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来之不易。神剧侮辱的并不是鬼子，而是那些真正打过鬼子的英雄。他们也许不能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但正是他们，不畏艰难，逆行向前，在一次次局部失败中换来了全局的胜利。在我的故乡，就曾经有很多这样的英雄。下面要说的，就是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英雄们的故事。
古人佩剑，今人佩枪
自秦汉之际，丰沛便多豪杰之士，刘邦佩剑游侠，斩蛇起义，很得力于民风的憨厚刚直。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都是代表人物。但是，自宋明以降，市井之风泛滥，尚武精神扫地。曾经的慷慨悲壮，逐渐变成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变成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变成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不过，曾经的尚武、质朴民风并未完全消失，在一些人的身上，还能看到曾经的慷慨激昂。虽然不是主流，但也不是少数。正是这微弱的火种，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爆发了惊人的光芒。
当年的丰县，是徐州八县中最小的一个县，又是江苏省的西北边角。境内无大河大山，地势平坦，军事上不利于防守，治安上却非常便于流窜作案。自捻军战乱以来，丰县就成为各种武装侵袭的重灾区。
进入民国后，秩序虽曾短暂恢复，但随着军阀混战的开始，地方匪乱日趋严重。而北洋时期的历任县长大多不作为，尤其遇到大股土匪入境后，往往率警察队和城内壮丁闭关自守，根本不问城外居民死活。北伐期间，丰县治安尤其不稳，入夜后，代理县长高昆峰常常胸前挂两个土造手雷，拿着手提机关枪，带兵巡视城内各商铺治安。
又因为土质原因，丰县适于种植烟叶和鸦片。小烟、大烟市场都很红火。劣绅刁民趁机勾结土匪，种卖鸦片，横行乡里。治安问题更形严重。
当时乡村小学数目既少，且在围寨之外。夜间选修灯课的学生为避免遭土匪绑票，入夜后就要进入围寨，借用大户人家的闲置房间上课。而土匪竟得寸进尺，公然在白日二、三十人一伙，持械强行在散学时绑架学生，勒索家长。（黄体润，《清末民初丰县史话》）
著名学者蒋天枢的三叔蒋念溪就是1923年死于土匪袭击，伯父蒋念濂、父亲蒋念洛、兄长蒋天桂皆为土匪劫持。为交付赎金，蒋家几乎为之破产。1926年秋，蒋天桂又为土匪所害。（朱浩熙，《蒋天枢传》）
为著名丰籍学者蒋天枢，右为蒋天枢（左一）与其恩师陈寅恪（左二）一家合影
又有城北便集刘家，1921年春遭山东单县的匪首马三部数百名土匪袭击，五人遭绑票，其中三人未成年，包括一个只有三岁的幼儿。后来，五个人质中一名病死（刘树筠），一名失踪（幼儿小成），两名十几岁的少年遭枪杀（刘懿德、刘善德）。仅六十多岁的刘汝荠一人生还，代价是支付了一万现大洋的天价赎金。“当时的一块现大洋能买五十斤小麦，地价大约十几个大洋一亩。”（刘文忠，《人争一口气》）刘家因此几乎倾家荡产。普通百姓更是深受其害，常常整庄遭到奸淫掳掠。
但是，有劣绅就有优绅，有压迫就有反抗。当时军火市场缺乏管制，民众很容易从败兵、土匪、军火贩子手中获得枪支。故而，地方乡民为求自保，中产之家多购枪自卫。即便是经济较贫困的村庄，如田楼，村民也省吃俭用，对份子钱买枪，庄上壮丁轮流使用，保卫乡土。（田书君，《土地爷出枪输财抗日》）聚族而居的大户人家，更是注重枪械、马匹的购置、训练，并且构筑寨围、挖掘壕沟，建筑四角带有炮楼的坚固瓦屋群。遇到大股土匪入境，此类人家不仅自卫，而且打开寨门接纳周围难民，提供公共安全。
在这个环境下，很多农村青少年，都自幼娴熟枪械、马术，而且逐渐丢掉了虚而无用的套路，致力于实战训练。黑楼王金刚，季庄汪茂昌，樊楼樊心明、刘继贤、李厚躬，皆以百步穿杨的枪法闻名乡里。
