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索洛维奇（Sara Solovitch）在《战胜恐惧：怯场的历史与回忆录》（Playing Scared: AHistory and Memoir of Stage Fright）一书写到，小时候的她曾是一名好的少儿钢琴演奏者，但只要有观众听她演奏，她就不能淡定——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尽管她通过了伊士曼音乐学院的预科课程，最终她还是放弃了钢琴，长大成人，嫁做人妻，生儿育女，而后成为了一名记者。四十多岁的时候，她又回到了钢琴面前，在社区大学学习了相关课程。此时的索洛维奇不存在专业谈钢琴的野心，因此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可以冷静地演奏。但是，有一天晚上，当她的老师在要求她在全班同学面前弹奏时，她的双手颤抖的厉害，甚至都不能按动琴键。她回忆道：“我从琴键上方低头凝视着自己，看着自己不受控制的身体。恐惧控制了我，它像是从我身体内部出来的一个独立生物，像是我自己的魔鬼”。
怯场——肾上腺素的自我中毒
有关怯场的研究并不多见，就像索洛维奇告诉我们的一样，怯场不只存在于那些以舞台谋生的人们身上，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边。2012年，来自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的两名研究人员——凯伦·德怀尔（Karen Dwyer）和玛丽娜·戴维森（MarlinaDavidson）对815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他们要求这些大学生在高空飞翔、经济问题、深水、死亡，以及“在众人面前发言”等事项中选出三件最恐惧的事情。结果，在众人面前发言是大多数人最恐惧的事情，甚至超过了死亡。
怯场被巧妙地描述为“肾上腺素的自我中毒”。当人感受到压力的时候，肾上腺就会将肾上腺素激素运送输入到血液中，从而使得身体转向高度唤醒的状态。人们的肌肉变得紧张，开始出汗并浑身颤抖，心脏狂跳，口干舌燥，呼吸困难等症状；还有可能感觉到恶心或者头晕；喉咙会收缩，使得音调上升。这就是所谓的“斗争或逃跑”反应，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人类进化适应的结果，它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在面对威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当克罗马龙人发现洞穴中有一只熊的时候所需要的反应与现代人在《李尔王》中的表演是绝不相同的。如果感受得不到释放，那么对身体状态的过度唤醒就会变成恐慌。
至于伴随着身体物理反应产生的各种想法，最重要的似乎就是一种被暴露的感觉。英国戏剧学者尼古拉斯·里德奥特（Nicholas Ridout）在他的优秀著作《舞台恐惧、动物和其他戏剧问题》（Stage Fright,Animals, and Other Theatrical Problems）（2006）一书中把这种感觉比作被剥去了外壳的蜗牛。1995年的某一天，他的同胞史蒂芬·弗莱（Stephen Fry）为了逃避计划出演的一场戏剧中的一个角色离开了伦敦——实际上是离开了英国。在典型案例中，表演者对于改变观众的想法无能为力，因为他感到自己被掏空了。1989年，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在伦敦国家剧院的一场由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编剧的《哈姆雷特》中担纲主角，然而演出的半道突然转身走下了舞台，再也没有回来。（此后的26年里，他仅仅在电影中出镜。）“我一无所有，无话可说，什么也给不了观众。”他说。其他人还留在舞台上，但那只是出于纯粹的被磨练的意志的力量。
在很多方面，怯场毫无道理。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被一种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五年的魔咒所困扰，使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当时，他是英国最负盛名的舞台演员。他怎么会害怕失败呢？同样还有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巴瑞辛尼科夫是全球最著名的芭蕾舞者，可能现在仍然是，尽管他在大约25年前就离开了芭蕾舞台。从那时开始，他就在现代舞和剧场里建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但是他也遇到过严重的怯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离变得更加严重。
