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的变迁》
前几日跟母亲电话，母亲说六伯没了。计划了下日程，连续出差间正好有空，于是决定回乡看看。六伯和我们家没有血缘关系，是近邻，庄基隔着一家而已。上次回乡是端午时节，跟六伯还拉了几句家常，六伯说他就是混天天，人老了就没有用了。六伯快九十了，在农村已是高寿，七十多岁时还什么农活都干，过了八十岁耳朵渐渐的就背了，跟我唠嗑也是他讲的多，听的少，我跟六伯讲话，也要比划着手势，六伯才能理解。
六伯和六妈是三年自然灾害（59-61年）的时候从城里返回农村的，那个时候他在工厂已经干到了干部，具体什么级别我没有去考究，从农民到工人，又从工人到农民，进了城又从城里返回农村，有如此的经历，六伯和六妈和一般的农民不同，很少搬弄是非，传人闲话。我是78年出生的，是六伯等老人看着长大的，此次回乡送六伯最后一程，自此村里又少了一个我能够问候，拉家常的长者。
中午下了飞机，弟弟接上我，闲聊中，弟弟讲，村里这一年，走了六七个老人，甚至几个老人并不老，有人是老终的，像六伯，有的是的得了坏坏（方言读ha）病离开的。我每次回乡，会带上一包烟，围着小村闲转，遇到了长辈邻居，遇到叔伯递上一根烟点燃，闲聊几句，遇到婶子嫂子，拉拉家常。在村里很难遇到同龄人，因为我回家的时间基本上都不在节假日，就算是节假日，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也只在春节时回家，而我因为疫情，有三年春节没有回过老家了。
和侄女玩耍的小孩，或者村头跑过的小孩，我会抓住一个问他谁家的孩子，有的孩子说是“我家的”，有的孩子说出他父亲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我也是陌生的，我只能从孩子的面部轮廓去判断是谁家的孩子，因为我能知道的是孩子爷爷奶奶的名字，但从孩子口中却很难问得。算一算，自18岁离乡，我已经远离家乡有26年。见到村里的熟人，第一眼认识，能叫出名字，再定睛细看，却又变得陌生，如果不说几句话，我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判断。现在的农村，留守最多的是老人和儿童，还有就是育龄的小媳妇。大多年轻人赚了钱，要么在县城买了房子，或者在地级市买了房子，或者干脆进了省城。弟弟在咸阳买了房子，刚刚交了房，下个月两个侄女也就要进城上学，母亲也跟着也会住进城里，这也意味着我距离家乡的距离又远了一程，家乡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要被故乡代替。
现在的农村，只有在大的节日，也就是春节的时候才会热闹点，那个时候在外工作的青壮年会携妻带子的回乡，探亲访友，假期结束，又会像候鸟一样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要么为了所谓的事业，要么讨一份生活。农村还有烟火气的时候，就是婚丧嫁娶之时，或者说是丧礼之时，亡者为大，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村人基本上都会赶回送亡人最后一程。我们村是从大村移民来的小村子，只有三十多户人家，有人亡故，基本上全村人一起出动，而不仅仅限于家族成员。以前农忙时村里也会热闹一阵，但是机械化的推行，还有种田收入的微薄，导致部分村人不再靠种田为生，农忙时节的热火朝天也已成为历史。
下午回家，美美地睡了一觉，消去了出差的劳顿，围着村子转了一圈，也就十分钟的时间。田野里郁郁葱葱，由于地处平原，田地都是水浇地，很少有荒芜的，只是一人多高的玉米遮住了视线。端午节还黄澄澄的杏子已经下树，核桃、柿子和苹果挂在枝头，但都没有成熟。以前数次回家，很多的果子熟了也没有人采摘，要么任鸟儿啄食，要么瓜熟落地。
农村前些年的房子，由大瓦房变成了二层小楼，但农人在平地上生活习惯了，二楼少有人住，也就变成了柴房，变成了杂物间。现在的农村，能勾起我儿时记忆的物事越来越少，家里能找到的，是三五个比我年龄小一点的板凳，家里的瓦房在2012年全部拆了重盖，能找到的旧物更越来越少。
村里能称得上的文物，就是村口的机井，但水塔变成了水罐，塔身上蓝砖的斑驳和风蚀的痕迹彰显着他的悠久的历史，据母亲讲，这个机井和我同龄。渭河平原少有荒地，机井下少有的荒地是我们儿时的乐园，不过现在的孩子有了各种屏幕，也不再光顾此地。村北头的水库，已经干涸多年，每年暑假，光着屁股的我和一群孩子，躲在水里消暑嬉戏，也是在水库，我学会了游泳，没有成为一个北方旱鸭子。现在的水库，长了密密麻麻的杂木，一部分被承包出去养猪，臭气熏天，多次回乡，我再没有光顾。
遇到村人，总是老生常谈的问，什么时候回来的，坐飞机还是开车，花多长时间，老婆和娃没带回来，我一遍一遍的回答，却不感繁琐和无味。年轻的小媳妇会问边上的长者，这是谁，长者说是是虎子的哥哥。一个人小的时候，介绍是谁的儿子女儿，等年长的时候，就成了谁谁的父亲母亲，等父母亲远去了，就又成了谁谁的兄长姐。
在外漂泊多年，很少有人喊我的小名，还有就是很少讲起的方言，每每回到老家，这两样东西会提醒我，来自何处。
文末引用杨如风先生诗歌《小名儿》中的两句诗来结束此文，“我曾以小名儿横行乡野”，“我无数次幻想，我还小，你还在”。
等到有一天，能叫我小名的人越来越少，也很少操起乡音，意味着我行将就木，或者家乡已经被叫做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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