更有少数乡绅，不满足于消极防御，常常自组数十人的配枪马队，主动清缴周围土匪。鬼庄渠时汉、崔庄崔岘山、夏庄刘德俭，皆以此扬名全县。
尚武、尚实，自卫、自救的风气就这样逐渐扩散到丰县全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尚武的士绅尚武但不轻文，无论自己爱不爱读书，都非常尊重读书人，而且注重乡土文教。捐地、出资，兴办学校，和他们对马术、枪术的重视并驾齐驱。他们还帮助鳏寡孤独，推广慈善福利，严禁鸦片种卖。受此影响，久而久之，境内既多耕战之家，又多耕读之家，耕战、耕读之风逐渐混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自卫、自治体系。
童军入县，全民体育
在前述大环境的影响下，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起而相应。
清末民初的丰县，资源匮乏，信息闭塞，教育仍以传统的私塾、书院为主，少数新学堂也是名新实旧，多忽视体育教育，甚至连算术都不很重视，“还没有脱离过去读死书的窠臼，只注重书本上的知识灌入”。（瑞甫，《校园忆往》）
北伐后，随着朱翼曾、孙立坤、张电光、刘文炳、程守谟、宋传忍、马立言、王作楫等教育新秀，络绎负笈苏州、上海等专业体校，再回乡执教后，局面始告改观。（王述之，《体育先进敬业桑邦》）
初小普遍设有拳术课，高小则有军事训练课。大程庄小学尤其注重军事队列及攻守训练，操练时燃放爆竹代替枪声，小学生执木棍代替枪械，分为两队，互做攻守，或匍匐，或冲锋，务求实用，注重实战，若今日日本小学生之刺枪术训练。观者无不叹为观止。（邢季周，《漫谈本县抗战以前的武备教育》）
童军教育和全民体育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目标不在夺冠，所以不搞比赛导向，而重在于民间推广体育精神，强健身体更要强健心魂。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不仅举行了全县小、中学生的大型运动会，多次进行童子军露营、远足、军训，并由童子军维持各类大型活动的治安和服务。
自1936年度下学期起，县中开始“特别加强体育之教学”。自1937年春季开始，丰中学生开始接受军训，包括军姿、队列、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等科目。
同样是在1937年春季，丰县组织了以试验乡农民为主体的首届全乡运动会。这次运动会：
“参加人员不限年龄，职业、性別；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有靑春妙龄的大闺女，贩夫走卒，肩挑推车者均有参加。运动比赛项目，有团体操演及个人表演。除田、径赛外，另增加推车、挑砖、纺棉花、抗口袋、掷粉球等农村特別项目，有紧张的气氛，也有轻松的情调，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全民运动会。”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穿着洁白的农夫装，精神饱满，按保的顺序，由保长领导，一列列地通过大会司令台前，步伐整齐，俨然为一支有训练的部队。证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大部份为接受过民众自卫队的训练。”（邢季周，《试验乡的全民运动会》）
同时期，华山小学牵头，联合周边多所乡村小学，组织了立足乡土的联校运动会。还“编组了五个童子军小队，负责维持秩序”。（刘瑞甫，《粉笔生涯》）
如果历史能够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一定可以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然而，历史却只给了他们一年的时间。
