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海报
“导演，您姓万玛，还是姓万？”
“我没有姓氏，藏族人都没有姓氏，我们只有名字而已。”当我采访这位少数民族神坛级的导演时，开篇是这样的一段对话。
一直以来，其他民族的人对藏人的了解，近乎只局限于那里的神圣：布达拉宫的宏伟、四季飘动的经幡、寺庙中密布的转经筒、去拉萨朝圣的长跪不起的僧徒、还有那里澄净的蓝天。
但除此之外，我们对那片土地、那里的人和文化，知之甚少。
在万玛才旦导演的新片《气球》上映之际，钛媒体和他聊了聊影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一直致力于传递的文化。万玛才旦，是在这个文化不断更迭、价值观激烈地瓦解和重塑的时代里，藏文化坚定地守卫者。
电影《气球》背后
《气球》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藏区。在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之下，主人公达杰和卓嘎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再生意味着进一步罚款和过重的经济负担。一次，卓嘎一如往常去诊所要避孕套，拿回家后被自己的孩子们偷走了当气球吹，导致其后来意外怀孕。
卓嘎想要打胎。然而，家中的爷爷刚刚过世不久，上师预测卓嘎怀的是爷爷的转世，因此丈夫达杰坚决不同意卓嘎引产，二人起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影片故事看起来构思精巧，一切似乎像是作者从情节出发来创作的。
然而，作为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剧本的创作者和电影的导演，万玛才旦告诉钛媒体，《气球》诞生的缘起，其实仅仅是一个意象。
有一年秋冬时节，万玛才旦去民族大学时经过中关村，突然就看到了一只气球在风中飘。那一刻，他忽然就被意象吸引，然后就想做一部跟红气球意象有关的电影。
于是，从红气球开始的思绪很快弥漫生长。“我一开始想到的是结尾，慢慢有了这个故事，后来就把它写成了剧本。”导演回忆。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剧本没能立项通过，而对于无法拍成电影的剧本，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万玛才旦就把《气球》又改编成了小说，发表在杂志上，让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和传播。
后来，当电影拍摄重新又有了契机，万玛才旦便将一万字的小说再次扩充成三四万字的成熟剧本。“最大的挑战是题材的敏感性，所以在讲故事的要点和台词上，我都做了斟酌。”万玛才旦表示。
电影《气球》剧照
这一次，导演加上了卓嘎的妹妹——尼姑这条辅线，丰富了女主卓嘎的形象，成为其另一种命运的隐喻性描写。这就使今天的电影《气球》的文本经历了剧本、小说再到剧本的辗转打磨过程。
从早年万玛才旦导演的藏地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塔洛》《老狗》中，受众就可以感受到那种藏文化村落地区与汉藏混居的城市之间新旧文化的冲突带来的张力。
而因为《气球》比起藏地故乡三部曲有着更多现实主义的意味，这种源自藏文化深处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这个故事是建立在女性生育的基础上，如果生的话，它就有现实的压力；不生的话，就有信仰层面的压力。”万玛才旦这样表达电影要传递的信息。在这样一个女性主义题材的浓缩故事中，宗教的传统意识与当下生活面临的现实之间的对抗达到了一个顶点，就此引发人无限的思考。
近些年，我国的女性主义话题和影视剧都掀起了一拨又一拨浪潮。但在被问及《气球》是否刻意要做一个与藏族女性相关的话题时，导演的回答是否定的。
对于兼具作家、导演、编剧三重身份的万玛才旦来说，他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作品，更多的是来自于偶发的灵感。
“《气球》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命题作文，我一般也不做命题作文，只是那只红色气球的意象一旦跟藏地产生关联，刚好就让我想到了女性，然后就有了故事。”
藏文化的守卫者
从电影《气球》延展开来，万玛才旦又和钛媒体聊起了他一直以来在拍摄电影中秉承着的文化理念。
从藏地故乡三部曲，到《撞死了一只羊》，当你去看万玛才旦导演的每一部电影，从中都能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乡村里孤独的藏地老人，思想传统、不愿剪掉长辫的藏人；装扮愈发汉化、想要进城的藏族年轻人，对电视、收音机等新科技充满好奇的小喇嘛……
这些意象，代表着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它或许是汉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藏文化一定程度的收编，或许是当代新科技对于传统宗教信仰的叩问，亦或许是藏族的几代人在城乡的去留之间的抉择。
对于出生于相对隔绝的青海藏区、又去甘肃读书、后来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万玛才旦导演来说，或许正是那种背井离乡的求学背景，那种曾经在城市中格格不入的生活，使之对原乡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一直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导演万玛才旦
然而，现实的轨迹从来不会逆流而行。对于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脚步对藏文化的冲击，万玛才旦的现实观点是明确的“无奈”二字。
这种无奈感也偶尔流露在他作品的情绪中。比如《老狗》中，守护藏獒的老人最终杀掉老狗的激烈表现，是老一辈人维护文化尊严的一种方式，也是万玛才旦内心一种力挽狂澜的态度。
