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相（thefair）的第288篇文章（Sayings：袁凌跟我讲过他采访马三家的过程从那座劳教所劫后余生的人隔着电话向他复述酷刑，他却要做出不感兴趣的漠然语气这样对方就会尽量耐心地讲更多细节，而不会因为倾听者的赞同而变得激动起来，只表达情绪，浪费了故事这碰巧符合一个规律：死亡是热腾腾的，但讲述死亡必须从冷漠开始，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一个真实故事让人泪目?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真实故事让人泪目
这是世相（thefair）的第288篇文章
（Sayings：袁凌跟我讲过他采访马三家的过程。从那座劳教所劫后余生的人隔着电话向他复述酷刑，他却要做出不感兴趣的漠然语气。这样对方就会尽量耐心地讲更多细节，而不会因为倾听者的赞同而变得激动起来，只表达情绪，浪费了故事。这碰巧符合一个规律：死亡是热腾腾的，但讲述死亡必须从冷漠开始。
死亡太常见了，我们不可能永远幸存，只是比早死的那些人晚一步掉队。假如真肯放下身子到生活里仔细地察看，人们就会知道死亡实在算不上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死亡只是一种更大残酷的结束。不知道死亡就不知道活着，但知道了死亡以后，我们恐怕也未必真能明白“活着”是什么。）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节选）
作者：袁凌
粪池婴儿
一
在医院住的那些年，对上厕所一直害怕。广佛医院的厕所在一个荒院子里，抹了石灰的土墙屋，里面正像医院的厕所那样出奇地肮脏，常常使人无法蹲下去。似乎人一生了病，干净什么的就抛到九霄了。许多年以后，如果晚上便秘，还会梦见自己蹲在医院厕所的蹲位上，由于实在太肮脏，怎么也解不出来。
但当时我害怕的不是这个，是厕所里泡的死娃子。
每年计划生育运动一来，医院把好多女的弄来人工流产，我成天看见妇产科冉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提个桶，桶里装的就是婴儿，还有胞衣、血和棉球，冉医生让等着的男农民提到厕所里去，倒了。手术室窗底下有一条小沟，不断地排出血水。那农民提着自己的没成形的儿女，不知道看不看一眼，也许是心情复杂地，“哗”地把一切倒进了厕所。婴儿扔到粪坑里，要漂起来，一天要做几个，粪坑里就漂满了婴儿，泡得肿泡泡乌油油的，周身盘着一团团的蛆。
没有一个厕所像医院这样喂养了这样大量肥壮的蛆，夏天的时候，蛆像一根根裹起的粗绳子，顺着便槽爬上来，爬上脚面。蹲着的人不得不随时挪脚，把脚背上的蛆抖下去。有时我感到它们在脚背软乎乎地蠕动，没有五官的头，只带着一根小小的尾巴，会想到它们也没有那么讨厌。大人背着打农药的机器来杀虫，一阵喷洒之后，墙角蠕动的蛆成了一堆尸体，慢慢地僵硬干枯，变成黑色，像是一种药用完后的下脚料，直到冬天还堆在那里，叫人联想不到供养它们的婴儿身体。
婴儿的手脚，有的连眼睛都长好了，有的看得出头发，传说有一次婴儿流产下来是活的，倒在厕所里，还哭。有一次一个婴儿只长了一只手臂。
蹲着的时候，看到那些漂着的婴儿，恐惧他们会伸手上来，掏出我的肠子。我的下身此刻毫无保护。我只有低下头从便槽里看下去，死死盯住那些婴儿，提防他们。这是白天。一到晚上，除非有人打伴，我就像一个女孩子，怎么也不敢上厕所，但是我已经十多岁了，不能老要人打伴。我跑到附近的粮管所、供销社，甚至很远的林特站去，我到医院的菜地里，躲在包谷林里。可是这不是经常的办法。
直到我上大学了，家也搬到了另外的医院，那里的厕所里一样也有婴儿，我还老是害怕他们的报复。
野狗爱到粪坑的出口转，因为医院的粪特别肥，农民喜欢来挑，有时候连死娃子舀上来了，就撂在出口边上，野狗来叼到到处跑，有回在太平街的正街上，出现了一个死娃子。医院自己种的菜，也都用这粪浇，特别肯长。
