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自然时代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自然死了。所谓自然死了，并非意味着它如同一个人那样死了，而是意味着它不再作为时代的最高的规定性。这也就是说，自然就其作为中国历史的最高规定而言已经终结了其自身的最后使命。自然的死亡既非是自杀，也非是他杀，而是自身的圆寂。这就是说，自然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天命。
既然自然死了，那么中国思想主体的天道观开始衰败。它具体表现为“天地君亲师”的世界结构在根本上瓦解。
首先是天崩地裂。在自然性时代里，天地是人不可动摇的根基。人就生存在天地之间。但在后自然时代里，天塌了，地陷了。所谓天崩地裂并非指一个事实上的天地的毁灭，它和陨石的降落和地震的发生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指天地虽然存在，但它们不再作为人的规定性。后自然时代的人们固然也生存在天地之间，但天地丧失了神圣性，没有了任何宗教和道德的意义。
天地不再如同一个看不见的神灵看守着人们，也不再发出无声的命令，指引人存在的道路。天地只是蜕变成一个纯粹的天文和地理概念。天是天空，地是土地。在这样意义上的天地不是超出人类之上的，是位于人之下的。而人们也无须敬天畏地，相反要去征服和改造它们。
其次是帝王没落。君主是真命天子，是天地之子。他是天地的代表，同时天地也属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随着天地的塌陷，君王的命运也成为了厄运。他不复被认为天子，天然地具有管理天下的权力。人们认为每一个人有天赋的公民的权利，而某一个人并不具有天赋的帝王的权力。由此，人们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自己要当家作主。
第三是家庭解体。家庭是有父子构成的结构整体。此结构主要是根据血缘关系而成。但血缘关系并非其它关系，而是人自身的自然关系。在传统家庭结构之中，每个成员的关系不是平等的，而是差异的。在父子、夫妇、兄弟等关系中，每个关系中都包括了两个相关者，其中前者是主体，而后者是客体。前者对于后者具有绝对的支配的权力。
这种权力最典型地表现在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的决定上。男女的婚姻大事不是由自己来选择，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夺。由此而来，家庭是不自由的。它束缚了其成员的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它甚至会演变为对于人的生命的扼杀，而成为罪恶的渊薮。五四以来，人们意识到家庭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一些子女纷纷反抗父母的约束，而走出家庭。一些大家庭逐渐解体了。
最后是先师已死。先师不是一般的教师，而是关于民众生存的指导教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先师主要是儒家的大师。但其中孔子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大成至圣先师，是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智慧的代表。孔子作为圣人，替天行道，替天立言。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义道德。这成为了中国人精神家园中最核心的内容。
但在后自然时代里，人们发现了仁义道德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吃人的。针对这种情况，人们高呼打倒孔家店。在反孔的思想运动中，两千多年来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真正地死了。其实，不仅儒家的大师，而且道家和禅宗的大师也结伴而亡。这在于他们的思想不再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精神支柱。百年来，儒道禅三家都具有同样衰败的命运。
伴随着天崩地裂的历史现象，后自然时代的存在、思想和语言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是存在的无根据。天道一向作为中国人及其世界存在的根据，但它自身没有一个根据。天道就是自然，它自身为自身建立根据。它是自明的，不可怀疑，不容追问。但是天道为何能成为人道的基础呢？这却是幽暗的、值得怀疑的和需要追问的。天道和人道的关系的建立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天人之间相关联且相类似，如天地与男女。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类似不过是似是而非。
