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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是当时的一种流行术语，指的是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分别与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这种状况，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5年前没有发生过直接联系。
他们在投靠蒋介石前，分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张属奉系，杨属冯（玉祥)系；附蒋后，张先后活动于东北、华北和鄂豫皖地区，杨则在河南、西北（主要是陕西）地区活动。
1935年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进驻陕甘后，起初与杨虎城的关系并不融洽，相互间还发生一些误解和隔阂。张来西北前，杨虎城身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是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曾想染指整个西北地区、当“西北王”。
张到西安后，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而杨在军事上要受张的节制，进一步扩大地盘已不可能。这样，杨当“西北王”的想法遂成泡影。
张率东北军入陕本来是奉蒋命“剿共”，但有人担心他们是乘机抢夺地盘，因此西安当时有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传言，对此长期统治陕西的杨虎城不能不存有戒心。
蒋系特务也有意制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矛盾，他们散布谣言，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就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当时东北军的人数是十七路军的几倍，武器也比十七路军精良，十七路军中有些人确实担心东北军将对十七路军采取不利行动，并常向杨虎城作此类报告。
双方部队间那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东北军西调后，大批家属跟随西迁，为争住房与十七路军时起冲突；双方少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为看戏占座位甚至在街上争路，也经常打架，有时几乎演成互相开枪的地步。双方一些人确实有恶感。至于张、杨各自暗中联络共产党，与红军秘密签订停战抗日协议事，更是互存戒心，守口如瓶。
总之，在当时红军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消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误解与隔阂，增进这两支部队间的了解与团结，成了当时在西北地区形成“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局面的关键。
2、张学良与杨虎城改善关系的契机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都有抗日要求，且已分别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默契，因此他们都有改善两军关系的愿望，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
杨虎城于1936年2月在西安绥靖公署内设立交际处，任命申伯纯为处长，规定这个处的主要任务是对东北军中上级军官做联络工作。张学良为缓解两军间矛盾，曾先后派黎天才、张替华等去向杨虎城作解释，说明东北军是“奉蒋委员长之命到西北来，是专为剿共的，绝没有任何争权夺利的存心”。
但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关系的根本改善、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融洽，是高崇民到西安后促成的。
高崇民(1891一1971)，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回国后在北京、东北等地工作。1928年参加发起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等爱国团体。“九一八”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他在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和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的帮助下去西安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胡愈之回忆说，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在上海被判刑关押后，引起东北各界人士的关注，许多东北军上层人物专程到上海探望。
杜重远邀请胡愈之和他一起，利用这个机会对来访的东北军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东北军站到抗日反蒋一边来。他们的工作收到了成效。
张学良由随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与杜重远对他的工作有关；高崇民的西安之行，也是杜重远、胡愈之等促成的。
胡愈之回忆说：
当高崇民从北京专程来上海看望杜重远时，杜重远“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张学良的亲信，过去曾经是东北国民党的负责人之一。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为人心直口快，希望我在外面约他谈谈，如能争取他向张学良进行工作，就更好了。”
胡愈之除在杜重远所在监狱与高崇民谈话外，又约他：
“在上海一家菜馆畅谈过两次或三次。开始时高谈了一套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还很不理解。我也对他说了一套大道理。过了几天，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的朋友。”
高崇民在上海还与阎宝航、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进行了多次密谈，“他们都主张高去西安，通过他和张学良的关系，要东北军不要随蒋打内战，要联共抗日。”
高崇民在上海与孙达生相约同去西北，高从事公开活动，孙进行秘密活动，促进“三位一体”的实现。高崇民1935年9月离开上海，经天津回到北平，经与陈先舟、王梓木等商谈后，同年11月前往西安。
高崇民到西安时，适值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高乃通过杜斌丞转交了杜重远写给杨虎城的亲笔信，高和杨由此相识。
待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后，高向他陈述红军不可“剿”也绝对“剿”不了的道理，进而指出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乃是一种阴谋，企图使东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两败俱伤，蒋好坐收渔人之利。当时张学良表面上虽未接受高的说法，但内心颇为满意，把东北军进驻陕甘后与十七路军之间产生的一些误解和问题告诉了高，请他从中调解，以使两军精诚团结，共图大业。