但他也告诉钛媒体，在电影中，他更多只是客观地呈现文化变迁中的不同群体：《静静的嘛呢石》里孩子乐于接受新科技，《寻找智美更登》中新旧两派人之间碰撞强烈，《塔洛》中城里与乡里的年轻人交往时对于文化弃留的不同观点……
作为藏文化的守卫者，感性的万玛才旦虽然因传统文化必将流逝而感到落寞，但他又是超然而理性的：“我几乎不会站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给镜头下的人物安排一个宿命。人物一旦成型了，就会跟着她自己的命运去走。就像在《气球》里，最终女主有没有出家，我并没有给出答案，那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在这个文化不断更迭、价值观激烈地瓦解和重塑的时代里，比起观点本身，或许不同内容的呈现给人带来的思考更为重要吧。
在各种新旧文化的碰撞之间，万玛才旦又告诉钛媒体，“慈悲为怀”是藏文化中他最想要传递的精神。
信仰，是这位藏地导演的诸多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灵魂线索。“许多人会问我，我的电影里为什么都会涉及信仰，因为信仰是藏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所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和信仰有关，包括佛教中的生死观，也包括慈悲为怀。”
无论是《气球》中涉及的轮回概念，还是《寻找智美更登》中提及的关于智美更登的宗教故事，都串起了“不杀生”、“将爱施予他人”的信仰理念。
“藏地文化、佛教文化的核心是慈悲为怀、爱施舍，这是我希望一直能够传承下去的一种精神；所以，我就会在电影中找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智美更登，通过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来传递藏文化中最珍贵的东西。”
《智美更登》，是著名传统藏戏，取自佛经故事。它讲述的是智美更登王子被想要篡位的奸臣诬陷，被国王流放后，一路无条件献出自己的双眼、子女给其他需要的百姓，最终重获国王信任的故事。
万玛才旦之所以要去反映这样的故事主题，是因为那种纯粹的施予文化在当下正在不断地瓦解。
《寻找智美更登》中，年轻人表现出的对这出藏戏的不屑，正是传统文化陷入危机的写照；在这部电影里，当另一位农人把自己的妻子施予给一位残疾人时，首先征询了妻子的同意，这就从象征意义上看出当下的这种施予不再是无条件的付出。
当然，导演也意识到，所有关于爱与给予的文化，可能原本也存在着局限性。智美更登献出双眼后失明、献出孩子后剥夺了自己夫妻二人与子女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或许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一种过度奉献文化。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这些观点可能也需要一些扬弃，人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自己去感受。”万玛才旦表示。
揭开藏地缥缈面纱的人
以前从未去过西藏的我，在看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之前，对于那片佛教的圣地是崇敬而陌生的。
而当这位熟稔的藏地导演一次又一次深入藏区，把这里最平凡的故事讲得这样精彩，藏地生活真实的一面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万玛才旦导演也感慨，从他拍处女座《静静的嘛呢石》至今，整个藏文化电影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大家对藏地电影的认知度变了，我觉得对于藏人的很多误解有了一定的消解，可能从一种缥缈走向了现实，知道了藏区的牧民作为人是怎么生活的。”万玛才旦谈到。
万玛才旦导演接受采访时
在西藏和青海的藏文化区，除了有僧侣诵经的、朝圣的庄严场面，还有小喇嘛嬉戏、争抢着电视看《西游记》的欢快情景；不仅有传统的藏族男子坚持蓄发、抽老式烟、收留无人蓄养的羊羔，也有在KTV里抽新型女士烟、爱唱汉文歌的城里藏族女孩；还有唱着rap的藏族歌手、和一心只想进城的乡村藏民……
这才是多个截面下藏人的全部生活。让其他民族的观众看到藏民的另一幅生活图景，也是万玛才旦一直拍摄电影的动力。
尽管万玛才旦导演的藏地电影在文艺界和电影资深爱好者中一直享有盛誉，在全球更是斩获过多项大奖，但不同于商业片，他的电影在院线的票房收益始终不高。
当被问及未来是否会考虑拓宽自己影片的受众时，这位一心做传统藏文化内容的导演告诉钛媒体，他不会刻意地去迎合观众和市场，就像《撞死了一只羊》这样魔幻主义的文艺片只适合走艺联来放映一样。
“有些电影会指向一个固定的群体，这才是比较精准的投放。”万玛才旦提到。
但作为导演，他当然也希望电影被更多人看到。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万玛才旦也表示，他会在不影响故事的情况下，去做更多的尝试。
“如今的藏区群体之间的语言结构本来就发生了变化，会有很多外来词汇的介入。所以，我以后也可能会在藏语之外，在电影中加入更多普通话，甚至英文。这样，语言的丰富就会使受众面狭窄的局面稍微打开一点。”
不过，除此之外，万玛才旦对于藏地电影市场本身的扩展也充满信心：
“随着这两年藏语电影逐渐成熟，全国、甚至全球的观众对于藏族题材电影质量的偏见应该也会被削弱，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吸引更多的观众。”
万玛才旦希望有一天，大家逐渐会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打破心中曾经的藏地电影艺术的天花板，认可藏语电影在市场上应有的地位。（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陶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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