怯场另一个神秘之处在于——它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当一个担心失败的艺术家在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这种恐惧会消失吗？“我登台五十多年了，”巴瑞辛尼科夫说道，“有些东西我连续数周的每个晚上都要表演。但是，怯场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从表演开始前4小时出现的，我甚至都不想再去和它抗争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怯场会因重复练习而缓解吗？
怯场的最后一个神秘之处在于到底有多少能力出众的人都在遭受着怯场的折磨。怯场是是一种现代现象，直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有关怯场的描写才出现在作家们的作品中。在斯科特-斯多塞尔（Scott Stossel）的最新作品《我的焦虑时代》（My Age of Anxiety）中，作者引用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Cicero）的话“演讲一开始，我就感到自己面色苍白，四肢和整个心灵都在颇抖。”除西塞罗之外，一直到18世纪，再也没出现相关文学作品。然而，我们得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人们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极其害怕公开演讲。作为总统，他总共只发表过两次演说，也就是他的两次就职演说。甘地也害怕在众人面前发言，演讲时他的眼前会有雾蒙蒙的感觉，他变得哑口无言。
那么演奏者们是否也会怯场呢？1967年的某天晚上在中央公园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当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引吭高歌时数次忘词。此后的27年里，她拒绝做慈善音乐会之外的现场表演。阿黛尔（Adele）告诉《英国时尚》（British Vogue）说，“虽然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呕吐过，但在登台之前我会呕吐很多东西。”嘻哈歌手Jay Z也在广播节目《新鲜空气》（Fresh Air）上跟特里·格罗斯（Terry Gross）说过说唱歌手在演出焦虑时经常抓住裤裆。他说，很多表演者不习惯现场演出。“在登上舞台，你就有种自交赤身裸体感觉，”Jay Z说道，“那么当你感到自己赤身裸体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会遮住自己。”
但是歌手不一定要现场表演，他们可以走进录音棚录制唱片。当遭遇怯场的时候，两个最著名音乐会钢琴家就采取这种办法。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可能是20世纪末最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他曾经四次从公开演奏中隐退，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12年）。但是他并没有窝在家里。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唱片就是在那段时间录制的。另一个更著名的一次退隐来自于加拿大的钢琴大师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他年少时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奏生涯，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怯场并且讨厌观众。他认为观众希望看到他失败；不管怎样，他都认为观众会让他“露怯”。在31岁的时候他从舞台上退隐，并且把其短暂的余生——他50岁是辞世——贡献给了实验性的唱片录制。类似于丹尼尔·戴-刘易斯，那些发现自己无法忍受现场表演的演员们也用类似的方式转向了电影。在电影中，他们不用害怕过于低沉的场景；他们通常可以要求重新再来一遍。
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上述提到的只是引起我兴趣的一些。还有不胜枚举的例子：埃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 卢奇亚诺·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以及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而这也只是那些愿意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或者其他人谈论的这些人而已。演奏者通常不愿意讨论怯场的问题。他们认为怯场是走霉运。（同样地，大多数棒球运动员也不愿意讨论易普症