基于这样的理由，天道对于人道的决定不是必然的、确定的，而是假定的、推测的。既然如此，那么天道就不能成为人道的根据。在天道作为人道的根据的虚幻性被揭示之后，人道自身便丧失了一个支撑点，它自身就处于深渊之中。于是，人的身体、心性、生存和境界不再从天道或者自然那里获得理解，而是要从他处寻找新的解释。身体的理论不再是依据阴阳五行，而是根据自身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这导致西医取代中医。中西医学之争并非只是科学和技术之争，而是两种身体观的矛盾。与身体相同，心性不再建基天理，而是源于历史。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生存不再只是考虑天地的规定，而是注重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自由、平等、博爱等。
其次是思想的无根据。中国的思想的出发点并不是思想自身，而是思想之外的天道。这就是说，天道给思想确立基础。与此相应，思想沿着天道所开辟的道路行走。根据这样的规定，思想的任务就是描述自然以及在自然之上所建立的历史，而不是思考自身。但天道并不能给思想制定规则。这在于思想超出自然之上。
思想是超越的，并因此和自然之间是断裂的。当人们意识到思想自身的独特本性之后，思想就不再以天道为基础，也不再以其他任何一种存在者为基础。一个不以天道为根据的思想从此就如同幽灵一样漂浮在自然之外。后自然时代的思想不再行走在自然性和历史性思维的老路上。人们发现，天人之间和古今之间事实上存在难以简单逾越的缝隙。
天是天，人是人；古是古，今是今。自然的道理和历史的道理并不能提供人类现在所做事业的依据。这导致的结果是，不是天，而是人自身为自身说明根据；不是古，而是今自身为自身说明根据。
最后是语言的无根据。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汉语和天道之间具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系。天地无言，但天道显示，形成所谓的“道之文”。圣人体察天地的奥妙，并将其说出来，形成圣人之言，并书写为经书。民众不过是倾听并言说圣人亦即天道之言而已，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民众的话语。这就是所谓的“原道、征圣和宗经”的为文与言说之道。
由此构成了典型的中国式的天人之言的文本结构。但在天道不复成为人的存在和思想的根据之后，它与语言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地脆弱。天地不再显示，圣人也不再言说，历史性的民众相应地陷入了失语的困境。天人之言的文本结构也被打破以致终结了。人们的言说不再由天到人，而是天人相分。言天时只言天，言人时只言人。
在天人之言文本结构解体的同时，汉语言文字也发生了变革，由文言文到白话文、从繁体字到简化字。更为极端的是，人们试图消除方块字，而改作拼音化。这意在消除汉语言文字的自然图像的复杂性，而为其在现在社会交流中更能简明直接地表达思想。
由于天道衰微敞开了存在、思想和语言等维度的基础的无根性，一切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精神世界在现代生活中丧失了生命力。不仅儒道禅的思想，而且历史上的山水诗、山水画、古典音乐和庭院建筑都走向了死胡同。这在于它们所依赖的自然在根本上已经死了，丧失了对于现代的规定性。它们与我们的时代彻底脱节了。其任何改革或改装在根本上也不能挽救其衰败的命运，其延续只是一种历史遗产的保留。
天道衰微惊醒了一个漫长的历史的梦想。只要人继续做梦，他就似乎在天地间拥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但只要人走出了梦境，他就面对天地外一个巨大的虚空。生存于虚无中，这本身是一个悖论，是一个荒谬的事情。因此这召唤现代的知识分子来填充虚无。
其中，国粹派们不仅相信儒家可以拯救中国的未来，而且可以指导世界的明天。他们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就试图为现代人建立精神支柱。与此不同，西化派们则认为中国伦理资源亏空，惟有西方能提供帮助。于是不仅科学与民主，也不仅人道与自由，而且基督教上帝也引入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空间。
但不管是中国的孔夫子的复活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上帝的来临，都无法改变后自然时代的天道衰微的事实。它不过是用一种虚无填充另一种虚无。这在于天塌了和上帝死了成为了中西历史上不可克服的命运。
天道衰微是中国现代的虚无主义。在后自然时代里，一个基础毁灭了，而另一个基础尚未建立。但问题是：任何一个另外的基础都必然也是没有根据的。于是虚无主义的真实本性不过是存在自身没有为自身建立根据。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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