有一年爸爸和另几个医生专门用一个婴儿，把南瓜子种在它脑袋里，挖坑埋在地里，结果那一年长的瓜有小桌子大，就是没人敢吃，也不知到底有人吃了没有。
二
冉大夫是我少年时见过最白胖的人，超过伙房里妈妈发出来的馒头。她的脾气却完全地凶暴。经常把她的丈夫、一个瘦成麻秆子的人追得无路可逃。或许是那些被打掉的婴儿带走了她的好脾气。
她喜欢收礼。每个生孩子的女人进手术室之前，男人都要提一只鸡给她。她家的鸡养在木笼子里有一大群，再倒手给别人。那时鸡都散养，只有她收的鸡像兔子一样关在笼子里。后来她不收鸡了，变成好保存的烟酒，可有一次，一个穷人家还是只送鸡给她。
她就借口做饭，不进手术室。那头女人发作了，叫她几次，她还不肯洗手戴手套。等她饭吃了过去，女人是横胎，已经来不及抢救了。
男人要杀她，以后又告她。她赔了几万块钱，保住了工作。以后依旧是她做妇科手术，依旧有人送烟酒。
医院起了一排小平房作宿舍，冉医生的烟酒存在小平房的楼上。
楼板只是木条子钉起来支撑的竹席子。冉医生定期搭梯子上去，取下烟酒送到县上糖酒公司卖掉。有一次一瓶酒搁得有点远，她踩着楼板去够，结果竹席子受不住体重，轰地塌下来了。
冉医生一屁股坐在地上，正好摔坏了尾椎骨。冉医生瘫痪了，躺在床上，过了几年去世了。
别人都说，按说她的屁股肉也厚，怎么就正好摔着了尾椎骨。
被枪毙的小偷
有一段，县上流传一件公安枪毙小偷的事：公安局一次行动抓人，到一个地方，一个以前被抓过的小偷看到公安局来了，就拼命地跑，本来这次行动不是抓他，他当时也没犯事，就是害怕公安。他这一跑，公安就追，逮住了。往公安局走的路上，他说要上厕所，公安让他上。厕所挨着县委大院的围墙，他就从厕所里爬上了围墙，想要往县委大院里跳。公安在外边等他，一看他骑到了墙上，要往那边跳，那边是县委大院，掏出枪砰地就给了一枪。一枪就从墙上打栽下来，后来检验，打中了背，抽了几下就死了。公安说是小偷揭砖头砸他，他是自卫，只想打小偷的腿。再说那边又是县委大院，不能叫他跳过去。
公安似乎并没有被抓起来，只是内部处理了一下，因为没有人告。小偷据说除了偷，还赌，他父母早就伤透了心，一点不痛心，倒还说“打得好，为民除害”。他们也没有收尸，尸体就由公安局处理了。
关于公安，县城还流传一件事：一个公安到歌舞厅去玩，从包厢出来发现丢了手表。问小姐，小姐不承认。公安说明明是你拿了，交不交，不交看我怎么治你。小姐说就是没拿。公安就走了，第二次去歌舞厅，专门找那个小姐进包厢。一会儿小姐撕心地惨叫起来，大街上的人都听到了，原来公安假装亲热，一口咬掉了小姐的奶头，“呸”的吐掉了。
事情传遍了县城，闹大了，都晓得了公安局进歌舞厅，还咬了小姐的奶头。小姐又到法院告，那一段法院天天也是传的这事。公安局压力很大，只好局里出面，给小姐补偿了两万块钱，告诉她“永远不要再踏上平利的地盘”。小姐是浙江的，还带着伤就走了。咬人的公安，也是内部处理，调到了底下一个区上去。
关于咬掉奶头，我们那里还流传一件事，一个死刑犯在临刑的时候，要求再吃一口母亲的奶。母亲让他吃的时候，他就一口咬掉了母亲的奶头，说：“我恨你生了我，喂了我，却晓不得教养我，叫我走到了今天。”
有人说这是反革命李宁，叫我想起最后一次见过的他母亲，心里吃惊。后来明白，这是那个年代到处流传的故事。
霸 占
看望姑婆的路上，经过一户人家，这人家正好在垭口上，上来下去好歇息一脚。房子只是孤零零两间，很小很破烂，墙壁有很深的坑，很少见这样的房子。大门里黑洞洞的，像是塞满了柴火。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小絮喊他“表叔”，他喊我们进去坐，小絮似乎是连忙说不不，加快脚步走了。走远一些，她告诉我，那个“表叔”强奸了他的亲生女儿 ！
我有深的惊异，回想他的面目。前一次，我自己瞎逛，到了这里，到屋里坐了一会，只有两把椅子，磨得油光发亮，他和另一个卖竹子的老头子一人坐一把，抽着旱烟，说些事情，我听了半天，也听不明白。看去只是一个平常的农民。 小絮说你看他是不是有些猥琐？