就在这一年的夏季，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丰县不得不以刚刚蹒跚学步的架构，去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
半万子弟兵，七年血战史
丰县县城经激战后，在1938年5月17日失守，18日全面沦陷。6月14日，重组后的县常备队只有官兵190余人，长短枪支150余杆。6月22日扩大到379人，长短枪308支，轻机枪一挺。12月3日，常备队兵力达到一千余人。但龙蛇混杂，无论是规模还是战斗力都较为有限。
一些人力匮乏的乡村，甚至无法提供长期固定兵源，分队长以下的官兵只好轮流出勤，每人十天。称呼也不是某队长、某班长、某士兵，“而是喊三舅、五叔或姑老爷，晚辈则称二毛、二狗、秃头六”。（田书君，《土地爷出枪输财抗日》）
但是，从1939年春季开始，丰县乡土抗日武装有了脱胎换骨的发展。
各界精英相继投身抗日，知识分子和乡野士绅共同构成抗战中坚。
据不完全统计，首义志士中有校长经历的就包括了：前丰师校长黄体润（时任丰县县政府秘书），丰中校长李贞乾，刘王楼小学校长王惠恩，前辘湾私立小学校长李诚修（时任四区区长），张五楼小学校长穆伯仁，蒋单楼小学校长蒋理琮，小营镇小学校长刘德熙，宋楼小学校长张电光，宝锢寺小学校长徐德让，历任柴楼、程集小学校长的程守祥，曾任小学校长的彭世亨（时任四区农会会长）、孙裕澄（时任县立中学教员）。
此外，抗战时期的县长董玉珏曾任县实验小学（后改称书院小学）校长、教育局局长。战时《丰报》负责人兼伪军策反工作联络人刘昭祥曾历任傅庄初级小学、宋楼完全小学校长。
另外，店子民众教育馆馆长、前丰师心理学教师李坤若（李贞乾的弟弟），赵庄集小学教员、书院小学教导主任安方中，县立体育场场长、体育教师孙立坤，前常庄小学教员常敬华（七七事变爆发后即辞职参加抗战，后因所在单位解散而赋闲在家）、县立文庙小学教员赵道儒等教育界人士，也积极投身抗战。
各乡士绅更是纷纷毁家纡难，出人、出枪、出粮、出钱。如渠时汉、崔岘山、彭元仁、樊心明、刘德俭、刘保恩、张金声、邱剑光、李旭辰……皆堪称表率。
在兵员的遴选上，日趋注重质朴刚健的贫困农家子弟。一时有“书生官、庄稼兵”的称谓。（麟选，《艰苦岁月忆当年》）
到1939年的5月8日，县常备队与各区常备队总部力已接近四千人。7月17日，达到4300余人。9月20日，达到5467人。其中，七区常备队刚成立时，只有红缨枪，到39年6月23日，已有长短枪100余支，机枪一挺。
但是，也正因为发展迅猛，而且一再主动攻击日军，所以丰县抗日武装日趋成为日伪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驻丰县日军扫荡时拍摄的宣传照
在日军一次次的围攻扫荡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尸骨无存；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没有留下后人，也没有留下姓名。乃至子弟相枕籍，师生共玉碎，有子前仆而父后继者，有师先死而生随之者。
如李贞乾兄弟七人，三人死于抗战；乡绅渠时汉与弟弟渠时淑、侄子渠敬忍同日阵亡；刘王楼小学校长王惠恩与堂弟王昌恩、从堂弟王涛恩亦同日力战殉国。又有戴庄刘家，兄弟四人，两人参加正规军，两人参加乡土抗战，老父亲刘维圣担任情报员，为日伪所害。
抗日英烈李贞乾
实话实说，这些乡野武装和高度专业化的日军相比，确实差距巨大。但是，他们在战争中学战争，大胆创新，百折不挠。
他们用黄蒿与尿布防毒气，用晚清时代遗留的乡间工事对抗日军的坦克大炮。一套棉袄棉裤穿几个月无法换洗，全身都是虱子，戏称“抗日虫”。
他们挖掘路沟，切断公路。再将路沟相互连接，形成遍布全县、密如蛛网的路沟体系，在限制日军机械化运动的同时，又方便我军的隐蔽移动，可攻可守。有古兵法“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的神韵。