[i]。）人们听到的关于怯场的故事通常都是有关极严重的情况，然而怯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状况，而是一系列状况，从那些在更衣室里呕吐然后登台热情似火地表演的人到被迫终止表演的人。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是一个大的中间群体，他们的职业生涯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却因为焦虑而黯淡了很多。两年前，在百老汇开始独角戏表演之前，贝蒂·米勒（Bette Midler）告诉《纽约时代周刊》的帕特里克·希利（Patrick Healy）说她本想成为一名严肃的女戏剧演员，但是因为缺乏勇气而变得支支吾吾了。“我感到害怕，”她说道。“人们会喜欢你吗？她们会让请你回来吗？我符合标准吗？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大脑中萦绕。”听到了傲慢的、有趣的、命令的声音（据我们所知），米勒认为担心人们是否会喜欢她使得她很痛苦。但是，在每个群体的艺术家中，内部人士会告诉你在这些人中谁本该职业辉煌，但却因为某种原因受阻。
各种行业的文化所蕴含力量可能会培育不同怯场，而离开舞台似乎是艺术行业的合理的选择。20世纪的先锋派戏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戏剧偏见，即过分的关心观众——取悦观众或甚至是让观众理解演奏者——是艺术地位的丧失，是艺术品位的降低。1958年，系列作曲家米尔顿·巴比特（Milton Babbitt）发表了一篇名为《谁在乎你听不听？》的论文，尽管后来他说这个题目是编辑们拟的，但是这个标题的用词却相当精确地表达了文章的意图。（在音乐方面，20世纪的艺术家们与普通公众的疏远可能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更激烈。）
在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著作的流行和普及无疑增加了观众和受训在舞台做现场表演的演奏者之间的疏远。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在一个艺术作品中（至少观众做出回应的艺术作品），重要的并不是作为媒介的预定通过什么方式传送：无论它是现场还是广播，如果是广播，不管是通过收音机还是电视；或者通过什么放大，接收和插入等等。格伦·古尔德是麦克卢汉的忠实捍卫者，成为麦克卢汉式的人物意味着你不带任何羞愧感且不带任何恐惧地放弃现场演奏。你只是在做最时髦的事情。但是，在对技术和怯场关系的任何讨论中，接收和插入都是很小的事情。当然，问题的症结在于19世纪末录音技术及其后来的电影技术的发明。这些事情并没有产生怯场，但是它们却通过使得演奏者不必出现在观众面前就可以从事自己工作的方式强化了怯场。
“在办公室度过艰难的一天后，巴里（Barry）所需要的就是把腿抬起来并且倾听其他人告诉他该怎么想。”
尼古拉斯·里德奥特认为怯场可能还有社会和政治基础。在20世纪以前，当然在19世纪以前也一样，很多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之所以登台不是为了公众，而是出于私人主顾的授意——比如，国王。当然，这些演奏者可能会失去了其主顾的青睐，但是成功与失败并没有通过售票处被冷冰冰的计算出。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处于危险境地的就不仅仅是自尊了，还有他们的收入。大约在同一时间，演员的社会阶层开始伴随着他们的角色出现。随着现实主义的出现，演出就不再是有关富裕阶层或者皇室的事情了；他们是有关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或者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的事情了。同时，随着教会权力的下降，舞台职业生涯不再不那么让人不尊重了。演员们开始进入到中等阶层。用里德奥特的话来说，“这意味着要求演员在公共场合模仿与她现实生活足够接近的“真正生活”成为了演员的私人资源。”
这种融合在俄罗斯被引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技术的促进，并以“演技派表演”的形式在西方蔓延的。现在演员不仅在社会经济方面接近他们角色的身份；他们还被坦率地要求在表演中投入个人的资源——他们的情感，记忆，以便无论观众是否拍手叫好，演员都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观众所认可或者不认可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技巧。并不令人意外的是，提出观众的形象是一个黑洞的那个人正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专著《演员的自我修养》（An Actor Prepares）中，年轻的演员科斯特亚（Kostya）在描述排练《奥赛罗》（Othello）时说道，“当我面前的舞台太抠隐约出现那个巨大的洞的时候，我几乎不能站上舞台，在黑洞上方是无边的黑雾。”无边的黑雾：这是一场噩梦，是可以把你吞噬的东西，你的家人再也找不到你。