3、穿梭在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人高崇民接受解除两军误会的使命后，代表张学良再次面见杨虎城。
根据张的指示，高披肝沥胆，说明张的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的意图。高崇民态度诚恳，言谈爽直，杨大为感动。当日，杨留高吃午餐，请其夫人谢葆贞作陪，三人围一火锅，边吃边谈，尽欢而散。此后，高便留在西安，从事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共抗日的宣传活动。
经过高崇民等人工作，张学良更注意增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
他对主张以陕甘地区为东北军抗日根据地的孙达生说：
“咱们东北人流亡也要有骨气，不抢人家的饭碗，不占人家地盘，我们要抗日，随时可走，拍拍屁股尘土不沾，怎么能以陕甘为根据地呢？”
孙达生在向张解释了以陕西作为东北军抗日后方的理由后，向张表示杨虎城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把杨的历史，杨与蒋介石的矛盾、杨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他和高崇民与杨虎城来往大致情况向张作了报告。
张听后向孙达生说，你们可以和杨继续来往。他还指定应德田、栗又文、孙铭九也参与这项工作。杨虎城方面也指定申伯纯、金闽生（十七路军宪兵营长)、王菊人、蒲子政（此二人均为杨的秘书）四人负责联络东北军。双方上述人员开过几次联络会，座谈对时局的看法和研究双方联合抗日等问题。
总之，经过张学良、杨虎城和双方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一些误解逐步消除，两军的团结日益增强。到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局面开始形成，这就为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可能。
4、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深知东北军中具有进步思想的干部不多，不适应联共抗日的需要。他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就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中共方面多派些干部帮助他。周恩来建议他采取措施，自己培养，并说这是把旧军队改造成抗日军队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在征得杨虎城同意后，张学良于1936年6月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创办军官训练团。名义上仿效蒋介石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进行整军“剿共”，实际上是为抗日作准备。培训对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连长以上、团长以下干部。这是张、杨联合进行抗日准备的第一个措施。
王曲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后由黄显声接替）。
王曲军官训练团从6月创办到当年10月底被蒋介石勒令停止，共办了四期，每期一个月。
第一期是干部班，学员一百零八人，是经过张学良、刘澜波、应德田、孙铭九等人选定的，其中有西北“总部”的处长、科长、参谋、秘书，也有部队中的师长、正副团长、营长等，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军官，准备作为日后培训干部的骨干。筹备期间，两广事件爆发，第一期便抓紧于6月15日正式开学。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并协助张、杨办好这个训练团。事先当张学良征询刘鼎关于举办训练团意见时，刘鼎建议训练团应以政治为主，军事技术为辅，即以抗日救国为中心。
在政治方面，学习什么是帝国主义、外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其中包括辛亥革命、黄埔军校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军事方面，着重学习部队管理，官兵平等，严格纪律以及游击战术。
张学良接受这些建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对训练团十分重视，派刘澜波、贾陶、栗又文、解方参加训练团，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事先，刘澜波向这几名党员介绍了党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进展情况，共同分析了东北军内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并研究了共产党员如何在训练团开展工作。训练团开学后，刘澜波等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广泛接触受训军官，通过讲课、交朋友、个别座谈、讨论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解释联共抗日的道理，并开展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这些亡省亡家的热血青年奋起抗敌，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十分重视这个军官训练团。训练团开学时，他于6月10日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他返回西安后，立即住到训练团附近的太师洞，和学员们一起生活，有时一起讨论问题，听取汇报。他和杨虎城都亲自给训练团讲课。
6月22为适应抗日要求，东北军必须改造，“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
他满怀深情地对训练团人员说：
“你们认为我的路对，请你们坚决地随我来！你们发觉我的决心动摇，请你们把我打死！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地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
张学良在讲演中从分析中日战争的性质和日本所处不利条件入手，断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关于战争性质，张学良说：
“古人说过：‘两军作战哀者胜’。所谓哀者，是处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地位，情绪自然是悲壮激烈。我们对日作战，我们是哀者，哀者便有几分胜利的可能”。
这篇讲演，不失为张学良的抗日纲领。它系统阐述了抗日的理论和具体主张，第一次向其部属讲明了自己的抗日立场和决心，并把他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公诸于世；蒋主张“安内攘外”，他主张“攘外安内”。这个分歧的发展和激化，导致了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
王曲军官训练团冲破蒋介石禁令，公开谈论抗日，但还不能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达到了预期目的，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对东北军、十七路军革除旧的腐朽风气，提高政治素质起到了促进作用；为张、杨培养了抗日骨干，促使东北军、十七路军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为建立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5、抗日同志会张学良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后，7月末又开始筹建抗日同志会。
