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石兴邦先生，于2022年10月21日16时45分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他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据陕西省文物局官网发布的信息，石兴邦先生1923年10月出生于陕西耀县，194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边政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师从夏鼐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工作，先后任所务秘书、长江流域考古队队长。1961年调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76年重返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调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后任省政府参事、省文史馆员;1985年任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兼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入选首届“陕西省社科名家”，荣获“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先河
石兴邦先生先后主持或参与了辉县琉璃阁、西安半坡、沁水下川、临潼白家、秦始皇帝陵、法门寺地宫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主持开展长江流域考古调查发掘、关中地区考古调查、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和勘察等重要考古工作。出版《西安半坡》《临潼白家》等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等论文百余篇。半坡遗址的发掘更是促生了中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
石兴邦先生对考古事业饱含深情，搭建起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谱系的基础框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先河，创建了以社会人类学方法诠释考古遗存的科学范式，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和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构建做出重大贡献。先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完善了陕西考古体制机制建设，为陕西考古事业的长远发展筑牢了基础，是陕西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是新中国考古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
石兴邦先生逝世后，国家文物局发来唁电指出，石兴邦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先生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砥砺前行、未尝稍怠，树立典范、泽惠学林，治学严谨、滋兰树蕙，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考古人才，在陕西省考古机构体制建设、大遗址保护利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业界称颂。
石兴邦先生逝世后，副省长方光华，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利及局领导班子前往省考古研究院，看望石兴邦先生家属并表示了慰问。方光华表示，石兴邦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特别是陕西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石兴邦先生的逝世是陕西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希望家属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他亲历了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完整历程
石兴邦先生亲历了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世界发展的完整历程。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石兴邦原来就读的“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同年7月，他报考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定良先生的研究生。读研的第二学期，他听说同系的教授夏鼐先生在英国学过现代考古学，于是怦然心动。经夏鼐先生通融，吴定良先生同意石兴邦转投夏鼐先生学考古。
1950年，夏鼐先生被请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了副所长，石兴邦也跟随前往，担任学术秘书。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先生，郑振铎是考古研究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是副所长。石兴邦到了考古所才发现，包括所长以及苏秉琦、徐炳昶、马得志等人，全所总共不到20人。而且，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早在开国大典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第一次任务是跟着导师去河南实地考古。石兴邦的导师是苏秉琦先生，夏鼐则是唯一亲临一线的考古所领导。河南辉县的考古实践打开了石兴邦的视野。翌年4月，考古研究所为进行中原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察，同时派出两支调查发掘团，陕西省调查发掘团由苏秉琦率领，成员就有石兴邦。1951年10月中旬至1952年2月初，夏鼐率领中国科学院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发掘，石兴邦也是成员之一。辉县、长沙两项发掘结束以后，夏鼐先生带领石兴邦等参与人员编写的《辉县发掘报告》和《长沙发掘报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两部考古报告，也是具有样板意义的两部报告。
1952年，为了应对国家即将到来的基本建设高潮，迅速培养田野考古人才，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人员进行田野考古知识和技能的短期培训。最重要的基础课“田野考古方法”由夏鼐先生亲自讲授。训练班开学后，因为夏鼐先生临时要回老家，石兴邦顶替夏鼐先生讲授大部分课程。从1952年至1955年，四届考古训练班共计培养了田野考古骨干341人。这四届培训班的许多学员，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在新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发现了半坡，在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史前遗址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介绍，1954年，石兴邦等人被安排赴西安半坡村进行田野实习，由石先生担任总辅导。这次实习发掘开展不过几天时间，却不料揭开了一个人类6000年前的生活图景，即震动中外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
半坡遗址的发掘维持了3年时间，整个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1万平方米，呈现出一个具有完整布局的村落遗址。经过鉴定，这里被确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在这里出土的人面鱼纹盆被载入中学历史书，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而让石先生更引以为豪的则是在考古史上的又一次创举——进行开放式发掘，允许当地百姓，尤其是村民入场参观，将史前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生活场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次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史前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是由30多岁的石兴邦先生领导的，它促生了我国首座遗址类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的诞生。半坡遗址的考古成果被学界称为中国考古的“半坡范式”，潜移默化的引领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态势。
而半坡遗址发掘中对聚落布局，生业方式，农业起源，氏族制度，灵魂崇拜、彩陶纹饰等问题系统研究，以及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研究视野使之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仅因为它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还因为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成为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开端。
他还曾带队发掘兵马俑坑和法门寺地宫
结束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后，石兴邦一度回到陕西任职，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直到1976年才重返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久后，他开始了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的发掘，这也成为他考古生涯中又一座里程碑。
1979年，中国社科院指派石兴邦代表国家文物局专门来陕西指导秦俑填埋、清理和后续发掘的工作。用了八个月时间，发掘面积达两千平方米。石兴邦当时担任兵马俑坑第二次发掘负责人，推动了秦陵考古及保护事业的发展。
1981年夏，法门寺宝塔轰然倒塌。1984年担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石兴邦，从1987年2月开始带领了一个考古队对塔基和外围进行发掘清理。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不仅是我国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佛教界一大盛事。
“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是他的口头禅
“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是石兴邦先生的口头禅。石兴邦先生的孙女、三秦都市报记者石喻涵说，虽然很遗憾未能继承爷爷的衣钵，但不管在什么岗位，她一直都没有忘记爷爷叮嘱的这句话。
“所有去过爷爷家或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里，占地最多的、地位最高的，一定是书。直到我上了中学才意识到，爷爷的宝贝书柜里，真是什么书都有啊。印象最深的一次，我看到书房左下角书柜中，摆放着整整齐齐的《百科全书》。我抽出了考古卷，在上面竟然找到了爷爷的名字和介绍，当时就觉得特别自豪。从那之后，只要我去爷爷家，总是站在书柜前这翻翻那看看。爷爷看到后对我父亲说：娃爱看书是个好事，想看什么书拿回去看。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习惯，看到感兴趣的书就忍不住抱回家。”
“爷爷对我的工作很关心，他甚至还把我发表过报道的报纸都留了下来，待我去时告诉我‘这篇文章写得好’。可是从今天起，也许再也没有人会拿着厚厚一摞报纸对我说：‘娃，这份工作你要是喜欢，就好好干’了……”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石先生照片由家属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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