给这些复杂的因素添加一个简单解释：怯场可能仅仅是害羞的一个结果，人们不愿意在满屋子的人面前做事情。卡莉·西蒙（Carly Simon）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怯场的困扰——她曾经离开现场表演六年时间。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对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访问。她回答说她不把这种情况称为恐慌。她只是不想站在舞台中央。“我宁愿做一个幕后歌手或者鼓手，又或者是演职人员中的一员，”她说。某人拥有歌唱、表演或者跳舞的天赋，但是却发现她自己无法在公众场合表演，这似乎很残酷。一些演奏家将这归咎于观众。钢琴家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认为观众就在那里等着演奏者出错：“沉默并不代表观众在聆听，而是说明公众在眼睁睁的看着——好像钢丝者迈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在半空中保持平衡是伴随着的死一般的沉寂一样。”
这种强有力的陈述来自于一名音乐会钢琴家是合乎逻辑的。虽然很多怯场的作家们忠诚地认为他们的艺术风险最大，但我没有发现任何人如何否认音乐家是最艰难的。舞者通过以某种节奏来移动身体的方式缓解自己的焦虑，这会恢复他们的正常呼吸。当幕帘拉开的时候，演员通常叙述一些需要跟观众进行沟通的事情——宴会的贵宾已经抵达，国家被一分为三，诸如此类——这项任务有助于演员摆脱极度紧张的状态。此外，舞者和演员通常会跟其他人一起出现在舞台上，这暗示着他们的队形和步伐，只要跟他们一致就好。音乐的独奏人员在舞台上只能孑身一人。
除此之外，音乐家的教育方面也有着特殊的情境。通常，他们没有人们所谓的正常的童年。至少在青春期，有志于在古典音乐领域发展自己独奏生涯的人每天要练习5个小时。这意味着他睡眠之外时间的三分之一都是一人独处的，因而并不像他的同龄人那样参与到心理学家所谓的“自我发展。”他无法知道其他人喜欢什么；他也没有学会如何处理怀疑，恐惧，嫉妒，延迟，失败——甚至是成功。并且，如果年轻的钢琴师和他的家庭成员雄心勃勃，这一幕会在他青春期之前来临。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四岁时就开始上钢琴课了，七岁时就进入了茱莉亚音乐学院。他打开过学校的大门吗？他接触过喷水式饮水器吗？
药物能缓解怯场？
有很多方式应对怯场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使用药物，值得一提的就是β-受体阻滞剂，这种药物会阻碍应激激素在交感神经系统中的结合，因而会减轻挑战或逃跑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会砰砰乱跳的心脏平静下来。这种药物于1967年被用来治疗心绞痛而首次上市，并且也为心绞痛和其他症状所开具。但是并不是有心脏问题的人们才会有心悸症状。1987年的一份对国际交响乐与歌剧音乐人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mphonyand Opera Musicians）进行的调查显示，在美国的52个主要的管弦乐队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会员都用过β-受体阻滞剂。现在，这个数字越来越高。
多年以来，药物的使用很受争议。一些人认为这会导致“打电话式”（phoned in）表演。有些人提出了伦理问题，质疑钢琴师使用β-受体阻滞剂是否和运动员使用类固醇有任何区别。（但是，二者有重要的区别。类固醇被添加到身体里，它能使肌肉兴奋帮助运动员取得好的成绩。但β-受体阻滞剂则是从身体里移走某些东西——笛手嘴唇的颤抖，大提琴手双手的颤抖——让表演者能够展示出他在礼堂外有能力展现的技能。）但是反对派似乎正在减少。2004年，《哈佛心理健康》（Th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的编辑，精神病专家迈克尔·克雷格·米勒（Michael Craig Miller）告诉《纽约时代周刊》说，“除非大量服用药物，这没有什么坏处。”
β-受体阻滞剂智慧缓和焦虑的身体症状。不是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做一些可怕的事情，”以及倾听自己砰砰的心跳声，你说这些的时候就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了。此外，如果你真的想消除表演焦虑的认知因素，你就需要寻求其他途径了。很多行为练习和心理练习可能会有所帮助，这些就是莎拉·索洛维奇《战胜恐惧》一书的主要内容。尽管这些方法很少有稳固的科学证据，但是索洛维奇却很推崇它们。
瑜伽和冥想能缓解怯场吗？
瑜伽和冥想不必然会治愈怯场，但是却会起到缓和的作用。它可以让人人们恰当地呼吸，把注意力从麻烦事上转移开，对那些有怯场倾向的人可能还可以让他们接触更神奇的力量。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或者对个人思想的指导修正。和瑜伽一样，这显然也不是专门为应付怯场而发明出来的——它是那些拥有定期保险计划的人很有可能通过心理疗法的方式获得——但是显然它对表演焦虑的受害者有所帮助，最重要的是打消了完美主义的念头。
然而，情况并不会按照常识那样维持很久。“舞台恐惧其实是是被堵在身体内的激情能量，”一个治疗专家对索洛维奇说道。一个小号手建议索洛维奇“通过爱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让内心变成一个爱自己的观众。”很快，索洛维奇就向我们介绍了情绪自由技巧（E.F.T.），在这种技巧中，你可以通过在发出恢复性短语的时候你轻拍自己脸上的不同位置，比如“我完完全全认同我自己，”以及眼动脱敏和再加工（E.M.D.R.），当治疗师在你面前来回移动他的手指的时候，你用美好的记忆来取代创伤记忆。