抗日同志会，是东北军中以张学良为核心的左派组织（包括一部分中间偏左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其宗旨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以达到报仇雪耻、收复东北失地进而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的目的。
开始参加筹建抗日同志会的人很少，除张学良本人外，还有他联共抗日的得力助手、东北军少壮派著名人物应德田、孙铭九。
张学良对他俩阐述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必要性，他说：
在当前形势下，建立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
应、孙同意张的意见。于是，他们三人在张学良事先准备好的抗日同志会签名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于1936年9月初。这时参加创建者共有15人，其中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勃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陶等。
从成立到西安事变，陆续参加的会员共有70多人。
除上面提到的10余人外，还有：
将级干部师旅长和总部职员黄显生、董英斌、常恩多、霍守义、刘启文、刘桂五、张政枋、吴克仁、赵毅、高福源、唐君尧等；校级干部团营长和总部职员吕正操、万毅、解方、陈大章、乌庆麟、赵龙韬、唐述吉、康鸿泰（即康博缨）、张学文、顾惠全、周银、关思润、杨心梅、印永法、文英奇、鲍文樾、荣东阁、支道山、陈再厉、黄冠南、王甲昌、燕庚奇等；尉级干部连排长和总部职员荣敬庵、林士权、孙国任、高光玉（即高扬）、苏庆伟、商亚东、于唯哲、贾风林、张哲、华国璋、魏治国、孙聚魁、朱云龙等。
此外，东北抗日宿将马占山、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金锡九，东北中学校长孙一民，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马绍周等也先后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抗日同志会在7月筹建时，就决定由张学良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9月正式成立时，增选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11月间，张学良拟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勃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正式宣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新会员入会，要举行宣誓仪式，张学良亲自主持并讲话。
入会誓词是：
“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此誓。”
还在酝酿建立抗日同志会时，应德田、孙铭九曾找刘澜波、苗勃然共同商量。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支持这个组织，规定党员参加这个组织要经过东工委批准，先后有11名共产党员成为抗日同志会会员。
6、学兵队1936年9月创建的东北军学兵队，是张学良接受宋黎、刘澜波的建议，为培养干部、改造部队而设立的。
1936年3、4月间，宋黎以张学良秘书身份在六十七军的几个师和第一○五师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深感这些部队的营、连级军官是薄弱环节，不仅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远远不能适应联共抗日需要。
为此，他向张学良和王以哲提出创办陆军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建议。6月初，宋黎在西安向刘澜波汇报他向张学良提出的上述建议，刘澜波赞同他的建议，指示宋黎直接给张学良写信再次提出这个建议。
7月初，张学良找宋黎面商此事，宋黎提出创办1000人规模的军官学校的设想，张说：
军事学校由国家统一办，南京绝对不会同意东北军办军事学校。宋又提出，为了让南京说不出话来，可办个学兵队。张学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说：“学生们学当兵总可以吧！”
关于学生来源，宋黎建议从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张补充说最好挑选家乡子弟，学兵队最好都是东北人。
张学良决定以他的卫队二营名义，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筹建学兵队，责成宋黎、参秘室主任应德田和参谋孙铭九负责筹办。
刘澜波向中共北方局汇报此事后，北方局给予大力支持。
派来共产党员孔祥桢、魏文伯、徐仲航等到西安任学兵队教官。
苗勃然从西安二中调来李梦龄、张寒辉任学兵队政治教官。北平地下党先后秘密介绍三批抗日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和少数共产党员来西安参加学兵队训练。
第一批110余人，由赵天野带队，8月下旬由北平乘三节闷罐车到西安。其中有共产党员高翔（郭峰）、任志远、侯晓岚、李震（谢克东）、刘景希（谷牧）、王克奎（乔晓光）等。
第二批有100余人，仍由赵天野带队，于10月下旬到西安。这批学员中的共产党员有吴山、张勉、李正南、袁直心（袁心纯）等。
11月间，关时润、吴锋去北平招收第三批学员，招收到200余人。还没联系好火车，西安事变就爆发了。其中只有少数人后来到西安参加学兵队。
第一、二批学员分别编为第一、第二连。第三连组建于西安事变前不久，约60余人，分别来自广东、上海、河南、山西、武汉、西安等地，其中共产党员有赵秋苇（罗立斌）、何天鹏、王盾（王志清)、吴振刚、安志文等。
三个连及队部总数约370人。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在这个国耻日，学兵队正式举行开学典礼。会场设在西安城里东南角一块空地上，主席台上悬挂着一幅特制的象征白山黑水形状的旗帜，气氛庄严肃穆。
刘澜波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东北军流亡关内已经五年，不应忘记我们的家乡，还有3000万父老兄弟姊妹正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他说，目前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最后，他勉励同学们要本着抗日救国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本领，为还我河山，光复故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刘澜波慷慨激昂的讲话，激起与会者共鸣，开学典礼变成抗日救亡动员大会。应德田、孙铭九、苗勃然、宋黎也参加了开学典礼。
西安事变爆发后，学兵队改组为东北军政治大学，学员们被分配到各部队中去做宣传工作。
学兵队存在时间虽不长，但由于它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为东北军培养了一支新的进步力量，其中许多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做出了应有贡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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