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诗人杜甫，大家脑海中会出现一个皱着眉头、沉着内敛的老者形象。若是我说杜甫狂傲，你多半是不信的。别着急反驳我的观点，请往下读吧。
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处于唐朝的全盛时期——开元盛世。而我们知道盛唐诗坛上以李白为代表刮起了一阵清新爽朗的刚健之风：他们善于表现自我，热衷于追求功名。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派的形成就是因为有一群士子想“曲线救国”——以功名为仕途顺利加分。
胡适先生曾经以安史之乱为节点把唐诗分成两个时期，并比喻成“少年期”和“成年期”。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而杜甫的生年刚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杜甫的诗歌也可以按照上述分法分成“少年期”和“成年期”。“少年期”的诗人具有一种无畏、一种闯劲、一种不计后果的少年气盛。我们总是说李白狂傲，其实，李白不是个例，只是那群人中最有名的而已。
讲道理，成长于安史之乱前的开元盛世的杜甫，也曾经和那些盛唐诗人们一样充满少年感。年轻时的杜甫写的诗，和李白们的盛唐诗很像。虽然，杜甫四十岁之前的诗遗失了很多，但我们也能从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中看出杜甫的潇洒往事。如，
《望岳》：
三十五岁之后，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其实漫游结交朋友也是盛唐诗人为仕途做铺垫的手段），他来到长安，正式拉开了求仕的序幕。
然而现实给杜甫狠狠的几巴掌，奸相李林甫以“朝野无遗贤”为借口使得那一年科举考试无一人中第，杜甫无奈落榜，一度回到洛阳，不久又返回长安，开始写诗干谒，以求能够得到某位权贵的赏识推荐入官，但是无一例外都没有回响，大概还是受“野无遗贤”的影响。后来杜甫又前后三次直接向皇帝以赋陈情，而结果是“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才学被赏识又怎样呢？只是被封了兵曹参军（大概是个负责看管兵器钥匙的闲职），而迫于生活的压力，杜甫只能接受。
在长安杜甫活得很憋屈，而且这种生活延续了十年之久，当然，多数人认为这十年是杜甫作为诗人成熟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杜甫写了大量的干谒诗。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这一类型的诗都充满讨好，比如，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这首诗被称为杜集中第一首痛快淋漓的言志之作，杜甫虽然之前多次求于对方，但这次他已经不抱有希望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开篇第一句就充满吐槽，接下来更是自陈抱负并自述生平：“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把自己写的赋和杨雄类比，写的诗和曹植并举。要知道，在唐以前，曹植和杨雄是诗、赋领域的大家，杜甫把自己和这两个人物并称，是相当骄傲的；而放眼当下文坛，李邕（唐代文学家）、王翰（《凉州词》作者）这样的文坛领袖都争着结交、作邻居，可见，杜甫对自己的才华是相当自信的。这样的写法，似乎给对方这样一个信号：今日的我你爱答不理，明日的我让你高攀不起。
正如元代董养性评曰：“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思，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趾之中，英风俊彩，未尝少挫也”。这首诗似乎暴露了杜甫的“尾巴”———他也曾和李白一样，他有他的自负、他的远大理想以及理想与现实有强烈的冲突。
而“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几句写自己在长安求官过程中受的苦，露出杜诗的写实倾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末尾杜甫又把自己比作不能被人驯服的白鸥，狂傲之气溢于纸面。
与其说这是一首干谒诗，不如更准确地说这是一首回顾困居长安十年的自传性质的诗歌，颇有“诗史”的苗头。一般我们认为，正是在长安十年的龃龉坎坷给杜甫形成沉郁顿挫诗歌风格以很大的滋养，而在其后漂泊西南的晚年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秋兴八首》）。
长安十年，杜甫看清了现实，不再对仕途抱有希望，他离开长安以后的后半生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认为，但凡一个优秀的诗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个性的。当然，这种气质最明显的代表是李白。其实，杜甫也是一样的，只是当经历过安史之乱以后，杜甫的诗歌开始由注重自我转向关心现实，开始写实、开始思考自己为何会有困顿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人为何会有更悲惨的命运。
杜甫，随着唐王朝走向成熟期自己的诗歌也走向成熟，诗歌中的少年意气不见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思考、对民众命运的担忧（如“三吏”“三别”）。但是，抛开诗人这个身份，杜甫的活泼依然能够显现出来。
《旧唐书·文苑传·杜甫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细节：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
安史之乱还没结束，杜甫在成都经挚友严武的帮助下过了一段轻松的日子。这段话说的两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说起严、杜两家，算是世交，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和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是同僚兼好友。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按照这种渊源关系，严武比杜甫算是大一辈。然而两个人之间没有那么多拘束，杜甫喝醉了以后就跳到严武床榻上骂：严挺之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严武从来不是因此生气，大概也会凭借酒力回骂：“杜审言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孙子！”从杜甫和严武相处中的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杜甫不是一个沉闷的人。
其实，从他弃肃宗的左拾遗和弃严武的幕僚更能看出，杜甫，绝不是个迂腐的知识分子。
而一个优秀的诗人，还具备另一个特点：对身边事物感知灵敏。无疑，这一点，杜甫也是符合的，不然，怎么会有《春夜喜雨》这样清新的作品？“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杜甫对身边的一草一木之摇曳都会有深切的感知。
正是有这份敏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动荡之后的杜甫，晚年的诗歌愈发成熟。在夔州回忆长安的过往时，杜甫写成了《秋兴八首》，这组诗歌，饱含着杜甫的深情与反思，感情欲说还休，最能代表杜甫诗歌风格“沉郁顿挫”。
而“沉郁顿挫”究竟该如何理解呢？我本人最满意的是陈洪、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解释：
杜甫在童年时代是很活泼的，青年时代则是裘马轻狂，可是中年以后，由于生活的折磨，这位生气勃勃的诗人显然变得沉郁了。残酷的现实把他压得经常展不开眉头，晚年的作品更是充满了感伤的情绪。可是他是一个极有骨气的人，其郁积于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时，往往又一口气强咽下去，回环往复，使情感的流程变得深沉浑厚起来；但感情的回环往复是在诗人心中进行的，流露于笔端的是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之感。
学者莫砺峰曾经指出：杜甫爱咏凤凰。他自己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还说：“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那凤凰的哀鸣，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百鸟都套在罗网里无法逃脱。这不就是杜甫自身的写照吗？
杜甫站在盛唐时代的终点，对盛唐诗歌作出了高度的总结，因此他的诗歌具有古典诗歌的典范性。而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入衰的关口，也是封建王朝逐渐走下坡路的标志。从此，再也没有这样的盛世，所以后人写诗模仿杜甫，总感觉差了点东西。我想，汲取盛唐养料的杜甫，是有灵气的。在这一点上，后人没有他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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