在最低谷的1940年8月，丰县乡土抗日武装一度兵力不足两千，战斗力较强的永安大队随后又被苏北专员汤敬强行收编为卫队。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1月12日，丰县抗日武装又倔强地恢复到4500人的规模。1942年7月8日，进一步增加到5100余人，步枪2947杆，匣枪258支，手枪70支，轻机枪19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掷弹筒一具。
抗战精神，不屈意志
1943年之前，丰县抗日武装的一切困难都靠自己解决。43年后也只是得到了阜阳正规军的有限子弹接济。在这种情况下，仗打了将近一年，军服才到位三百多套。一个士兵一年只能领到两套鞋袜，手榴弹平均一个班只有两三枚，棉大衣每班只能确保两件。（黄体润日记，1939年5月19日、9月11日）到抗战结束时，很多步枪兵还没有刺刀。士兵和基层指挥官三分之二是文盲，而且年龄差别极大，从十几岁到六十岁的都有。（李鸿飞，《任政训员的回忆》）管理和训练均极具挑战性。
但是，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不遇盘根错节，何别利器。
士兵素质差，好在指挥层多乡绅和教育界人士，所以将识字班列为基础科目。没有黑板就用门板，教材稀少（一个班级只能分到一本）就靠手抄。学员“以树枝作笔，地上习书，心惟口诵，全力以赴”。（张麟选，《敌后游击生活的回忆》）一些求知欲高的士兵，甚至自己找来《论语》、《千字文》，找指导员加课。（李鸿飞，《抗日游击队的教育训练与补给》）
随着一些去后方受训的青年骨干的返回，再加上战前县体育界大佬的鼓励，一些中队又组建了足球队、篮球队，体能训练之中兼得休闲。43年秋季，一团和丰中师生的足球大战，轰动一时。第一次丰中获胜。第二次团长王德举亲自上场，团中精锐尽出，扳回一局。（朱应容，《丰西求学琐忆》）抗战前的体育精神与尚武风气，就在这呼喊奔腾之间传递。
武器匮乏，就自建造弹场。四处延聘技术员，征集各乡村的能工巧匠，再与一帮中小学师生共同努力，从外壳到引信到把手，从炸药到组装到保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攻克，最终不仅威力逐渐接近正规军品，且安全可靠，能够量产，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经能够保障每个士兵配备两三枚手榴弹。不仅供应自己，还支援友军；既送成品也送制造技术，成为沛铜砀单等县抗日武装的手榴弹供应中心。甚至还大量供给过境的正规军。
在造弹场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修械所，巡回各部队维修武器。随着对武器了解的深入，产品逐渐由手榴弹而机步枪子弹，最后居然开始挑战超高难度的轻机枪。
一个本地铁匠，在只有一根轻机枪备用枪管的情况下，用两个月的时间，四千多斤麦子的费用，全手工，居然仿造了一挺可以乱真的捷克式轻机枪。（李书鸣，《战乱随笔》）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以为丰县人又吹NB。但是，当这挺机枪在靶场上连打两个弹匣没出现一发故障时，所有人目瞪口呆，当场全部跪服。1943年后，丰县工兵队主力奉命南下陇海线上破坏铁路交通。他们经常带铁轨回来送给造弹场。利用这些原材料，丰县工匠又连续自产三挺轻机枪，交付部队，均达到作战要求。（麟选，《抗战初期的丰县》）
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的捷克式轻机枪（ZB vz. 26）
军服问题也是土法统一。发下去白色土布，各自想办法染色再做成统一服装。于是，用锅底灰、烟囱灰染出灰色；用高粱壳子加榆树皮在水里煮，染出土黄色。（邢季周，《抗战时期的民生概况》）换季的时候，如果新服装落实不下来，就把棉袄、棉裤里的棉絮抽出，只穿外壳。（李鸿飞，《抗日游击队的教育训练与补给》）
