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书法家蔡邕用标准的八分隶书体写成，故又被称作是“一体石经”，原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其集汉隶之大成，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对后世书法的发展影响深远。
近期，在国家博物馆“秦汉文明”展出的“熹平石经” 残石(3块)，残石上刻早已失传的儒家经典《乐经》经文。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省洛阳市太学遗址（今河南偃师朱家屹垱村）出土，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
一、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共46块，包括《易》、《礼》、《春秋》等七种。
二、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
三、唐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在长安开刻，用楷书刻成《易》、《书》、《诗》“三礼”等十二经。
四、蜀石经：五代后蜀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等于成都，并有注，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
五、北宋石经：北宋用楷体、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
六、南宋石经：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刻《易》、《书》、《诗》、《左传》等于临安，共二百石，现存七十余石。
七、清石经：乾隆五十六年刻十三经于北京，共一百九十石。
其中，东汉熹平年间《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年间《正始石经》与唐文宗开成二年《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刻儒家经籍最为著名的三大石经。另外，刻佛经约始于北魏之末，盛于北齐，北周，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有名，所刻石经最多为《道德经》。
《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年间（公元175年—公元184年），汉灵帝召集蔡邕和堂溪典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历时九年，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隶书体，世称“熹平石经”。46块石刻，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极为有名。
《熹平石经》系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石经原石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石碑已毁，北宋以来屡有残石出土。近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存八千余字。考证其源流的有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可供参考。
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经原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二百零五字。这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字最多的一块，向来为书法界、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不仅仅是隶书由秦入汉已达到了它巅峰状态，而且其它各种书体（章草、草书、行书、楷书）的发展也日趋完善。汉隶可以说是汉代书法突出的成就。它既继承了秦隶的一些运笔、结构方法，又下启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书法艺术。隋唐以后直至近代，虽然楷书、行书、草书颇为盛行，而隶书依然经久不衰，这就说明汉隶是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崇高的美学价值的。
东汉时，石刻渐多，特别到了桓帝、灵帝时期，隶书日趋精美，笔势旖丽生动，结构婀娜多姿，风格流派纷呈，成为汉隶的黄金时代。尽管汉隶风格流派纷呈，但就整体艺术特征而言，其运笔藏露相间，表现了笔力含蓄蕴精之美，给人以秀润遒劲之感。以蔡邕的隶书为例，其运笔的典型特征是波磔（指汉字书法的撇捺），这是一种富有力感与动感的曲线美。隶书运笔波磔所产生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正是曲线与直线的相互映照，风神逸宕。它既体现了一种工稳端庄之美，但又有别于小篆的匀齐对称，而是利用笔画线条、偏旁部首的组合来形成的平衡。
隶书在汉代为什么如此兴盛呢？这有它的社会原因，由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使用也日趋频繁，而隶书的书写要比篆书迅速简便得多。正如书法家卫恒在《四体书势》所言：“隶书者篆之捷也。”于是，原先在民间使用的隶书官方也开始确认了它的使用价值而加以采用。这就为隶书艺术的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书写隶书在当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写隶书也是当时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所谓“史书令吏”就是指擅长写隶书的令史，所以汉人称隶书又叫“史书”。当时曾流传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为义，史书而仕宦。”意思是说，何必去讲究“礼义”，能写好隶书就可为官作宦。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
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
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