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漫长的19世纪”画上了句号,使1914年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长远来看,俄国革命爆发、《凡尔赛条约》签订、纳粹主义崛起、冷战格局形成……20世纪的诸多重大事件都肇始于此。本书立足新的文献资料,回望那个充满不安的年代,揭示了当时的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撕裂和瓦解。

作者保罗·哈姆从不同国家的角度出发,客观、全面地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故事,从外交活动中的纵横捭阖到西线战场上的血火硝烟,从上层阶级的尔虞我诈到普通民众的苦难哀愁,本书试图回答20世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1914何以成为“世界终结之年”。

你为什么要做好读书的准备(大战是集体犯蠢和麻木不仁的一次实践)(1)

《1914:世界终结之年》

[澳大利亚] 保罗·哈姆 著

杨 楠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大量追求惊险刺激的书籍和电影以这种方式解读这场战争。伴随着对皇室成员的谋杀,世界走向了战争。毫无疑问,斐迪南之死引发了加速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但它并不是一个原因,甚至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加速了已经开动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无论如何最终都会酿成战争——除非当权者采取不同的行动,即寻求调停、互相谅解,并尝试维持和平的外交艺术。普林西普扣动扳机之时,实际导致了这场战争的所有力量早已就位。大公之死对已经做好了侵略准备的各国起到了催化作用。其他任何火花都可能点燃战争:英俄海军会谈、另一艘德国炮舰、俄国的动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处于权力地位之人像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书名所示,是在向着战争梦游。他们的行为与沉睡八竿子打不着。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领导人是完全清醒、感觉灵敏的决策者,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他们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有些人是心甘情愿地参战(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还有些人是在战争看似不可避免时自以为是、听天由命般地接受了它(法国、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政客和军事指挥官们在这一年集体制造了一场战争,而这一年的开始却比之前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和平。1914年年初,海军竞赛已经结束;英国和德国又开始商谈;巴尔干战争已经结束,塞尔维亚得到了满足;巴尔干地区似乎比以往更加和平;俄国和德国的经济欣欣向荣。

然而,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后来却声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或达尔文注定的”“必然的”——仿佛这场悲剧像可怕的事故一样呈现在他们眼前了,他们都无力避免。他们竟敢把战争归咎于他们无力阻挠的迷信、无形的力量。他们说这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是受了神的指示,要不然就是奥林匹斯诸神干预凡人事务的结果。劳合·乔治称,“命运之锤”将世界带向了战争,在他看来,“各国都从边缘滑进了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丘吉尔称,“强烈的磁反应”将各国“像星体一样”吸引到一起。格雷伯爵声称,“没有任何人类个体能够阻止这场战争”,他常常“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通过先见之明或智慧来阻止这场战争”,这让他“饱受煎熬”。德国和俄国的领导人也同样说服了自己,是命运或天意,甚至是1914年7月那种怪异的动荡氛围导致了这场战争——在某个恶灵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地震、龙卷风什么的席卷了整个欧洲,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阻止它。

抑或是他们受制于战争计划、时间表——自己所做的准备工作把自己变成了无能为力的囚徒。施里芬的大计仿佛神圣卷轴,似乎对德国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影响,好像有某种预言之力深嵌在它的纸张中,迫使普鲁士指挥官们去执行它一样。人们似乎忘记了,将令人痛恨的大战强加给这个世界的,是各国政府,而不是先知或神灵。而且,他们几乎没有齐心协力去阻止它:在匆忙开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留出调解的机会。还有其他很多机会可以悬崖勒马。贝特曼—霍尔韦格、萨宗诺夫、毛奇和贝希托尔德本可以松口,或者同意格雷的调停尝试。相反,在这些“侏儒”(休·斯特罗恩如此形容当时的负责人)手中,这颗星球却向着战争猛冲过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每个主要国家都对这场战争负有一部分责任。如果一定要分摊责任的话,那么按照责任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应该是德国、奥匈帝国、俄国、英国和法国。德国精心策划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并蓄意促成了把俄国吸引过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俄国极其不负责任的动员决定则确保它很快就将与德国交战。不过德国的过错似乎并不像弗里茨·费舍尔所控诉的那样严重,他的控诉使战后的所有人都相信柏林负有全部战争罪责。他把战争归咎于德国通过武力征服并占有整个欧洲的野心。然而,那是德国在宣战之后的战争目标。在那之前,德国的战争目标大不相同,其中并不包括欧洲霸权,正如尼尔·弗格森令人信服地论证过的那样。“德皇真的是拿破仑吗?”鉴于缺乏证据,他给出答案似乎非常公允:不是,或者说在宣战之前不是。

世界政策要求为德国的殖民野心行方便;它并没有规定要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来实现这些野心。德国的文官政客,或者说大多数德国人民,也都并不急于参加一场欧洲战争。作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施里芬计划无疑让军队感到满意,一定也有许多普鲁士指挥官对战斗摩拳擦掌,少数死硬派泛德意志主义者(诸如伯恩哈迪)亦然。然而费舍尔认为,早在1912年12月德皇的“军事会议”上,德国就已经在寻求一场欧洲的征服战争了。这次会议的主要决定是发起一场新闻宣传运动,让民众为战争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人们对1914年9月的计划大书特书,在该计划中,柏林也确实概述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计划,但该计划是在宣战之后才成型的。到了那时,世界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交战国是在背水一战:要么征服敌人,要么面对灭国。

简而言之,大战是集体犯蠢和麻木不仁的一次实践,可以避免,也没有必要,发起者则是有严重缺陷、情商很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适合统治,也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却是为统治而生的,他们将世界视为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在这片丛林中,不知为何,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以及他们的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注定要痛击对方,直到“适者”胜出。

或许在那些泪流满面地回首战争、视其为一场大悲剧的军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好战政客们组成的“假哭队”中,有一种体面的虚伪。那些最该为驱使世界参战负责的人,怂恿年轻人穿上军装、并为他们那“美好的战争”感到愉悦的人,后来却在仪式和周年纪念日上浮夸地哀悼受害者,这可真是咄咄怪事。如果这些“还能变老”之人的眼泪和垂首是真诚的,那么下次当他们的政府强迫新一代人去打一场不义之战时,他们理所当然会提出抗议,而不是召集他们的人民拿起武器。年轻人不假思索的反应情有可原:战争是一种冒险;战争造就英雄。政客对这种反应的利用就非常不负责任了,从最广义上讲,这是犯罪。大战和政府发起的对欧洲青年的大规模杀戮,区别只在于法律解释。至少温斯顿·丘吉尔还能坦承自己乐在其中。

最终,这场战争结束了生命,摧毁了思想,粉碎了家庭的幸福,并引出了一个流血更多的世纪。它终结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撕裂了希望、梦想和感情。男男女女都被麻木无情的日常屠杀所改变。随着杀戮愈演愈烈,并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人们适应了它,在它的作用下变得残暴。起初,一些人对如此的损耗和恐怖感到悲伤和愤怒。然而,骇人的杀戮和伤亡名单很快就产生了麻痹效果。还有许多人根本想象不到马恩河或索姆河的实际情况,在战争年代感到很满足,甚至是幸福。妇女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民众与危险如此接近,也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刺激。

——摘自《1914:世界终结之年》,译林出版社出版

作者:[澳大利亚] 保罗·哈姆

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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