战斗单位已经如此艰苦，非战斗单位只能更艰苦。宣传队“顿顿是豆饼面，六个人一碗青菜”。晓风剧社巡回宣传抗战，常常大小演员背着行李、道具，彻夜急行军，还要绕据点、过封锁线。小演员实在跑不动了，就由大演员“扶着搀着跑”。因为长期睡在麦秆谷草上，很多人身生疥疮，又没有医药，只能硬熬。（王世训，《回忆抗战时期的丰县晓风剧社》）
即便是如此艰难困苦，这帮人还没忘记教育。主管教育的王如燻提出了著名的三间屋办学理念。只要有三间屋，不管是草屋瓦屋还是石头屋，只要有师生，有教材，坚持爱国抗战，能让乡村儿童有书可读，不管你是用黑板门板还是棺材板，县里都全力支持，给予各种帮扶。就这样，“在炮声隆隆终日东奔西跑逃难之情况下，全县创办了一百九十多所小学，三所初级中学。使近万学童得以就读。”（蒋念明，《王如燻先生的幽默》）
截止到1944年底，全县共有“初中一校，完全小学十三校，高级小学补习团十一校，烈士遗族学校一校，乡镇中心学校二十六校，专设及附设民众学校四十余校，保国民学校二百四十五校，合格村塾三十余处。在校读书青年及儿童共计一万一千余名。”（黄体润日记，1944年元月二日）
其中，这初中一校在城北、城西、城南各设一个分部，以有限的师资轮流教学。学生则每人一块石板，一杆石笔，一个马扎，一个书包，遇到敌军来袭，就“疏散到树林中，青纱帐内”，继续上课不误。（邢季周，《抗战时期的县政措施》）
不容忘记的“丧家狗”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冰山一角。他们的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其中，有斩将夺旗的辉煌，也不乏兵败麦城的凄惨；有慷慨激昂的回忆，也不乏哀伤低回的沉思。
回顾他们的生平，要是按照当下各种抗日神剧的标准，他们何止算不上英雄，简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他们撤退的时间比战斗的时间长，打败仗的时候比打胜仗的时候多，挨饿的时候比吃饱饭的时候多，几次战斗打死的鬼子凑不齐一个分镜头。
他们没有包子雷的神器，也没练成手撕鬼子的神功；
没有肩抗土炮打五星级碉堡的技能，也没用石头砸下来过日军的飞机。
反而常常为躲避日军的扫荡而东躲西藏，游荡荒野之中，欲求一餐之饱而不可得。简直可以说是惶惶如丧家之狗，几无立锥之地。但是——
他们虽如丧家之狗，却从未忘家；他们几为亡国之奴，却终不甘为奴。激于大义，起陇亩之间，不畏强敌，毁小家以纡国难，执干戈而卫桑梓。以仓促乌合之众，数当强寇，转战铜沛萧砀之地，间及济金鱼单。败而不馁，挫而愈坚。
因为他们，抵抗的枪声从未停息。因为他们，日寇寝不安枕、坐不安席，不得不在一片兵家不争之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
这就是丰沛古烈士之遗风。尚武、务实、不信邪。敢想、敢干、不计成败。虽历经宋明市井文化之侵蚀，重文轻武积习之冲击，仍延续未绝。
今天的丰县，依然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没有话语权的小地方。再加上时光总是模糊历史的印迹，安逸无声销蚀尚武质朴的民风。以至于，即便在丰县，知道这些往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也日趋凤毛麟角了。
今天，无人将他们的故事写入正史庙堂，也无人将他们的故事列入乡土教材。更无人关注他们的无问西东，无人在银幕上展现那一个个远去的背影。
但我相信，在今天，至少部分丰沛子弟的胸中，仍奔腾着先烈的热血，有一颗不灭的火种。假如时光逆转，易地而处，我相信，无论后人会不会记住他们，他们一定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宁做战而死之丧家狗，不当跪而生之亡国奴。
是为吾乡不绝之古风，是为吾乡最值得后人怀念、致敬的一群“丧家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