他有一儿一女。女儿十二岁就给他霸占了，一直不敢说，他威胁要说出来就杀她。整整四年，后来怀孕了，母亲打骂她，她才说了。母亲活活气死了。娃子生下来就扔了，他又把女儿卖到远处去，现在只剩他和儿子，儿子一成半年不回来。亲戚都从不登他的门。
在湿润的山道上，雾气流动。这个故事像一条最乌青最乌青的蛇，使我眩晕，不敢想。甚至改变我整个的乡村观念。
后来又有一次，逛到那幢小屋，门锁着，门前跑着几只小鸡。看见他低头在地里弄犁，似乎已弄了很久。我远远站着，他似乎发觉了我，自语了一句：“犁头又坏了”，但没有抬头。一头牛站在他旁边，若无其事地等待着，似乎能听到它反刍的声音。阳光白光光的，他的秃头是古铜色的，想到这人和茅屋的事，像是不能相信的噩梦，又叫我想到一部片名《阳光下的罪恶》。
请留下遗言
几年前，我初次参加一种在北京白领圈子里流行的游戏，叫做“天黑请闭眼”。明亮的灯光之下，围坐在桌旁的人们闭上眼睛，示意天黑了，有人在黑暗中被杀害，头两个死者可以留下遗言，讲述对于自己遇害的想法。到了第三个死者，主持人宣布“没有遗言”。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那是在重庆两路口和菜园坝火车站之间山坡的棚户区，炎热的阳光下，她坐在一辆板车上，肚子肿得很大，双腿也浮肿了，已经不能走路，大小便也拉在车上。从火车站捡来收养她的母亲是擦鞋的，父亲是骑三轮车清理垃圾的工人，都要清早出门讨生活，只能把她留在这辆板车上。
周围的人说，以前养父白天托两位老年邻居照顾她，结果两个老头和一个棒棒下了黑手，用些糖果之类诱奸她，小女孩只有八岁，下身都弄坏了，去妇幼保健站检查，说她子宫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好的了，没有钱治，拉回来等死。
我见到了那个老人，他辩白说天地良心，自己拿她当孙女，哪会对这么小的女娃下手。在另一间依斜坡搭建的棚屋里，又找到了那个棒棒，他的屋里有一个女人，另外只有一口半边土灶。他赤裸着晒成古铜色的上身，使我惊讶的是，他的两个肩头受力的位置，各长有一撮浑圆黑亮的汗毛，向上竖起，像专门修剪过的盆栽一样整齐。他指着那个女人对我说，你看，我不缺女人。话说回来，实在没有女人，我还可以去找“棒棒鸡”，也就十块钱一回。啷个得弄小女娃子哟！
没有什么能证明他们说谎，我回头找到了那个小女孩。她已经被闻讯赶回家的父亲抱回了家，坐在棚屋门口的一个小板凳上，靠着木板，她只能这么靠着墙壁坐一会儿。我在她面前蹲下来，问她那几个人到底是不是害了她，她不出声，似乎对我含有敌意。
一股情绪涌上我的脑门，我定定看着她的眼睛，加重语气问：
“你想不想活？”
她吃惊地抬起眼睛看我。我又加上一句：
“想活就说实话，我来帮你。不然，就没人能救你了。”
她看着我，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过了一下，开口说：
“我想活”。
她开始给我讲事情的经过，但她的记忆已经含混不清。她叫那个老头“爷爷”，喊那个棒棒“叔叔”，语气像是他们完全没有伤害过她，但忽然间会非常不耐烦，现出无法表达的、超出了孩子年龄的敌意，就像刚才她面对我的沉默。
两天后，她死在了自家棚屋里。我没能帮到她，尽管她曾经面对我的眼睛，留下了遗言：“我想活”。
没有遗言的死者总是更多。小时候，我在核桃树下见到了第一个死人，是一个高高长长的小伙子，他是队上打核桃时从最高的树梢摔下来的，脸上青一道黄一道的，染着青皮核桃的气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一头摔死了。以后队办煤矿出了事故，七个大人躺在炭洞门口的煤渣上，头枕着一堆坑木，耳朵像是坑木长出的木耳。他们也全都不说话，尽管平时是家长。我对这种难以理解的沉默感到恐惧。
