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庆云
年前，我得了一本河北作协主席关仁山的最新小说《麦河》。出于对主席的尊重，认真阅读了这本厚厚的小说。最后的观感是：虚假、造作，打着写农民的旗号糊弄事儿。在一次交流会上，我提出疑问，我们很多老派的作家们，怎么写不出新时期的农村了？像关仁山主席这样，打着写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而闲扯成乡村瞎子爱情的小说，难道成了当下的主流吗？
有同仁介绍我观看高满堂先生的《老农民》。老高为大家熟知，估计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有一年的剧本版费到了三千万，上了当年最富编剧的榜单。这部《老农民》我也认真观看了，企图看到中国当下有价值的农村叙事。电视剧里边有一个青年观众熟悉的演员，蒋欣。它主要讲的是建国前到当下的农村土地上的事情，基本上也是围绕土地展开。
剧情最值得点赞的地方也出现了。这个男人让蒋欣角色把父母的两套老家住宅中的一套抵押出来，才答应借钱，以此来对抗蒋欣角色父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我觉得，这种艺术创作，编剧是在场的，而且是高于剧情的。编剧用这种桥段方式，告知所有观众，我们反对并且要有效地反抗重男轻女的思想及其行为。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个地方——它通过桥段的方式，进行抗争，且指明抗争的有效途径。
所以，我觉得，蒋欣主演的这部《欢乐颂》树立了一种积极向上的都市生活价值观。都市生活，重契约精神，重团队合作，重新思想的建立，并且，《欢乐颂》中还重邻里关系，重了亲情和友情。在亲情上，更是不拖泥带水，以当代正确的关系进行确立，如蒋欣饰演的樊胜美和父母之间关系一样。
但是，再看蒋欣主演的这部《老农民》，说心里话，我是喜欢不起来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第15集的时候，女主人公灯儿不答应一门婚事，而其父亲为了逼迫她，而选择跳井这么幼稚的闹剧。在这出闹剧之后，父女达成和解，在井边就答应结婚了。编剧对这个桥段的描写，并非以怒其不争甚至大力批评的姿态，相反，确实以“何乐不为”的姿态在描写。他过分享受了这种农民甚至可以说普通百姓最先天的劣根行为。
这就是创作者的自觉性与自律性了。《欢乐颂》批判这种父辈包办牺牲子女的行为，而《老农民》却对此津津乐道，这才是最大的差距。创作者以怎样的姿态来写时代，尤为重要。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抓住像的问题，把故事写更接近真实，而是要有创作者自身的态度在里边，对错误进行批判，对正确进行建树。抱歉，我没有在《老农民》中看到任何的作为。编剧老高过分享受那种农民的劣根带来的各色桥段。
中国作家包括编剧写农村小说和影视剧，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先上来的，便是鲁迅先生那一批次的。起笔非常高，上来便是《祝福》、《阿Q正传》这样的批判，断然不是享受他们的劣根带来的桥段表演。民国一代，基本上以批判为主，力图进行国民性的现代化建设。到了建国初年，颇有一批作品开始转型歌颂农民，尤其以歌颂奉献为主，十七年文学中，这样的作品俯仰皆是，我不想举什么例子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段时间的劣根性批判，但是没有深入下去。到了当下，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乡村爱情》那个样子的了，不是批判，而是找乐子顺带着歌颂主旋律。我文章开头提到的河北作协主席关仁山先生的《麦河》，也大同小异。像《老农民》这种戏，我总觉得，不仅剧情不够真实，而且创作者本身的精神层次过低，歌颂的面容背后，不知藏着一个怎样的心思。
说到农民戏，我很喜欢郝杰导演的《光棍儿》，无处不是批判，断然没有虚假的歌颂。或许，我们在民族性格上找一找问题，并且通过剧情去塑造一个优秀的适应现代性的性格，是影视从业者应该自觉遵守的原则吧。我之所以点赞《欢乐颂》，也正在于此。它理智清醒，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思维方式。艺术的价值，至少有一半应该在这种社会价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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