
邹平孙氏的显赫，得益于孙皇后。且不说孙皇后之父孙忠在景泰三年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后被追赠会昌侯，谥康靖，后又在英宗天顺年间被加赠太傅、安国公，改谥恭宪，成化十五年再赠太师、左柱国，其兄弟族人获得官爵者也很多，其中尤以其兄孙继宗为著。
但根据《明史》记载，孙氏一门举族显赫，是在著名的“夺门之变”之后。如今对明朝前期的这场重大事变，史家笔下多记载为以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和都督张輗、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但仔细研读历史，却能发现起主要作用的是孙氏一门。因为《明史》中不仅有“石亨等谋夺门，先密白太后，许之”的记载，而且有孙继宗“天顺改元，以夺门功，进侯，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袭侯爵；诸弟官都指挥佥事者，俱改锦衣卫”的记载，另外还记载了孙继宗“臣与弟显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三人预夺门功，乞加恩命”的请辞和英宗朱祁镇与大臣李贤的一段对话，其中描述了“孙氏一门，长封侯，次皆显秩，子孙二十余人悉得官”的事实。这些记载似可从侧面反映出孙氏家族在“夺门之变”中贡献和作用。
当然，在读《明史》这些记载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注意描述孙太后态度的一段话——“不知初官其子弟时，请于太后，数请始允，且不怿者累日，曰：‘何功于国，滥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说明当时孙氏族人的擢升，非但不是太后孙氏主动所为，而且曾受到其某种抑制。由此可推想孙继宗在日后尽管位高权重，但未使朝政出现“外戚专权”的某些因果。
根据《明史》记载，天顺五年，在平定了曹钦的反叛之后，孙继宗又得以“进太保”。当时孙太后还在世，孙继宗“寻以疾奏解兵柄，辞太保，不允”。
孙太后和明英宗朱祁镇相继于天顺六年九月、八年正月去世后，英宗之子亦即孙太后之孙宪宗朱见深即位，改元“成化”，作为皇舅爷的孙氏之兄孙继宗依然倍受恩宠并一再得到擢升。《明史》在《外戚传》中是这样这样记载的：“宪宗嗣位，命继宗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再核夺门功，惟继宗侯如故。乞休，优诏不许。三年八月，《实录》成，加太傅。十年，兵科给事中章镒疏言：‘继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宠，亟宜罢退，以全终始。’于是继宗上疏恳辞，帝优诏许解营务，仍莅后府事，知经筵，预议大政。复辞，帝不许，免其奏事承旨。……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赠郯国公，谥荣襄。再传至曾孙杲，详《世表》中。”
值得指出的是其中说的孙继宗被委以“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之重任，并且“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说明孙继宗实际上担当了“宰相”的大任，而且是历史上少有的长期执掌兵权的“宰相”。而“再核夺门功，惟继宗侯如故”，则进一步说明了孙氏一门在“夺门之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孙继宗的继续被重用，以及其在成化十五年去世后不仅自身被追赠，而且连自己早已过世的父亲也再获追赠，也可有力地质疑英宗皇后钱氏在婆母孙太后去世后散布的关于英宗朱祁镇非孙氏亲生的说法，如果朱见深认为孙氏并非自己的亲祖母，继续重用其舅爷、追赠其先人显然不符合常理。
我们山东在历史上没出过皇帝，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曾真正说了算的人，孙皇后大概是唯一的，而孙皇后之兄孙继宗，则是历史上很少的以执掌兵权的武将身份为首“预议大政”的实际宰相。因此，邹平孙氏家族作为我们山东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值得史学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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