经过这些治疗，索洛维奇至少可以说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本质上来说，她采访的其他教师和治疗师中似乎并没有告诉她太多，而那些有怯场情况的人必须被诱导到“中心”和“焦点”，并且进入到“区域”。她也没有被愚弄到认为自己发现了明确的答案，但是她有时候被这个治疗社区中每个角落弥漫的怪癖和热情所迷住了。她告诉我们一个75岁把爵士钢琴当做第二职业的精神病医生、治疗怯场的专家是如何每周四次地在塔玛佩斯山上跑上爬下的。这很有趣，但是有人认为如果索洛维奇主张的这个主题，那么并不需要它，对怯场的治疗方法已经足够撑起一本书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似乎怯场无药可治。
也许期望有办法治疗怯场是愚蠢的。实际上，许多表演者所做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感到恐惧是正常的。索洛维奇多次提到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的著名故事。在1901年，他曾经去徒步旅行，一块巨石跌落下来，砸到了他拉琴的手，还压碎了几根手指。卡萨尔斯回忆说他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谢天谢地！我再也不用拉大提琴了！”那时，虽然他只有24岁，很多人已经把他看作是全球最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了。他曾经为维多利亚女王做专场演出；他很快还将为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表演。试想一下对他来说这是什么感觉，年复一年地——他活了96岁——走进音乐厅，在那里万人空巷，且都是为了一睹全球最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的表演。巴里什尼科夫（Baryshnikov）认为正是对观众的责任感引发了怯场：“突然间道德感不期而至。这些人是买票来看你的演出的。”如果他要做演说的话，他认为说一些事先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情很有用：“比如“我他妈的到底在干啥？”你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无论如何都有帮助。”也许，它会通过这种疯狂的举动减缓道德感。
有些时候，当表演者谈到怯场的时候，有人认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希望怯场消失——对他们来说，它几乎是一个荣誉勋章，或者至少是他们对工作认真对待的证明。特别是，音乐家会告诉你，他们在舞台上所做的不是满足一个商定的目标，而是创造一些新的东西。霍罗威茨（Horowitz）坚持认为音符并没有告诉你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位于音符背后的东西，他说，表演正是你所要寻找的：“我从乐谱的另一端演奏音乐。”这对于听众来说很吓人，根据某些人的看法，确实很吓人。安德烈·沃茨（André Watts）说在舞台上的霍罗威茨（Horowitz）像是“一个勉强在控制之中的魔鬼。”
这其中有相当的浪漫主义。其想法是表演艺术家有点像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为了给我们带来火种，他必须认可自己的肝脏被吃掉。“一种神圣的病情，一种神圣的疯狂”：这就是查尔斯·罗森所谓的怯场。他说怯场的身体表现和中世纪医学论文中描述的那些坠入爱河的疾病症状一样。很多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走到那么远。“人们告诉你说要做好某件事情，你就必须紧张起来，”伊曼纽尔·艾克斯（Emanuel Ax）说道。“我不相信。”他还发现它有点沾沾自喜：“弹奏钢琴，它不是大脑手术。如果我做不好，没人会死。”同时他认为怯场是对应该具有的音乐会演奏精神的背叛。“你努力去做的就是与想听音乐的人分享音乐。”所以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这是浪费时间。”
至今为止，他还会怯场。并没有找到完全治愈怯场的方法，在上场前，他的双手变得冷冰冰。“怯场每次都会出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他认为自己已经克服了怯场，或者说，“我正在努力对付它。”他今年66岁。
易普症（Yips）是一种运动障碍性疾病，患者会产生无意识的肌肉收缩。易普症是一种建立在生理上的病态，而非一般认为临场的焦虑症。
原文：new yorker 作者：Joan Acocella
译者：王大鹏
果壳阅读（gk_reading），是果壳传媒旗下的读书品牌。我们秉持“身处果壳，心怀宇宙”的志向，让科学以真实而优雅的姿态，将她的智识、妙曼、多变、幽默、宽容展现在大众眼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