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这像是一种暗中的挑选。通常每家都会丢孩子，出天花、汤火关、落树、蛇咬、瘟（溺）死、掉魂，都是挑选的手段，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只有那些躲过了筛眼，留在了筛子里面的孩子们能够存活。丢的孩子们消失了，留下来的孩子们，往往也在身上带有筛齿的伤痕：我本人的手臂至今留有惊心的“汤火关”伤疤，小学和初中班上的好几个男女同学，火伤疤盖住了半张脸，或者夺去了一大块头发。在上学过程中，还有同学加入消失的行列，譬如一个得癌症的、功课拔尖的女生和一个只用辣酱下饭呛伤了肺，在出生的土屋里死去的男生。他们也许留下了遗言，也许没有。
成年之后，以前同桌或是同班的伙伴，大部分离开课堂，走上打工、下矿、种地，或者是当发廊妹的轨迹，从童年开始的筛选过程并未终止，更多的人从命运的筛眼中漏下。一次矿难就可以夺去几十条性命，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我曾经提着一个矿工表弟的骨灰走在羊坊店通往北京西站的街上，也看到过一个被人贩运到非洲卖淫染艾滋病身亡的少女的初中毕业照。我的小学同学们有多少列入了亡故名单，对于过早离开乡村的我来说是个谜，只有几个腰身瘫痪或者患上尘肺的人作为见证。
在外面，我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有大人物，也有不名一文的叫花子，有思想家，也有脑瘫的儿童。前者或许有机会留下遗嘱，后者却没有人听他说话，或许失去了说话能力。命运既公正又势利，让死亡本身千差万别，却又用巨大的连成一体的沉默覆盖了这种差别，甚至消灭了凶手和被害人的区别。不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死者说过的话，就像在游戏中那样，“相信死者”。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留下遗言，也要记住他们的眼神、手势或者气味。
在衡阳大火后的殡仪馆外面，遇难消防官兵化作的油烟落到了我的头脸和衣服上，腻腻的一层，使我几天失去了对任何肉食的胃口。这或许是他们需要的致敬。在一座政府办公楼的地面，一个残疾人抱住没收他残摩的副区长自焚跳楼，留下了褐色斑点。他的空房子里半床《潇湘晨报》像稻草一样腐烂，床脚长出了青苔。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见识的死亡多于常人。在我赶到的时候，现场往往已经清理完毕，只能从残迹中寻找他们的遗言，还原遇难的内情。
进入不惑之年前后，我感到以前处在身边两侧，以及在身后撂下的死亡，渐渐地出现在人生的前方。死亡从有些隔膜的祖辈坟头推进到了父母一代。长辈们的日渐凋零，以及同龄人的“英年早逝”，使我不能不想到，我们在这代也终有一死，我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幸存者，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比童年时就掉队的伙伴们走得更远几步。
一代人的逝去才能给历史留出位置，让后来者开辟他们的领地，而不是像游戏一样可以重新开始，永远是同一拨人。命运的圆桌旁，没有人能“自信人生二百年”，再好的冰棺也不能保鲜灵魂。
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不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狗、树木、蜜蜂和河流。
到最后，我将留下遗言，自行记录，作为死亡档案的开篇，人世纪念册的封底。
来源：摘自袁凌的新书《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作者授权世相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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